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居敬《二十四孝诗》与大田医药文化
廖生明
宋代以前，福建虽然有像董奉这样能与张机、华佗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的名医，但没有大田这块土地上任何医生的记载。当时，医生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由于医药不分，医生既要看病又要采药制药，工作效率极低。因此，能够得到医疗服务的只是极少数权贵阶层。并且由于药材的生长是有地域性的，医生自己采集药材不可能到很远的地方去采集，只能用本地药材治病，医生用药受制于本地药材资源。极大多数人生病时，用巫术和家人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由于医药不分，家人需要亲自采集和寻找药材。宋代先后在各州郡设立医药管理机构“医药和方剂局”，推广医药知识。宋仁宗庆历六年福州太守蔡襄不仅找人整理古代药方，而且把处方誉写刻板，贴于衙门左右，为病者提供医方。从“找人整理古代药方，而且把处方誉写刻板，贴于衙门左右”，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职业医生十分缺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学观念，完全根据症状下药，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辨证施治的理念。
医药和方剂局的设立为人们获取药材和医学知识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并且由于医生不再亲自采集药材，极大地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也激发了知识分子学习医学知识的积极性。因为有了药局，只要懂得医学知识，能开出治病的药方，就可以到药局按方抓药治病了，不必学习如何辨识药材，不必亲自采集药材。这就是使知识分子可能只学医，不学如何辨识药材，而且学到的医学知识更容易应用到实践中。宋代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医学书籍大量刊印出版，知识分获得医学书籍也更为容易。知识分学习医学知识一时成了风气，很多书生和官员加入到学习研究医学的热朝之中。
比如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福建同安县人，北宋中期宰相，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同时也兼学医，成为药物学家。
郑樵(1104－1162)，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史学家、目录学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成就，也兼学医，在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学者称西
在宋代学习研究医学的人中非以医为职业的官员学者占大多数，以医为职业的占少数。大量非以医为职业的官员学者参加到医学研究中来，自然地把其它学科的思维方法，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思维方法带到医学研究中来。程朱理学核心思想之一是“理一分殊”，即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把理一分殊思想应用于医药，必然要求研究疾病的共同规律和各种病的特殊规律、药的共同规律和各种药的特殊规律，即病理和药理。根据理一分殊理论，自然人的身体有共同的规律，各个人也有各自的特殊规律。谢观在他的《中国医学源流论》中也说:“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共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术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治病要由掌握病理、药理和人体生理的专业医生来辨证施治。由不懂病理、药理和人体生理的家人充当医生，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会有很多问题。一方面家人充当医生，由于没有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往往只根据症状来治病，无法探究症状背后的病因，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辨证施症。另一方面是这些土方、偏方、秘方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医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愚蠢的方法。虽然宋代在州郡一级有了医药和方剂局，交通不便，它所能覆盖的人口非常有限，再加上医生的缺乏，对于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口而言，生病也只能由家人充当医生，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医药观念也比较落后。
林同孝诗中没有刲股疗亲和鹿乳奉亲的故事，却有尝粪忧心的故事。如果说刲骨疗亲是伤害自己身体的方法来尽孝不足取，那鹿乳奉亲的故事又为什么不收入呢？鹿乳奉亲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治疗”；另一种是“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前者把鹿乳当药物，后者把鹿乳当食物。林同看到或听到的可能是前一种说法，也就是把鹿乳当作药或药引子（药饵），由于不主张用偏方治病，所以林同孝诗没有鹿乳奉亲。林同孝诗没有收入刲股疗亲，不仅由于其反对用伤害身体的方法，而且由于不主张由家人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郭居敬在鹿乳奉亲诗序言采用后一种说法，他不是把鹿乳作为治眼疾的偏方，而是把它作为改善营养的一种食物，因而保留了鹿乳奉亲的故事。哭竹生笋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父母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另一种是“母冬月思笋”。郭居敬和林同哭竹生笋诗序言都采用后一种说法，即把笋当作食物而不是药。两人都赞同尽量满足生病的亲人在食物方面的愿望。林同对护理的重视，表现在他的孝诗中有尝粪忧心的故事，更表现在他不到四十概然罢举，不走仕途而专门护理体弱多病的父亲。郭居敬新增的十个故事中有尝粪忧心、亲尝汤药、亲涤溺器三个护理亲人的故事。应该指出，亲尝汤药、亲涤溺器不仅靠亲力亲为体现亲情，更有医学上的意义。通过亲尝汤药可以了解汤药中所使用的药材质量优劣和煎煮是否适当，从而通过使用质量好的药材和适当煎煮来保证治疗效果。通过亲涤溺器，可以通过观察排泄物，了解亲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上述反映出林同、郭居敬的一个重要观点，面对病人，家人应当充当的是护士，而不是医生。这是一个超前性的观点。其一是超前于当时的现实，当时的现实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还靠家人充当医生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而且不仅宋元时代，而且明清时代甚至民国时期家人充当医生根据流传的偏方、土方、秘方治病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绝迹。二是超前于官府的要求，当时的官府只是反对用巫术治病，并不反对家人根据流传土方、偏方、秘方治病。三是超越于故事本身的生活真实。从故事本身而言，把鹿乳和笋作为药和药引子，而不是作为食品，才会让家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并且从哭竹生笋故事最后“食毕而病愈”看，笋确实起到了药的作用。然而林同和郭居敬偏偏不把鹿乳和笋作为药和药引子，当然有更深层的考虑。长辈思食鹿乳和笋，晚尽力去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孝顺，没有满足也不会受到遣责，不会背上不孝的罪名。如果鹿乳和笋是作为药和药引子，晚辈不去尽力获取，以治好长辈的病，就会受到遣责，就会有很大的心里压力。不把鹿乳和笋当药或药引子，实际上体现了郭居敬认为家人当担不了医生的角色，由家人当担医生的角色，必然导致各种愚昧的治疗方法盛行，害苦家人，也害苦病人。郭居敬坚持这一观点是非常坚定的，即便因坚持这一观点导致了二十四孝故事中医生缺位的严重不足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郭居敬和林同一定比较系统地学习过医学基础理论、药理知识，而且作为孝子又有文化，在缺乏职业医生的条件下也应该学习医学理论和药理知识，以便更好在亲人生病时，更好地尽孝。只有系统地学过医学理论知识，才能对家人充当医生所带来负作用有深刻的认识。由家人充当医生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有很多问题。一是仅根据症状用药，没有考察疾病发生的原因。二是由于不是专业医生无法准确判断症状的轻重。三是不同病人的症状可能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没有医学知识的家人可能只看相同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不同的方面，以致用错了药。四是没有考虑各个人体质不同对药有不同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坚信同样的症状用同样的药一定有效，一旦无效就说如果能找到某种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东西作药引子（药饵）就会有效。这个所谓药引子的说法又毫无医学上的理论根据。只要是由家人充当医生，对药引子的迷信就难以破除。只要对药引子的迷信破除不了，割股疗亲的蠢事就难以绝迹。
郭居敬《二十四孝诗》医生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因为为亲人治病是孝的应有之义。从内容的完整性而言，二十四孝故事必须有求医的故事，但由于当时还处于百姓依靠家人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治病，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求医的故事。这个缺陷的严重甚至到了他人无法忍受的地步。郭居敬鹿乳奉亲诗序言是“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人们在讲述二十四孝故事时却把它讲成“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治疗”，使医生不再缺位，但还是由家人充当医生。同样郭居敬哭竹生笋诗序言是“母老，病笃，冬日思笋煮羹食”，人们在讲述这一故事时却把它讲成“父母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这里，医生不再缺位，而且从表面看有职业医生出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职业医生出现，仍然是家人充当医生。因为作为一个职业医生在没有笋的季节告诉病家，用鲜竹笋做汤，无异于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作为医生当然应当尽量用可能得到的药材为病人治病，而不是说出一种找不到的东西才能治某病，来推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从后人讲述二十四孝故事，也可以看出郭居敬反对家人充当医生的观点的超前性。郭居敬这一观点也反映出他希望百姓有病能得到职业医生的医治，而不是家人充当医生的渴望和梦想，是对职业医生的呼唤。
明清两代大田出现了一批职业医生，甚至有“京口百乳（种痘医生）”之说，也就是光一个京口村就出了上百名职业医生。他们当中有不少名医，《福建通志》、万历《延平府志》记载的名医一人，民国《大田县志》记载的名医就有十四人。
《福建通志》：“郭福顺，大田人。世名医，少贫贱，挟艺糊口汀邵间，应手皆愈，切脉多，精《太素》。为人言数年后事皆验，人皆异之。”万历《延平府志》：“郭福顺，大田人，世业医有名。福顺少贫穷，挟其艺糊口汀邵间，复从一寺僧，学尽其术而归，遂为名医。为人切脉，动辄言其人数年后无踪影事，已而皆验，人神之。尤精疗牙，所治皆应手愈，名闻京师。当道命为医官，力辞不受”。从“世名医，少贫穷，挟艺糊口汀邵间”可以看出郭福顺是职业医生，而且是为普通百姓服务的职业医生，所以收入微薄，仅能糊口。从“精《太素》。为人言数年后事皆验，人皆异之。”可以看出郭福顺是系统地学习过医学理论的医生。这里的《太素》，即《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太素》，隋代杨上善撰。原书30卷，今国内只存23卷残本。此书是《黄帝内经》早期传本之一，包括《素问》、《针经》(即《灵枢》)两部分内容。而“为人言数年后事皆验”说明郭福顺对人的发病机理有深刻的认识，能够从一般不易觉察的早期现象看到这个病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郭福顺的这个本领也说明他是精心研究过医学理论，是把人当作一个系统来看，从整体去探究人的发病原因，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不是单纯凭经验治病，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当道命为医官，力辞不受”可以看出郭福顺不求富贵，宁愿为普通百姓服务的高尚情操。郭福顺是回应了郭居敬的呼唤，去园郭居敬的梦想。
民国《大田县志》：“郭福顺，四十五都广平人，郭氏世业医有名，上世郭胡子者以医术闻嗣，有明三者以医得官。福顺从一寺僧学，尽得其术，遂为名医。为人诊脉能预言数年后之事，已而皆验，人尽神之。达官贵人具车马造，门无虚日，名动京师，当道命为医官，力辞不就。”
民国《大田县志》：“廖遇春，字乾育，四十七都人，操行甚清，以医名于时。子正涓字怀洁素业儒，中年患痨症，改习乃父业，静养于万安寺，取歧黄难经悉心研究，遂通医术，兼通太素，为人诊脉能预断数年后死期，人疑之，其有仙度焉。”歧黄，即歧伯与黄帝。医家奉以为祖，并称“歧黄”。后因以“歧黄”为中医学术的代称。《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古代汉族医学著作之一，传说为战国时期秦越人(扁鹊)所作。本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
民国《大田县志》：“范良祖，字太吉，太学生，玉田人，世习儒医。至荣祖，益精其术，人来求医，无贫富悉为诊治。其有急病告者，闻而立赴，祁有寒暑而不敢告劳。行医数十年，全活无算，以视一知半解籍医术以糊口不啻有天壤之分焉。”
民国《大田县志》：“田鸣歧，字凤亭，三十七都泰华人，善文词，工诗，屡试不售，以援例得国子监，容貌魁梧，品行端正。父某精歧黄术，著有方书，鸣歧读之，尽得其奥诀，遂以医术闻于时，寿八十有四，其孙日新亦以医名时，称累世儒医。”
民国《大田县志》：“叶炳荘，字华端，京口人，母病延医不就，愤甚，因刻志歧黄，卒成名医，察症如神。以幼病脚不良于行，咸号为跛先生。姪培元号益本，幼从之学，亦以术名于时。”
民国《大田县志》：“程炳南，号叔箕，清附贡，邑三十一度昆演坂人，其祖化鲤同治间钦赐举人，精歧黄术。炳南得其真传，为人诊断丝毫不爽，行医徧永德，多所全活，远近知名。”
民国《大田县志》：“张敬堂，镇东桥人，以其子矜俱以医名，合活无算，至今啧啧人口云。”
民国《大田县志》：“叶端号章甫，清痒生，精歧黄之术，厦门海防分府李章霖，耳其名肩与迓至衙署，为医其内眷，一剂立愈。由是名噪鹭门，求医者踵相接，几于应接不睱，应就悬壸，以便病者求诊，行医二十余载，全活甚多。水提中军李维华匾曰：妙手回春。
民国《大田县志》：“吴腾汉，梅山西书人，号星河，名进镛，字应韩，生于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年），据民国版《大田县志》记载：吴腾汉，嘉庆癸酉拔贡，性聪颖，博览群书，兼通医学，族人敛金讽使筮仕纳资焉，次榕城值藩署，天花盛行，诸医束手，腾汉出长技为之治疗，大为藩司器重，保举知县分发陕西候补。
民国《大田县志》记载的孝子有二十七人，其中元代一人，明代十三人，清代十三人。无一人是根据流传的土方、偏方、秘方给家人治病的。倒有“母病延医不就，愤甚，因刻志歧黄，卒成名医，察症如神”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大田人医药观念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这根源于对郭居敬二十四孝诗及序言有很好的理解，并且付诸实践。郭居敬对大田医药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深刻的影响。民国《尤溪县志》记载的孝子有十五人，其中宋代一人，元代五人，清代九人。十五人中有三人是刲股疗亲的所谓孝子。
民国《尤溪县志》：“纪大振，葛竹人，十岁丧父，事母尽孝，母病药铒无效，振乃焚香吁天，刲股肉调羹以进，母病遂痊，祀忠义孝悌祠。”这事发现在元代。
民国《尤溪县志》：“邱韻，咨昇坊人，性私笃孝，父患目疾，割股和药医之。事继母，亲执其劳，至为之浣袒衣，绝无倦色。”这事发生在清代。
民国《尤溪县志》：“徐孔辅，十五都雍口人，事母至孝，年辅十五，母病年余，延医无效。辅乃拜祷，割手肉和粥以进，母食夜半而愈，至日弱弟肇光觉之，嘱弟秘而不言，随以香灰抹之，创立愈。”这事发生在清代。
民国《尤溪县志》没有关于医生的记载，却有这三个刲股（手）疗亲，尤其发生在清代的刲股疗亲故事。这说明在医药观念上，尤溪显然是落后于大田。尤溪历史比大田更悠久，文化名人比大田更多，为什么会在医药观念上落后于大田。根源在于尤溪人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郭居敬二十四孝诗和序言，也没有很好地实践郭居敬的孝道。
民国年间，由叶炎煌父创办的厦门霞溪仔的“叶丽春春堂”诊所，名噪一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在父亲的熏陶下，叶炎煌（原名叶延环）精研《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医宗金鉴》、《玉楸药解》、《医门法律》等医学书籍，传承医疗技术，在厦门从医，得到百姓的充分肯定。叶炎煌看到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之下，光有医生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病有所医的目标。在读了一些进步书籍之后，叶炎煌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927年在厦门求学期间参加革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厦门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学毕业后在厦门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春，叶炎煌受中共厦门区委的委派，返回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在武陵乡百束、家乡京口联系了林壮谦等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了“大田特别党支部”。大田苏维埃运动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红四军的到来做好了组织准备。建立政权后，队伍不断壮大，斗争不断深入，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他还领导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工作，得到当地广大农民的拥护。1934年7月，叶炎煌不幸在厦门被捕，同年10月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6岁。
建立新中国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大田县己经实现了全民医保，贫困人家生病也能得到职业医生的治疗甚至住院治疗。郭居敬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郭居敬对大田医药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这种影响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郭居敬是大田人。我们在缅怀郭居敬，不仅应该理解他在传播孝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应该懂得他对大田医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17年５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