34章 人脑综合知觉与社会主映像
前述中已为读者知道：综合知觉积累促成脑功能自发定向响应的优势，是三种“主映像”综合链接的既有积累为其构造了记忆激活条件：一是链接知识积累的相关主映像，二是促成日常自发行为的生活主映像，三是构成大众心理定势的社会主映像。
其中，“社会主映像”包括：所有公众人物、所有进入大众传播过程并影响过感染过广大受众的各类视听形象和文化娱乐形象等。他们展示的形象给予民众的记忆积累将不仅转变成一种“社会文化沉淀”，而且在民众头脑中可促成具有共性特征的综合知觉对外响应条件，换句话说，它将形成特征类似的自发情感响应方向和社会敏感事项。
在此，负责任地给全社会著名成功人士以及各类“公众人物”提个醒：在你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传奇经历令人崇拜和敬仰，你的身后有众多“追星族”正在向往你的影视形象、新闻形象和广告形象。作为能够引领并改变大众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公众人物、作为一种深深印在民众记忆中的“社会主映像”，如果你有意无意闹出太多“公众遗憾”，那就不再是个人小事而是“社会主映像”在普通人脑中的破碎。它可直接造成民众直觉方向的紊乱，或导致综合知觉记忆链接体系崩溃使众多人陷入精神痛苦。
包括公众人物自杀行为也会招致“粉丝”直觉紊乱。据《影视圈》报道：影视歌三栖巨星张国荣跳楼自杀次日算起24小时内香港有6名青年男女相继跳楼自杀。
（2008年加注：韩国中年妇女偶像崔真实自杀后24小时内，有两名韩国妇女相继自杀。报载与崔真实相似，同样选择浴室利用沐浴喷头和弹力丝织物结束生命。）
（2008年加注：韩国精神病专家称：此时凡有抑郁症患者的普通人当看到自己所喜爱的人失去生活希望时，他们也会丧失信心。而崔真实的公众形象是什么？号称积极而亲近。然其绝望的自杀行为却使崇拜者的综合知觉原有记忆崩溃致人极度痛苦。）
（2009年加注：报载遗憾的事件接踵而来。又有被称为天王巨星的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于
人脑以“社会偶像”（即“社会主映像”）为深刻记忆和记忆链接优势的综合知觉，其所构造的大脑响应功能往往决定着社会人大部分可以超越社会管理权限，即在自我生活领域中的直觉动机取向。如果缺失了社会管理者善于运用“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的主动性驾驭，那些现代化国家必然会莫名其妙地发生周期性的社会管理紊乱现象。
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任何时候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亲民形象，这是改善普通民众综合知觉响应方向的根本性国策。过去的中国，因为在政治领域闪亮着一颗传奇式的“大救星”，民众即使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对“救星”所依赖所向往的质朴感情。只要这颗“救星”一挥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用太多思考，依靠综合知觉积累即产生步调统一的、更发自内心的言行响应。尤其是过去那些没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的数亿农民，其单纯依靠直觉响应的表现更突出。
今天，中国人民告别了政治神坛，改革开放也容许社会包容除邪教信仰、极端化倾向和违宪言论以外的多元化思想，人民懂得了赢得富裕生活靠改革靠政策靠市场，不靠天上的“救星”。但是，一个正在走向创建理性社会制度、正在培育理智人素质的国家，其民众综合知觉中自幼传承和代代延续的“亲情”响应方向则必须永远存在。它容不得任何人造成“社会主映像”的破碎、造成人民群众综合知觉响应方向的紊乱，容不得支撑13亿民众综合知觉中的“社会主映像”——共产党的干部形象与人民产生情感裂痕！
如果没有一个堪称强大精神支柱的“社会主映像”能够稳定造就民众有响应优势的直觉和本能，那么，全社会综合知觉响应方向将是无序的、散乱的。人们会在各自记忆积累中形成各自的综合知觉亲密链接方向，民众的非理性心理定势便是一盘散沙。这是不能违背的科学原则，也是政治家们必须遵守的人脑微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按照“紊乱学”（又称“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揭示的道理：“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以让德克萨斯州酿成一场龙卷风”。物质世界初始细微变动能在持续变动中逐步演变成一场大系统功能的紊乱。人脑记忆积累的改变属于微观领域生化介质运动机制的改变。这种改变对杰出人物来说，是他将用自己的智慧头脑改变客观世界的初始响应条件之变；对广大普通民众来说，则是改变了民心所向的脑生化介质响应机制。
所有大系统的紊乱和巨变都始于信息与响应的微观介质运动。
一个小小冠状病毒的变种，可以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典”风暴；
一个普通的气功传播者，可以埋下社会紊乱的跨世纪祸根。
杰出政治家都会接受一个道理：政治家的决策动机在更高的理性思维面前，他的动机可以自觉调整。但倘若是广大民众脑神经介质运动机制发生了“社会主映像”链接优势的改变，则逆转艰难。“民心不可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先哲智慧，从主体理念上模糊照见了信息与响应的微观物质运动规律。此一规律是自然法则的一种。
所以，杰出政治家一旦发现政府形象给予广大民众有不良记忆积累，他一定要纠正，以形成新的记忆积累。对此，人们过去较多看到的那是党性和政治问题，没有更深刻看到它是脑科学问题。作为改善人脑直觉响应方向的一种科学原则，当它没有被确认为科学原则时，就被当作一种有效的“执政经验”，有史以来没有国界党界之分。
老布什模仿亲民形象，施罗德也能，许多政府都重视塑造政府公信力亲和力。比如发达国家警察在为居民（纳税人）服务时，时刻牢记要把自己当作居民的仆人。就连过去的独裁统治者，也常有特意地虚伪地被媒体隆重渲染的“亲民”举动。
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什么样的执政集团能够把“为人民服务”立为党的宗旨，并且能够落实得表里如一、始终如一，这才是超越脑科学而不能含糊的政治问题，也是“党性”必须回答、践行的原则问题。对广大普通民众来说，领导者个人的领导艺术和才能应较多体现在微观物质运动领域即“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的主动驾驭上。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之初20年中国哲学和社科理论界迟迟没认识到有关人脑非理性直觉行为方向是否带有一种基本的规律性和确定性，没有看到此一前沿科学领域在拥有先进管理思想的西方世界同样是苍白盲目的，同样处在经验积累阶段。
回顾20年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曾大量引进了发达国家建立在“利己理性人”基础上的管理科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可是，运用到今天却发现许多领导把经济和效率“管”出了成效，却也把与群众之间的感情“管”出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那些“利己理性人”，他们或暂时为了眼前的利己目的可以忍受一切，也可以把非所尊敬的领导者宠为“万人之尊”，但在眼前目的之外的综合知觉记忆深处，那些被自我压抑的利己情感响应方向则是日益朝着危险的社会心理定势悄悄演变。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为避免日后世态炎凉境遇——在位时“门庭若市”刚下台就“门可罗雀”，早早开始用公权资源编织权力延续网络。何因？答曰：都害怕时尚“理性人”为了利己理性目标，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用价值趁其有权时千忍百忍示以尊崇，趁其无权时才显露那种绝无可能改变的曾经“动心则忍”的本能。
建立在“利己理性人”基础上的西方管理学造就了制度管理直达理性目标的激励机制，但却无法造就领导者为人民服务的人格魅力应所体现的“社会主映像”。
美国MPA（公共事业管理硕士）教材上有这样一例经典介绍：“某城市卫生局轮到局长当班职守，当市民需要值班员到达现场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时，局长像办事员一样只身抵达，认真履行当班服务职责。”同样一种事态，可从更详尽材料上了解到美国市民对此没有一点感动，认为是“该的”！属于制度化行为规范不属于个人品质表现。
再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其弟弟失业多年找不到工作时，他始终不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造成弟弟求职无门，于是弟弟请求媒体披露哥哥“无情无义”。对此，德国议员却向记者一语道破缘由：“那不是施罗德总理不想帮忙，是德国已经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像探照灯似的监视着施罗德总理，使施罗德总理不能随便为其亲属谋取私利。”
可见制度确实有制度的好处，理性规则确有理性规则的优越性。严格的制度规则为想犯规者划出一条“红线”，守住底线才可自保安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另一方面却清楚看出上述执政形象并无高尚可言。完全屈服于理性“探照灯”监视的人，他只有怕触碰“底线”的理智，没有比“底线”更自律的高尚人格。相比中国国家主席在“底线”之外婉拒他人感恩礼和自觉缴纳几十元餐费的人格形象差距甚远。
不过，政治文明的进步和法治社会的前景更担心更可怕的是第三种状况，这就是：既没有“探照灯”他律，也没有先进人格自律；既没有实现先进理性规则的建立和健全，也同时把优良的领导作风和传统所塑造的人格形象魅力丢掉大半的执政状态。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中国社会被人民群众如此评价：“人们为了实惠可以放弃人格；想要得到实惠那就少逞英雄。”接着，便有人戏称社会现实：“这是一个有实惠没有英雄的年代，一个有回报没有感动的年代，一个有理智没有激情的年代，一个有商业价值没有人格价值的年代，一个有相互利用关系没有真情付出的年代！”……
是置身市场经济中的民众只需要“利润最大化”理性目标追求、只要金钱实惠，不需要“英雄”“激情”“热血”“人格”“真情”“温暖”和“感动”的非理性向往吗？不是。看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让观众如痴入迷的程度就知道社会缺少什么。
笔者并非笼统反对企业法人和自然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积极主张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总前提下，应该把创建文明进步的社会应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计算得更全面一些。比如随时注重凝聚并改善普通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恰恰就是保障全社会既追求发展也求得安定且必须付出相应“成本”才能达成的目标。如果忽略它，那将要回头补过；如果你不付出相应成本和代价，那些“李洪志”“张洪志”会逼你付出百倍代价。
各种管理制度和自觉的理性概念驾驭着人类理性生活；而“社会主映像”则驾驭着人脑综合知觉整体性自发响应方向。人类“理性的觉悟”拥有使国民个体各自实现自控的优势；而人脑综合知觉响应方向则拥有易于整体性调控也容易整体性失控的特征。
管理者可以用适度的理性规则（规章制度和利益机制）管理调控他人、民众和团队行为。但是，任何人不要期望用绝对的单一的理性去控制社会和他人。那种一厢情愿做法如若没有间隔和调整，单一下去，必然招致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冷漠、怨恨或忧郁。
社会管理者能做到的，是率表于理性智慧自觉地管控自我，通过自控形成良好的形象感染力，从而在民众视听感觉中逐步为其积累容易被人脑响应的巨大感召力，与此同时又与现代化管理制度（理性规则）融为一体，使之接近更客观的“科学管理”。
人脑拥有高度理性智慧是对各级领导者品质和才能的必然要求。其次要承认普通民众理智水准达不到同一高度。人类最高理性智慧不是“唯理性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原则，既倡导正确的理性，也尊重也包容并随时改善被管理者的综合知觉响应方向。
从智人脑两种记忆积累所构造的两种脑神经感应功能上来判断，如果人脑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和情感因素长期承受着单一理性思维、单一理性规则的管控和压力，则将难免在经济领域酿成非理性繁荣景象，难免在社会生活领域酿成非理性聚众现象。
就是说：仅仅用各种法律制度、理论概念体系、权力权威或种种利益机制管理民众，社会便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群体性非理性倾向”，如“法轮功”类似的聚徒效应。反过来，仅仅依靠“社会主映像”的感召力统帅国家，社会便没有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和社会管理的井然有序。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协同互动的实践课题。
审视人脑微观领域，只有少数杰出人才才能做到基于综合知觉的直觉灵感链接自觉逻辑，把直觉取向中的模糊概念所包含的理性萌芽自觉准确地分析提炼出来，率先使之变成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概念和创新意识，从而使人脑微观物质运动与外界宏观物质运动完成信息与响应过程对接，并推动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开拓创新之路。
和上述微观物质运动的道理几乎一样，合格的社会管理者也是社会群体中只占少数的杰出人才。他们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社会地位高，而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应起到的作用很关键。社会管理者既要有高度理性智慧表现，还要在民众综合知觉中拥有良好的自身形象表现。他们是把社会宏观大系统中的理性目标与民众日常积累的综合知觉中感觉优势链接起来、凝聚起来，带动社会运作机制保持良性循环的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
这个“中间环节”，一面要依靠理性目标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把各级机构链接成高效职能体系；一面要依靠崇高的情感纽带和良好的执政形象把普通民众的感觉优势聚拢起来。如果你只有理性目标，而没有凝聚全社会综合知觉共性响应优势的自身形象，那么，这个“中间环节”就只能带动那些接近理性目标的体制内的职能部门管理者。当亿万民众的综合知觉长期不能有效凝聚而处于分散状态时，社会大系统功能就会紊乱。
在上述过程中，公务员或管理者皆不可期望（实则是“奢望”）普通民众对社会理性目标的理解拥有与自己相同的、完整的、科学的概念体系之判断。越是科学发达、专业分工复杂、社会理性规则繁多的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那种寄望距离现实越遥远；越是信息沟通便利、互联网普及、人工智能被普遍运用的科技时代，那种期望越不现实。
这是因为：有利信息与干扰信息是同时“爆炸”的。在专业分工细化所喷涌的信息化浪潮里，普通民众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理性生活范围，他们对宏观决策的良好感觉主要来源于以“社会主映像”为核心的具体执政形象和关乎切身利害的综合知觉。
绝不可认为你的理性目标代表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人民群众便会用相同的复杂概念系统得出同样判断且无条件服从你。有管理者说：我深入群众讲政策讲道理，管用不管用？管用！但真正管用的，不是几次讲解就能使基层群众明白宏观决策道理，而是你贴近民众的“社会主映像”在民众中赢得了良好的信任感。仍然是综合知觉起先导作用。
实验心理学家请参考笔者的设计做一次实验。
实验课题（NO：15）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
某领导视察灾区灾情和灾区群众生活，预先估计他会自发或自觉表现出“社会主映像”的5种随机事物映像：①亲自掀开低矮的救灾帐篷门帘探望一户受灾群众；②与灾民握手；③把自己的大衣亲手披在灾民身上；④把救灾捐款红包递交给灾民；⑤与灾民贴身就座。然后讲了一席有关政府救灾措施、惠民政策和生活励志的话，限时30秒。
隔天之后，请详细调查看过这段电视新闻的观众或现场灾民：在他们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领导干部的亲民形象还是30秒演说？留给他们记忆最丰富的，是对具体人的综合印象还是概念系统？他们感慨最多的，是某一举动的感染力还是某言辞？
在万众领域，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在基层领域，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