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章 人脑综合知觉与理性规则（一）
适应理性价值目标的单一的理性制度管理模式，始终在酝酿着源自人脑微观领域作用力导致大系统功能紊乱的社会变局。
近一百多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利用人的“利己理性”目标和机制而强力推行的“管理科学”，它之所以没有从总的发展方向上引发社会基本格局发生急剧改变，根本原因，是它还有适应其政治体制格局的另一种制度机制，可用来经常调整和改善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从而维持了人性两种状态的社会化平衡。
这种平衡机制是人们熟悉的西方各国数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制度。民众对某个“社会主映像”丧失了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其每间隔数年即有机会凭自己的优势感觉为另一个总统候选人投票。对普通民众来说，在此表现出来的并非都是理性智慧，而主要是每个人的综合知觉对“社会主映像”或疏远或亲密的直觉动机取向。
政治理智不属于多数人的智慧。这是一种需要错综复杂的概念判断的智慧，不下功夫谁也搞不懂。但民众综合知觉中的“亲情”、“新奇”响应方向则对相关“主映像”拥有直接链接优势。
比如（注：此处时事观察记录系2003年以前的例证），某总统竞选人把竞选班子中挑选的两个黑人精英随时带在身边，因有此一“社会主映像”相随相伴，必然赢得成千上万黑人的选票。
对投票人来说属于直觉判断；对竞选人来说则是理性地针对投票人综合知觉响应方向的自觉引导和改善。而每到大选期间，竞选人总把自己的亲民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更有选票之图。总的看，西方民众的非理性倾向有机会间隔数年大调整和大改善一次。
（2008年加注：美国近期启动的大选，再度证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要使命是承担和完成大选事业，一届一届培育和选拔本党精英并推动赢得大选是其忙碌不完的党务。而赢得大选不光需要遵守理性规则，更需要适应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实话说，历届马拉松式的大选过程也是该国改善民众综合知觉的宝贵时间。）
（2008年加注：如今看美国选举，已无人否认激发民众响应和参与热情比大选本身重要百倍千倍，其上层政治精英年年要为此搅尽脑汁。2008年的新花样是：民主党竞相推举希拉里、奥巴马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并炒作出美国将产生“第一位女总统”或“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品牌形象，这使本次选举赢得了超高人气。）
（2008年加注：不妨冷静下来想一想——那黑的、白的、男的、女的……真的就是人脑应所具备的政治理性吗？不是的。赢得民众的直觉响应并展示本国竞选参与的广泛形式，这才是美国政治制度不得不为之的真正需要。按其制度安排，也只有4年一次改善民众综合知觉才能确保人性两种状态能够继续保持社会化平衡。）
上述，对国情不同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治国方略问题。即中国国情如果不适合多党竞选，就不应该把西方国家建立在利己理性人基础上的“管理科学”看作是唯一科学的东西——它只是选项之一，尤其是针对企业产品工艺质量管理必须唯理性。
对人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曾经创造过比西方管理科学更为先进的成果，前辈们用理想、人格和激情树立的“社会主映像”有着无与伦比的社会感召力和凝聚力。此种先进管理成果用未来人脑微观科技发展方向衡量，其对维护人脑健康起到的作用及其所作出的贡献以诺贝尔和平奖奖励100次不过分。
可以预见完全相信和依靠单一的利己理性价值目标和单一的利益分配机制实施“科学管理”终会导致一党执政国家为了再度凝聚民心而呼唤与之配套的“多党大选”的社会根本制度的改变，这是因改变一个种族的人脑微观构造而呈现的自然规律，更是因来自社会微观系统无规则振荡所必然酿成的大系统的紊乱和瓦解。
（2010年5月加注：用上述观点衡量，目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用工用人制度最落后的企业，莫过于全国一家独大且拥有45万产业工人的某境外一家独资代工企业，其生存与发展之前途被捆绑在全球一国独大的经济战车上。它的那种绝对的“理性”管理，极度压缩了人性空间，蕴藏着忽视人性另一半的难测风险。）
（2010年5月加注：这家代工企业以压抑人性文化传统为代价满足了少数人管理效率和投资收益。企业内部等级森严，薪差悬殊；管理者崇尚用不对称信息愚弄和控制员工；员工之间亲情被隔离、乡情被隔离、相识被隔离……等等导致人性被迫卷缩的厂规约束，为其创造了利润最大化但却损害了人的尊严和健康。）
（2017年6月加注：据综合知觉理论判断，当数十万员工被严酷规则日久控制后将自发酝酿社会风险。规律是：制度压抑感所造成的情绪淤积发泄口并不明确指向身边管理人，而是无目标指向或因抑郁接踵跳楼自杀或将矛头指向社会与人类。好在7年前存在的上述问题已被该企业适度整改，能否为脑科学放心？）
本书真诚寄望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基层管理者能娴熟掌握和运用人脑理性与非理性、经济与政治、技术手段与战略眼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的互动平衡思维方法。
20世纪80年代，笔者因工作需要受命调查当时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那时已经发现晚辈的整体优势是丰富的“点”的知识积累，劣势是缺少先进思维方法的积累；优势是高度重视先进科学技术，劣势是十分轻视人文科学传统——包括轻视做国家公务员必须拥有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史背景。
如今这一代，以其时代需要的文凭标签而赋予的人生步步幸运，已经凝聚起了建立在幸运基础上的高度自信，且已整体步入到主流社会阶层。国家的未来走向何去何从？实际上，就在这一代的自觉概念积累和综合知觉积累所构造的脑神经运动机制上。
可以看到40后之前的革命前辈已进入老年，50后一代因历史给予不幸使其在要求具备高学历的时代标签面前，绝大多数被淘汰。这种状况使60后70后有了更长久的幸运发展空间。
如果这一代没有先进的哲学思维方法和坚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眼光，将不可能及早产生为西方“管理科学”准确定位的超前意识。当主流阶层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自觉地改变了普通民众的脑生化介质运动良性循环的传统机制时，从微观领域引发的助推宏观及高层重建新的社会循环机制的“逼宫”将成势所必然。
一切宏观之变均始于微观之变。不妨请你回顾著名物理学家普里高津的思想：任何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如果不停地被内部小规模无规则涨落而抖动着，大系统终究会失去平衡而瓦解。（2017年加注：如今这种有失平衡的发展风险正在被新发展观克服。）
假如上述成真，将导致又一代人的自信崩溃。难道引进西方管理科学错了？笔者认为没有错，在知识点认识上谁也没有错，但在大系统整合方法认识上也许都错了。在中国凡是不讲消化融合而硬性照搬的引进成果都会给社会大系统紊乱埋下潜在祸根。
人们看到引进而未消化的这10多年间，中国社会中下层各级的单一理性思维在管理方法和工作作风已渗透很深。面对一些显失公平的事，弱势群体希望各级摆平，中下层管理者则泰然自若：“制度早就定了！”表面上，每个管理者都按规则来做，很“公正”很“到位”。其实，老百姓若明若暗的怨情是对定规立章的“暗箱操作”心有不平。因为规则可以“霸王条款”，规则可以虚张公正。
那些初级理性价值观掩盖着的“无话可说”的公正，实际也正在改变基层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改变着人心向背和心心相印的上下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使社会凝聚力将不断地被不和谐的微观利己利益机制强力抖动着。那些被改变了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人脑最容易产生共鸣的自觉概念系统恰是互联网上那些屡禁不绝的《九评ZGGCD》之类。人的综合知觉作为人脑基础性响应功能，其强大作用力相比体现初级理性的概念定则的作用力更强、更深刻。
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性”作用力是靠自觉的理性目标来凝聚的。在多党制国家，它的表现很突出。某总统任期内一个目标失误，无情的在野党就不再给任何机会，本来就没有情感瓜葛正好赶你下台。社会的非理性作用力是靠拥有感召力的多种“社会主映像”来凝聚的。比如把执政党看作“母亲”——亲情形象，如果“母亲”偶有失误，子女们多数会原谅。情结不讲理，爱你没商量，即使犯了错误也是美丽的错误。人类非理性表现有时堪称人性一绝。
中国共产党于过去80年（按撰写时间）执政经历中曾经初步创立了自己适应中国国情的良性的和谐的执政运作体制机制，曾经主动适应了健康人性和人脑的全面发展。而且每过30年左右要经历一次“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之反思，每一次决议之后均使党和国家摆脱了沉重包袱焕发出青春活力。第一次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后，迅速实现了解放全中国和巩固新政权的宏伟大业；第二次决议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
这种自我批评、自我完善、永葆青春的运作机制，在多党制轮流执政国家毫无用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从不自我历史反思，而是任由在野党抨击执政党；执政党则执拗维护本党脸面，直到被赶下政治舞台成为在野党。多党制不需要“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执政党没搞好下台即可；过两年那个党再出问题再下台即可。
如此翻来覆去，轮流坐庄，机遇流转，那就用不着某政党来主动担当历史责任。政治舞台上好像一场场大戏更换主角一样，总换“演员”才总有希望。它在社会平衡机制上给人们创造的是一种心理平衡感，它容忍执政党各自漠视执政期间的历史责任。
可见，国家实现互动平衡的体制机制运作并非“多党竞选”为最佳选择。完善党内外民主与监督机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国运长久的制衡保证，长治久安之路将比西方走得更好。
制度平衡机制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如果你搞的是平均分配制度，就不得不下功夫组织劳动竞赛，不然，就缺少产出效率；如果你奉行效率分配，那就需要在用人、干活、分配的每个环节上真正实行平等、公开、透明的选人和薪酬制度，不然，就蕴藏着类似家族式企业那种一做大便就无先兆地轰然倒下的更大风险。
如果一国实行多党竞选的“横向民主”（仅大选投票为纵向关系）基层管理无任何民主可言，那就必须实行择业自由、出境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的大民主；如果一国实行高层与基层息息相通的“纵向民主”，那就必须活跃基层小民主，切实保障广大民众的合理意愿得以申张，同时加强各党派横向协商。
如果企业各项制度安排所选择的是适应单一理性规则的无情管理，那就必须给员工支付高额工资报酬；如果所支付的薪酬并不可观，就必须选择更具人性关怀的劳动合同制度。经济、政治失却了良性平衡机制，意味着必定会酿成社会体系的失衡和动乱。
（2017年8月加注：所谓“横向民主”是指各党派之间体现党派地位和党争利益的充分话语权和选举权，是以精英阶层为主流为主导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也被简称为“多党制”。）
（2017年8月加注：所谓“纵向民主”是指一国领导集体面向下级各级、面向基层民众的互动式权利融合，是以最广泛的民意为主流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也被简称为“人民民主制”。）
（2017年8月加注：“横向民主”也包含自下而上的表决权但仅仅四年一次，对多数民众来说这一次多属于直觉动机取向；“纵向民主”也包含党派之间精英层面的横向政治协商。纵向民主的上下互动是常态的，纵向民主兼顾的横向协商已形成“双周制”。）
何谓制度优越？一切权力作用力，它能适应全社会从微观到宏观实现平衡互动，这就是制度的优越。用于国与国比较，不仅拥有发展动力而且拥有相比较更广阔的市场容量；不仅倡导民主，而且更重视的人民意志能有效约束一切权力，这就是制度的优越。在这里，并没有恒定不变的大前提设定和不可更改的西方模式。国家的根本制度必须服从人脑微观物质运动规律，不同的国情，应该构建不同的从微观到宏观可实现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的科学体制机制。
实验课题（NO：16）史来贺的优势是什么？
中国河南农村，有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名叫史来贺。任职50多年，经历多次选举，始终赢得群众拥护。原因在于他把每一个村民像亲人一样装在心里，带领村民一步一步走进了中等发达国家才所享有的富裕生活。50多年中连选连任的史来贺初心不变。
他为了把自己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担当置于村民监督之下，不折不扣地践行了“只要有一户村民没有搬进别墅自己不搬进新居”的诺言；他与村民签订的“村办企业书记担风险村民得利益”的“不公平”合同感动了所有村民。直到他死后，人们仍然视他为“永远活在心里的‘老书记’”。
从这里，经济学家会发现史来贺办企业的成功范例，其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构成了悖论。建立在利己理性人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必须以理性目标为核心构建“利益分享风险分担”的责任机制才能激励每个人。史来贺则反其道而行之，自己担风险别人得利益——反利己理性目的。但事实又表明他的做法是成功的，他用他的方法调动起了全村老少1000多人的积极性。究竟包含什么道理？
上述事实是一次毫不掺假的来自真实生活的“科学实验”。为了把史来贺以理性自我约束、以非理性良好形象感召众人的做法引入科学领域，使其同样昭然立于经济学、管理学之林，请允许把上述签订合同后产生的实际效果，称之为“刘庄合同效应”。
下面，展开讲述其中的道理。
基于利己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管理科学，得以有效践行实施的客观条件是：理性管理目标要明确，要建立在人人感觉有利可图，既可把握也可操作的基础上。能看到现实的利益和价值，此既定目标才能被村民接受，并产生有共识有凝聚力的行为动机。
不过，史来贺遇到的情况则不同。村办企业要实施第二期工程，完成此项工程需要倾注多年积蓄的集体财力，而它的效益只有村干部等少数人能够算清搞懂。对多数村民来说，当时刘庄小日子已经过得很富裕了，他们不愿使用现有资金积累去冒风险。
对于普通人脑——坦诚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决策何尝不是同样难以判断？面对刘庄的决策选项，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则把一项大工程分解成年度指标，让村民们相信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可操作性，却反而更清楚告诉村民头几年只亏不赚。
刘庄的村民也和各国普通国民一样，他们没有经商耐性，二期工程可能永远得不到村民支持。假如再调动另一套概念系统，说服村民掌握和运用“可持续发展”的一般道理，如法炮制，又将导致支持决策的理性概念系统显得更错综复杂、更难以判断。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参众两院，所以在众多议员参与酝酿某项重大决策时，那里常常是效率低下。原因就在于支撑“科学决策”的复杂概念系统既有可操作的确定性一面，另存在此一概念系统错综复杂导致绝大多数人难以清晰判断的不确定性一面。
这就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管理学体系可能在诸多背景下难免陷入决策困境的道理。理性经济学只发现了人脑自觉概念积累的可操作性，没有发现综合知觉积累的可操作规律。
当多数人面对的自觉概念系统因其错综复杂的原因，难以短期内作出准确清晰判断时，正确利用普通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即成为首当其冲的科学原则，史来贺就是这样做的。
他采用与村民签订“不公平”合同的办法，一方面是接受监督，理性约束只针对自己；另一方面则向村民们坦然表明：“请大家相信我的人格”，用人格和情感映像激活村民的感觉记忆。他以管理者敢于吃亏在前的自身形象做担保激发村民以“主映像”为核心的直觉动机取向成为有效带动大系统循环的“中间环节”。
史来贺在其数十年履职生涯中与刘庄村民结成的亲人般的血肉关系，可使多数村民自动遵循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自发产生良好感觉（信赖感），面对史书记他们乐意跟着感觉走。在特殊情况下有主心骨史来贺，村民可以放弃复杂的概念定则判断。
所谓“主心骨”恰恰就是人脑综合知觉中的“精神统帅”。它是一种对某一“社会主映像”及其链接相关感觉而构造的可获得内心充实感的记忆，它无需包含过于繁杂的自觉概念判断。人脑在自觉概念判断左右为难时，正是被称为“主心骨”的事物“主映像”以其“间接实体映像”的作用力起到了“精神统帅”作用。
类似刘庄村民那种并非完全依靠“理性”价值目标为判断依据，而以“社会主映像”链接综合知觉积累而产生直觉判断的动机取向，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在所难免。看刘庄村民中流传的一句话：“只要相信史书记，刘庄办啥事不后悔”。
假设“史来贺”是一个执政党的缩影，即可判断任何其他政党依据任何理性价值目标原则制订竞选方案，都无法在“史来贺”面前胜出。因为他不仅对理性价值目标有责任约束和担当，而且造就了自己在民众综合知觉中的亲情形象。他把体现人脑功能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管理学的“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占全了。
假设是在“多党制”国家，有其中一党像“史来贺”一样与民众利益和民众感情有着如此深厚的血肉联系，即可预见到：那个国家很快会变成“一党制”国家。如果是在“一党制”国家，执政党仅仅把执政基础建立在各种权威、各种待遇、各种利益机制等唯理性目标根基之上，那么，该国无需多久就会出现“反对党”。
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作作风和方法没有心系民众的崇高情感纽带，只有体现初级理性价值观的执政形象，当然也没有“先进性”可言。任何社会集团成员都能做得到，任何社会集团都会心生妒忌之念，鼓噪“在野”雄心，昼夜企盼挑战现有执政地位。
国家政治体制的良性循环之机制就是这样构成。它并非是西方政治学用表面的“多党制”或“一党制”能够比较得出来，它是建立在民心即人脑微观物质运动良性循环基础上的，是微观物质运动规律奠定了社会宏观基础，是宏观与微观的互动与平衡。同时也看到：上述植根于微观领域的物质高级运动规律其对宏观社会“一党制”的那种特殊要求，它实则又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执政力量。
随着哲学思想逐步深入到脑科学前沿领域，人们将会日益清醒认识到西方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创立并吸引中国学者前去访问考察的各种“东西方比较学”，那不过是一种仅限于表面理性规则的肤浅学问。包括“国际政治比较”和“东西方价值观比较”均是在过去100多年社会发展进程的理性规则中，用一个民族的理性规则暂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来与另一个经济暂时落后国家的相比较。
笔者感到困惑：全球历史上曾经强大无比的盛唐、康乾时期，中国古代学者为什么不创立一个“西东方比较学”，用以炫一炫中华盛世荣耀？现在可以释然了，幸好没有创立这种学说。
因为人类社会的理性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除了与人脑综合知觉积累直接联系的独特民俗、文化传统和历史传奇可以沉淀永恒或可永久比较外，人类的自觉概念积累必须与时俱进，随时改变。这种互动关系同时也在促进人脑综合知觉积累的提升和更新。
中国改革开放前，相比发达国家科技进步而显现的中华民族的贫穷与被动，其根源并不在于中西方文化基于各自现有的积累和沉淀——这种末端结果所致，而在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扎根于封建体制中的皇权意识持续时间太久。当西方科学技术与第一次工业革命长足进步时，恰是封建官制和帝王驭人术在中国普及盛极时。
清王朝治下数百年间也达到过全球鼎盛。到了慈禧治下，“老佛爷”只剩下把群臣当作“棋子”搬弄的一套招数，权力作用力除“驭人”再无其他功能。群臣百官只剩下如何坐稳如何升迁的基于“老佛爷”而炼成的对应才干。在权力结构体系只有单向作用力前提下，连商界成功之道也可怜巴巴剩下“红顶商人”一条路。
（2008年加注：由于清王朝政治体制机制的作用力只有“唯上”的单一大前提方向之设定，别说是创造发明和制度创新，就连与洋人谈判的人才唯余李鸿章一人莫属。“帝本位”造就的“官本位”价值观统治中国数千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大灾难是“封建权力文化”的沉淀和传承，即一切仰望官位，一切屈从权力。）
（2008年加注：在单向作用力的封建体制下，如果体制外新兴人才不被容纳必然出现反抗和动乱；如果根本就没有新兴人才产生壮大的社会环境，江山社稷将自取不可逆转的腐朽之路。努尔哈赤的遗老遗少们将自我仰天长叹“大清气数尽了！”世事学问说来如此简单，清王朝并非别人能所推翻，而是自己设定单向大前提，又死守权力的“同一律”即权力单向作用力长期演绎的结果。）
（2010年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XXX、XXX于2010年4月出版的新著《权力结构论》一书，可以从多方面证实笔者的上述判断。权力体系的单向作用力已经长期扭曲了官场的一部分“理性认知”，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权力文化”的淤积沉淀。）
（2010年加注：可认同《权力结构论》某些观点。创造中国活力、改变落后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必须与改变权力结构互动。但指出：改变权力结构的核心问题不是改变体制形式，而是作用力的双向互动机制问题。中国最需要的是用制度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最需要的是从操作层面把公权边界逐条抠出来公开监督；最需要的是用制度再造权力文化，让公权懂得触犯民众权利的责任风险。）
让权力体制机制可以上下互通与互动的思维方法，是从哲学高度确认体制结构先进性的辩证法工具。在权力结构体系中，能够实现官民之间、上下之间的作用力可双向互通互动，这种制度既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完善、可逐步提升文明水准的制度体系，也是一个可与时俱进、充满活力的权力体系；更是一个预先奠定了渐进式改革与发展基础的拥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的上下互动体系。反之，则是一个可酝酿突变风险和激变式、破坏性动荡的权力结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