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四十年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从1977年到201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度过了四十个年头。

1977年，在我高中毕业返乡四年以后，我国政府宣布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先生是该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当时，我的父亲刚刚去世一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而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即是务农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意我参加高考，但我还是参加了1977年的全国通考，考试结果不得而知，但没有被录取是事实。

半年之后的1978年夏天，我在劳动之余参加了全国第二次通考。当时，高考录取分为初选和二次录取两个阶段。初选是先划定一个基础分数线，公布以后由考生填报入学志愿，再由学校择优录取。山西省1978年的初选分数线为总分300分，我又一次未被录取。按照当时的规定，未上线考生可以查询考试分数。我查证的结果是，综合成绩为298.8分。也就是，我以1.2分的成绩之差再次与上大学失之交臂。后来得知，当年的高考就扩大了招生名额，即只要上了300分初选分数线就会被不同的大学录取，包括各大学扩招的大专班。当然，如果当年我的高考分数能上300分，也许我的人生与事业又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于是，1979年我又参加了第三次全国通考。由于前两次高考接连失利，第三次高考时我说服母亲终止劳动半年，到县城的重点中学高考复习班全日制复习备考，并在当年以该复习班（全班100余人）第三名的成绩被山西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录取。算是圆了我的大学梦。

四年大学，我是主要靠国家的助学金维持生活和学习费用的。每个月十九元五毛钱的最高助学金，加上勤工俭学的少量额外收入，使我愉快而充实地完成了四年学业。四年之中，我每年回家两次与母亲团聚，每次都会给母亲留下一点生活费。我母亲很是欣慰，逢人就夸儿子好；我也很高兴，因为这点生活费是我勤工俭学收入除去个人消费之后的结余。

1983年8月18日，我从山西财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当时的国家商业部工作。此后，我的工作和生活平淡而充实；结婚、生子，母亲也被接到了北京与我们一起生活。我既没有更高的目标追求，也没有更多的学业长进。今天来看，更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精彩和炫耀的资本。但第三次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是不争的事实。我还有一位高中同学是通过第四次高考于1980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中央军委工作。遗憾的是他因病在2003年英年早逝，没能看到他的独生女儿考上大学。为了告慰高中好友的在天之灵，我曾资助他的女儿读完高中和大学，毕业后去澳大利亚工作，算是我对他最好的怀念。

1997年，是我在公务员工作岗位上事业有所进步的一年。但由于工作的单调和忙碌，我甚至不知道1997年是中国高考扩招力度较大的年份。而国家扩招政策的施行源于采纳了知名海归学者汤敏先生的研究和建议。

虽然，目前对中国政府关于大学扩大招生的政策还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扩招能使千千万万求学心切的学子们圆了大学梦还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学生比例偏低的国度，不失为“两利相权取其重”的英明之举。

关于大学扩招的招生质量能否保证问题至今仍是教育界争议不休的问题之一。但我认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维迎的观点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大意是：大学扩招曾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尤其是使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有了一个从社会底层上升的机会和通道。我想这句话蕴含的深刻道理应该引起我们国家的高考制度恢复四十年后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同时，我也认为高考四十年的故事一定很多，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三个人的名字：邓小平、汤敏和张维迎。

2017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