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了！“天津五虎”还都是博士

经查，王宏江同志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违规决策使用财政资金，送给他人礼品。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宏江同志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7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又是一名成功“软着陆”的高官。因为王宏江的职务仅仅被降半格，属于小小的降级，不符合“断崖式降级”的基本语言含义。而今年以来，成功“软着陆”的已有7人。其他包括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民政部原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陈传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刘新齐，中央纪委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纪检组原组长曲淑辉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张喜武。其中，李立国、刘新齐、曲淑辉符合“断崖式降级”特征，而窦玉沛原职务退休，陈传书、张喜武、王宏江3人均由副部级将至正局级，受到的处理可以说相当“小儿科”。

更多的“问题高官”由中纪委直接处理，符合我一年前的基本判断。2016年2月4日，笔者所发《“断崖式降级”或成处理高官新常态》一文的结尾是这么写的：自“十八大”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遭到类似处理方式的高官已越来越多。种种迹象表明，“断崖式降级”或将成为未来处理高官的“新常态”。

王宏江的“落马”，也使被查的天津高官达到5人。此前4人分别是被习总书记称为“武爷”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判终身监禁），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及长期浸润天津官场，并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直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仅三年多的杨栋梁（判有期徒刑15年）。

非常巧合的是，这5人竟然都有博士头衔。黄兴国“落马”时，笔者曾撰文《还有多少高官是“假博士”》，除提到该市已经被查的武长顺及资深“津官”杨栋梁是十足的“假博士”外，笔者还惊奇地发现，当时天津市政府8名正、副市长的学历，豪华程度令人咋舌。除排名最末的孙文魁系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外，其他7人均为博士。其中：市长黄兴国为管理学博士；另6名副市长中，段春华系经济学博士、尹海林系工学博士、曹小红为农学博士、王宏江为工学博士、何树山为工学博士、阎庆民系经济学博士。

没想到不到两年后，这7博士中就已有尹海林、黄兴国、王宏江3人“落马”，比例实在是有点大。

依笔者的判断，“天津五虎”的博士头衔那是“假的多，真的少”。198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尹海林虽然也是在职研究生学历，天津大学工学博士，但较黄兴国等其他4人那种货真价实的“假博士”来说，水分相对较小。

在天津任职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查后，有人在网上晒出了他的博士论文——《人－车－路交通安全系统动态控制模式与策略研究》，笔者在《武长顺获工学博士，令同济大学颜面扫地》一文中提到，仅该论文复杂的函数，及随后的英文版，绝非一般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朋友能完全读懂，武长顺根本就没有能力诵读一遍整篇论文，更不要说撰写这篇论文了。这篇论文，一定是由他人“捉刀”，论文答辩更是“扯淡”了。

1954年1月出生的杨栋梁，1972年10月成为工人，初中、高中应该是在“文革”中度过，本身没有多少文化基础，工作后没有经历过任何全日制教育，其间仅有1995年9月—1998年1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经历，却在任天津市副市长期间，经过2004年9月—2007年1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学习，神奇地获法学博士学位。我在想，那些经历20来年寒窗之苦的博士们是多么憋屈？

1954年10月出生的黄兴国，“文革”开始也就11岁。在那个“停课闹革命”的年代，18岁工作的黄兴国至多也就初中水平吧，他担任公社团委书记，仕途是一路高歌，其间未见完整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却于2004年8月，在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神气十足。

1965年9月生的王宏江，18岁就参加工作了，应该是没有考上大学，要么就是少年班毕业，但其“河海大学水文及水资源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肯定是在职的，因此水分十足。

笔者曾写道，拿“假博士”及所有假文凭的官员，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黄兴国与众多高官之所以乐意成为“假博士”，就是为了台上风光无限，不仅享受“高官”待遇，同时还享受“高知”美誉，心里飘飘然。因为这个“假博士”身份当初对他们晋升职务无疑起到过正面作用。但他们“落马”之后一定在思考，这个“假博士”也将他们一步步推近秦城监狱。因此，被查后的黄兴国，对当初弄个“假博士”或已悔不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