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与徐永光对话：
改革意识形态，重建道德理念
有私奉献是志愿精神的原动力
2006年08月07日
徐永光
郑女士是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干部，同时是一名志愿组织的负责人。她说：“为别人做事真的很开心，很幸福。做义工所得到的是金钱买不到的。”
一道脑力激荡题：神父对信徒A说：利他主义者上天堂，利己主义者下地狱！A想要上天堂，所以，A经常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请问，A是利他主义者？或是利己主义者？
我曾在中国青基会碰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用孩子的名字给希望工程捐款。她说：“这笔捐款不光是为了帮助农村的穷孩子，更是为了从小就培养自己孩子有爱心。”我们习惯讲“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而上面几个人在帮助别人时，还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非完全无私。他们的动机是否有违志愿精神？
我们先来琢磨几条关于助人的口号：
“施比受更有福”，“喜乐奉献”，这是教会劝善的口号。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志愿组织对志愿者的动员口号。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公民行为口号。
“助人为乐”，是今天倡导社会公德的主流口号。
“以团结互助为荣”，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
“善有善报”，则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道德信条。
所有这些倡导助人的口号，并没有强调无私奉献，恰恰是讲“有私奉献”。当然，这个“私”不是物质上的有偿，而是奉献之后内心的愉悦感、荣誉感和精神价值的实现。
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讲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大需求，志愿服务可以获得后三项需求，这属于“有私”范畴。
志愿精神体现了志愿者奉献社会与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利他与利己的统一。正如2005年11月第10届国际义工协会亚太区会议通过的《义务工作香港宣言》在基本原则中指出的：“义务工作不仅能帮助别人，义工本身也因此受惠”。 说志愿精神的原动力是“有私奉献”，是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任何道德理想，都不可能背离人性。“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这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1845-1932)在其著名的《中国人的素质》中写的。古往今来，无私奉献的人有，但毕竟少。纯粹无私那是圣人。如果我们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来倡导志愿精神，岂不是对凡人、平常人关闭了志愿者的大门？这对于志愿精神的推广普及是非常不利的。
美国志愿服务的年贡献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在一个讲求功利的市场经济社会，志愿服务何以如此发达？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没有把志愿精神拔高到无私奉献的高度。美国人非常清楚志愿服务是利他也利己的好事、乐事；同时也是一种公民责任，不做是不对的。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拿不出志愿服务达到规定时间的记录，不会有一所大学录取他。
附带一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有一位理事的女儿到美国求学，她不经意填写了父亲的志愿者身份，竟被学校优先录取。这也许是美国人对中国志愿者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吧。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希望有无私奉献的英雄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更希望鼓励、推动、褒奖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有私奉献”，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到帮助他人、完善自我的志愿者队伍中来。我们期盼“以团结互助为荣”蔚然成风，期盼全体公民共同来描绘社会主义
美国电影《心的方向》，讲一位退休老人精神失落想要自杀时，收到了他救助的一名孤儿的来信，使他看到了生命的价值，重拾了生活的信念。这部影片诠释了“助人自助” 的深刻道理：做善事不仅是帮别人，也是帮自己，甚至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算算得失帐，这个人失去的只是每月21美元捐款，得到的却是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中国伦理观念的革命
---兼评徐永光“公益私字当头论”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
2016年12月20日
2016年11月22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在会议开始前，我对永光说：“中国慈善伦理需要重建，为什么做慈善，不能停留在过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改为‘送人玫瑰，留有余香’也不能作为慈善的理论支撑。”他回答了一句：“我做慈善是为了追求自由。”会议开始了，我们就没有再讨论下去。
永光捅破了窗户纸
我从第47期《公益慈善周刊》看到，一篇题为“徐永光：刺耳！做公益的，99%是‘私’字当头”一文，似乎是对我那天提问的回答。
他说：
“公益确实是社会利益至上，但不要以为做公益就比别人崇高。做公益的，99%以上不是无私奉献——无私是‘圣人’才有的境界——而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舒服且内心满足。
我可能比大多数做公益的还站得高一点，但完全是‘私’字当头，并非‘牺牲自己、奉献社会’。
做公益28年，支持我的力量是什么？寻求自由。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是最大的‘私’。你想想，从政、经商、公益这三个行当。政府自由吗？没有人敢说吧；商业好玩吗？九死一生最煎熬；但是做公益，有这么大的空间，只要我喜欢，都可以做。”
真是石破天惊！
永光是“希望工程”之父，成为中国慈善界的领袖，过去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他应该非常清楚，这句话不是隨意说的，是真实思想的表达。这不仅是对公益慈善理念的挑战，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反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存在的重大问题，传统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导致思想宣传教育失效。我们讲的话，没有人信，没有人听，尤其是年轻人。我一直呼吁：中国面临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改革，而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改革。说意识形态改革过于敏感，我改为理念重塑，或者理论创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共同认同的价值理念，没有能夠解释现象、指导未来、逻辑自洽的理论，怎么凝聚党心、民心，怎么规范行为和建构制度？
看媒体、听报告、受教育、做工作、搞慈善等等，每天都会碰到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我们都回避了。这层窗户纸，今天被永光捅破了。
中国的道德困惑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道德口号是“大公无私”、“集体之上”，“斗私批修”，甚至要求“狠斗私字一瞬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民众的吃、穿、住、用，几乎都要票证。每一个人必须依附一个单位才能生存，确实没有多少“私”，连想一想都不行。不过“私”是灭不掉的。当时最大的私，就是分房，有权有势的，儿子、孙子都有房，没有关系的几代同居一室。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承认个人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也就承认“私字当头”了。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但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公字当头”。2001年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说：“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这就带来实际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造成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思想分裂、道德分裂，说的与做的、想的与行的、理论与实际、理念与嘴巴、脑袋与身体分离。
今天实际生活中，私字大泛滥，贪污腐败、化公为私、欺诈掠夺、造假走私……，为了钱，没有不敢为的。新党中央祭起反腐大棒，从党政军官员清廉做起。这非常正确。但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社会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公字当头”为道德原则，是说不通、行不了的。讲那些听不进、做不到，连自己都不信的话，怎么教育、引导民众？意识形态改革，社会主义道德重建，成为最迫切、最艰巨的任务。
需要创新社会主义理论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公共利益至上，岂不是就是“公字当头”？这就是症结所在。怎么理解公共利益至上？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是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不是要求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体利益。当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与限制，这就是道德、制度与法律。然而，这种道德、制度与法律，一定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把公共利益至上误为整体利益至上。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区别是承认还是否认每个个体利益，前者如股份制量化为个人产权，后者如公有制则否认个人产权。整体利益至上，就是以 “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为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准则。这就大量发生以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为名，或者以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
二是把整体利益至上误为阶级利益至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而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成为消灭对象。苏联称工农兵苏维埃，中国提为人民服务，这就把 “非无产阶级”、“非工农兵”、“非人民”排除在整体利益之外，进而剥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三是把阶级利益至上误为共产党利益至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兵，代表人民。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领导政府、领导人民，要求全社会听党的话。
四是把一党领导误为一党专政。党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斯大林的解释，专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 （1）进而把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专政全面实施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领域，这就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偏离了法治、民主的轨道。
五是把宏观经济管理误为实行计划经济。为了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企业的利益动机，全面实行公有制，并由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物资，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统制经济的结果，带来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活动低效。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这种模式与结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否认、限制以至消除个体利益，以实现所谓公共利益至上。结果，社会主义没有给民众个体带来美好的感受，相反则是普遍贫穷、没有自由，甚至造成大批人饿死、残害。严酷的事实证明，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至上，不仅不是人类的天堂，甚至成为地狱。苏东解体与中国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就是以承认个体的物质利益为起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城市推行企业制度改革，鼓励发展非公经济。由于中国面临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邓小平的改革仅限于经济领域，没有来得及将改革推进其他领域。更是出于改革的需要，避开姓社姓资，意识形态改革提不到议事日程。所以，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清算，新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能创立。
社会主义是人性的自觉复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由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那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区别于动物性，又包含动物性。因此，人性有善与恶。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与满足生理需求的动物不同，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愉悦、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人的本质属性就是追求幸福。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
社会主义就是“完全、自觉的”把所有成员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社会主义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创造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幸福是个体的感受，以幸福为目标，就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与需求，就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为名忽视或侵犯个人的利益。强调所有成员幸福，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也就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为所有成员幸福创造条件，但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因素，幸福感有高低的区别，当然还存在不幸。
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至上就是体现为民众普遍幸福，反过来不给民众带来幸福，怎么为全人类接受，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18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说：“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幸福存在于平等之中。”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的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2）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3）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而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下，“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4）
《东方红》歌颂毛泽东：“呼而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
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因此，我把新社会主义理论就称为幸福社会主义论，中国梦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全面小康。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怎么理解“私字当头”？
“私字当头”是指每个个体都是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利益与需要，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人要生存就要吃、穿、住、用、行。学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以至住哪儿、怎么行？都是从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做的选择。市场经济了，柴米油盐、老婆逛街、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赡养老人、生病就医、子女上学……哪样不需要钱？为人民币服务放在了首位，这有错吗？不应该吗？
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石。
恩格斯解释马克思主义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
“私字当头”，首先理解为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吃、喝、住、穿但是还有然后“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人的“私”表现为两种动机，一是物质利益驱动，能赚钱、有好处，这是人做事的动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释放了中国人的物质利益冲动，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二是价值意义驱动，做有利他人、社会、国家、人类的事，从而被肯定、鼓励、敬仰、爱载，充满了成就感、自豪感，实现了生命价值。
永光说，他做公益是为了自由，首先他的吃、喝、住、穿已解决了。然后他在从政、经商、公益三个行当做了选择，觉得前二个不好玩、不自由，决定做公益。好玩、自由的事多了，他为什么选择公益？因为公益是有利他人、社会、国家、人类的好事，更能体现他的生命价值。他倡导希望小学，一不小心做成了公益领袖，推动了中国的慈善事业。没有做官的不自由，不用经商的受煎熬，却做了受人尊敬、爱载的事，自我感觉当然挺幸福。他的“私”是自我追求的升华，获得了自己做喜欢做的事的自由，获得了自己做喜欢做的事取得成就的幸福。
所以，他说自己做公益是“私字当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我一直是搞改革的，从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中国体改所，到1987年来深圳当体改委主任。我从来没想过搞公益，更没有与心理这一行沾过边。我2004年写《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中国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恶化，在写人与自我关系恶化中我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1亿人有心理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深圳精神障碍率10年间增加了100倍。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中国发展了，怎么精神疾病、心理障碍为什么会如此严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带来紧张、不安、纠葛，社会不公、工作压力、人际矛盾产生的怨恨、愤怒、委曲，没有渠道倾诉、排解、抚慰。于是，我提出了情感护理，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市民情感热线”88851085（帮帮帮我一定帮我），截至2016年12月18日免费接听了32476电话，面询1537人次，成功避免自杀他杀高危事件 32起。
我是凭自己的研究和兴趣，进入了这项公益事业。而且由于全社会对精神、情感的关爱缺乏认知，在筹资上非常困难。但是坚持了近八年。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尤其不为社会所关注，我专门希望做别人想不到、没人做的事，这与搞改革带来的偏好和习惯有关吧。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公字当头”，是从自己的习惯思维出发，并且在做挑战自己、证明自己的事。如果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我和同事们已造了多少级浮屠，这是精神上的满足感。
承认私、保障私、引导私、规范私
凡是人都首先要生存，这就是私，“私字当头”是普遍人性，这是简单事实，也是简单真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从承认私出发的，邓小平改革开革开放、市场经济也是从承认私启动的。所以，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不能要求“公字当头”、“大公无私”。实践证明，这套说教完全失效，党表面上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但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听，没有人信。一个八千万党员的党，不能说服党员，一个领导十三亿人口的执政党不能说服民众，能不出问题吗？
今天的中国，私大泛滥，侵蚀各个领域，到了几乎人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怎么办？一种是当作不存在，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一种是正视事实，反思道德伦理教育，改革意识形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共利益至上即民众普遍幸福为理念、目标、原则。我们承认、鼓励、保障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为民众普遍幸福创造条件，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福利社会，即全面小康。在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探索一条中国的幸福之路。
在承认私、保障私的前提下，引导私、教育私、规范私。用我的语言，所谓“私字当头”就是承认人人都是首先爱自己的，追求幸福就是从爱自己做起。
爱自己有三个层面，一是本能的爱自己，这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生存不惜损害他人；二是理性的爱自己，利己而不损害他人，否则就会受道德的谴责、法律的制裁；三是感悟的爱自己，真正爱自己，就是活得愉快、幸福，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会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是以爱自己为出发点，是爱自己的升华和提升。
我在员工中做幸福人格培训，就是从如何爱自己，如何才幸福谈起，这体现了对每个员工的关爱，首先解决入耳、爱听的问题。然后，讲幸福人格体现为五爱，并采取幸福人格量化、员工自评、小组互动等形式，收到较好效果。应该是道德理念的创新，思想教育的创新。
承认“私字当头”是普遍人性，没有人天生代表人民的利益，尤是对掌权的人，需要制度规范。反腐非常必要，但制度反腐更为重要。中国制度性腐败最严重的是财政。
财政是民众交给政府代管的一个钱袋子，财政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的体现。按照2014年的数据政府控制的财力总计达43.5万亿元，占GDP68.4%。占国民财富三分之二还多的这笔钱怎么分配，至今不透明、不公开，没有民众监督，没有实质审议，这是最大的制度漏洞、最大的制度腐败。浙江温岭创造了在党委领导下，以人大为主导，以政府为主角，以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以民主恳谈和专题询问为主要形式的参与式预算值得推广。
公益人与政府人
公益人与政府人都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业的人，选择做公益人，还是政府人，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偏好、兴趣出发的，而做的都是公共服务。那究竟靠什么内生动力让他们做得更好呢？
从物质利益驱动看，公益人的工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极待需要解决的。社会普遍认为公益人应是“公字当头”，工资收入应该低。公益人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富裕阶层，但大部分公益人是以此为生计的。把公益人的工资收入压得过低，不利于他们安心工作，也不利于吸引高素责人才的进入。
但公益人主要靠价值意义驱动。我在深圳义工联的一次活动中，认识了“生命之光”组的组长，她是农业银行的一名统计员，年龄在45岁左右，她负责的“生命之光”就是向残疾人、病人提供服务。她说，她没有想到，他们一、二个小时的服务，会让服务对象如此感动。为了鼓励他们生活的勇气，必须讲一些人生的道理，她不得不充实自己。自己也从这些身残的人顽强地生活获得人生的启迪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她说，她已离不开这项工作了。她在爱他人中被他人爱，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6）
一个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幸福，人们往往努力想得到财富、权力、名誉等等，但这需要竞争算计，付出代价，还要有运气。而一个人能付出，证明自己有能力、被需要、受欢迎，这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被他人、社会、国家甚至人类所需要，这个人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定会感到愉快、幸福。
史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普遍认为是物质利益。这是最大的误区。金钱、财富是“利”的一种。助人为乐，乐也是利。人的利益的综合体现，就是幸福。所以，永光说：“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是最大的‘私’”。
政府人的职责也是提供公共服务，但与公益人不同，他们掌握权力，决定着资源的分配。今天政府人的工资、待遇、福利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除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外，对他们主要的不是强化物质利益驱动，相反对不合理的部分还要逐步消除。他们的工作动力只有靠价值意义驱动。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意义驱动是什么？尽管党中央依然强调“为人民服务”，不断倡导“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谁都明白，这有用吗？
在发展第一方针指导下，政府人的动力是GDP第一、招商第一、投资第一，修路、架桥、盖楼第一，形象工程第一，彰现政绩第一，应酬上级第一，升官提拨第一，把民生看作负担，一年办几件事对付，民众不闹事就行。结果，中国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民生问题越多。
当年共产党闹革命成功，一是物质利益驱动，打土豪、分田地，吸引农民，二是价值意义驱动，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吸引精英。而后一条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骨干都是冲着价值意义而去的，吃小米、住窑洞，抛头胪、洒热血。今天，有什么价值意义作为共产党人、政府工作人员的内生动力呢？
创造幸福中国，探索一条中国人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宏大事业。为官一方，造福民众，为大家拥护、爱戴、敬仰，实现生命价值，创造幸福人生。这样的官当的有价值、有意义，再大的官不为民众谋福，甚至以权谋私，最后为人所唾弃，狂为一生。共产党人、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私，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也需要爱自己，不过他们的爱自己应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他们的私更多的体现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
今天中国反腐败、讲道德、建法治，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执政党提出能为全党、全民接受的价值目标，既符合每个人的个体利益，又符合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就是幸福中国。
‘ 注释
注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注2：《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9页。
注3：《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注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注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5版
注6：《方法》1999年第3期第6页
有私奉献还是无私奉献
可深入讨论
2016年08月07日
徐永光
景安兄：
你是我景仰的老一代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如今还在致力于推动“幸福中国”事业，真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令人感佩。
你的评论高屋建瓴，旁征博引，从司马迁到马恩，从社会主义实践到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汪洋恣肆，气势如虹。
不错，"做公益99%是私字当头"，不过一句大实话，“捅破了窗户纸”而己。其实很客气，就怕还有1%自以为是圣人救世主的人不满意，故不敢讲100%。
孔子做的是教育公益，还津津乐道于“吾弟子三千，逢年过节，一人一束脩（腊肉），所得无数，储蓄满室"，他并並不宣扬"无私奉献"。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有私奉献是志愿精神的原动力》文章，地球村创始人廖哓义看后对我说："对!我就是有私奉献"。之后，我在姊妹篇《志愿精神救中国》中引用了她的话。廖晓义算得上最具献身精神的公益人了，我称她“半人半神”。但她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醒的。我也一样，谁要评说我在"无私奉献"，我就犯急。我做公益把自己都牺牲了，那算什么？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能指望他爱别人?
真善美原本是公益慈善的真谛。但正如老兄所言，现今中国慈善伦理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价值观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乃至真伪难辨；玩情怀，图安逸，无竞争，没有优胜劣汰，在道德大旗下保护低效率，更是令人难以容忍。
景安兄以天下为己任，年逾古稀仍为公益创新和文化重建奔波操劳，秉笔直书。我只是触及公益伦理一些现象皮毛，景安兄则深挖了造成这些现象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及体制原因，犹如醍醐灌顶。希望这篇雄文能夠让更多人看到，并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改革意识形态任重而道远
徐景安
2017年1月1日
永光兄：
感谢对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一直以推动改革为己任，但我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本事了，既做不了官，也不会经商。我又与大多数改革派主张制度改革不同，我认为制度改革的前提是有共同认同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所以，我一直致力于理论创新。
对个人来说，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对一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倡导行为准则、确立制度国策，从而决定了兴衰存亡。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来自政治第一转向发展第一。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来自发展第一。
今天中国雾霾如此严重，闹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不能正常运行，不得不停工、停课。为什么？中国为了实施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导言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必要的战略选择，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发展第一，其他是次要的，怎么持续呢？为此，我2004年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 “这就是说，环保工作与经济建设发生了矛盾，应服从于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与持续增长相比，还是持续增长重要。多少整治环境的行动收效甚微，多少小造纸厂、小化肥厂、小化工厂、小水泥厂、小制革厂关停不了，多少破坏生态的项目迎风而上，还有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荒等等都是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虽然各地都有环保部门，但他们怎么档得住群众致富的浪潮，怎么顶得住党政一把手创造政绩的压力？为了经济增长，什么都可以不顾，经济主义已浸透在灵魂中、溶化在血液里。结果是经济发展了，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了。”
为了克服发展第一的偏差，2003年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此后整整八年强调“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但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经典解释：“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谁能讲明白，第一要义的发展重要，还是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重要？
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一方面强调全面改革，一方面又说“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既然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那还要什么改革？今天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到了再不改革，发展已不能持续了。这说明，中国为什么发展不能持续的症结在哪里，中国究竟要改什么，以什么为目标、以什么为重点，以什么为主线，至今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出台了不少改革文件，下了不少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局面没有打开。
今天几乎所有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都解释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全面小康，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什么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以至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发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办教育，为什么做慈善，还有人为什么活着，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当官，为什么发财，为什么出名，怎么实现自我，怎么体现人的生命价值……这都是元问题，正是在这些元问题上说不清、弄不明，才导致走入歧途。
您提的“公字当头”还是“私字当头”就是道德伦理的元问题。其实生活中都是“私字当头”，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与需要，这是简单常识，也是简单真理。可是面对“公字当头”的社会主义道德口号，谁也不敢说不。作为中国慈善大佬的您捅破了窗户纸，说是"做公益99%是私字当头"，这是勇气和智慧。
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意识形态改革和道德理念重建，这是最艰巨、最重大、最关键的任务。这需要三个条件，哲人提出、政权推广、民众接受，三者缺一不可。当今中国，有思想、有主张的人不少，但大都是照搬派，不是照搬西方，就是复古传统，或者沿袭教条，创新者少。这是其一。其二，要为当政的中国共产党采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西方派与复古派都以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前提，而教条派则死守已被实践证明错误的、过时的所谓原则。其三，要为中国民众，尤其年轻一代所接受。今天年轻人为时尚的，党不容忍。党主张的，年轻人不听。
中国走向新的历史时代，需要新理念、新目标、新道德。反过来说，没有新理念、新目标、新道德的引领，中国就走进不了新时代。为此，从2004年开始，我为改革意识形态、重塑价值理念而努力。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扉页首页写了一句话：“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似乎很复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对快乐、幸福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民众一定幸福；民众认为拥有财富，一定幸福。于是，政府为发展经济而不顾一切、民众为拥有财富而不择手段，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于是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并把传播正确的幸福观来推动新改革。
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我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主持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提出以“幸福中国”为中国改革的新目标，带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
2013年9月18日发表了《幸福社会主义论》，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理论阐述，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体现为民众普遍幸福，“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全面小康，就是中国梦。
我更注重幸福理念的实践，推动汕头市、德州市创建幸福城市，在深圳农产品公司创建幸福企业，在上海颐和苑养老服务中心创建幸福养老，以及进行了建设幸福社区的探索，幸福人格的培训。
我认为，以幸福中国为理念目标，以幸福人生为人的终极追求，创造中国的幸福之路，以此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建设和改革，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一致，符合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
您的“私字当头”论，是重建道德理念的呐喊，希望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
附上二文。
理论自信与意识形态改革
2013年11月9日
徐景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怎么做到理论自信
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就是建立理论自信，表现为党的领导及其成员和广大民众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全党、凝聚民心为此而努力。
那么，怎么能做到理论自信昵？
1.理论能解释现象，符合实际。
2.理论能推动进步，指导实践。
3.理论能揭示未来，提供意义。
4.理论能逻辑自洽，可被追问。
我们能不能说理论自信呢？信仰缺失就是反映了理论不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所谓的‘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
我们需要分析、探讨、反省信仰缺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其实，这是意识形态改革的重大任务，不是行政命令、开会部署、分头去办能解决的。应该说，今天党面临的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改革的问题。
启动意识形态改革
党面临三大任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意识形态改革。若意识形态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失去信仰，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丢失选票，最终将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经济、劳动价值论、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基础理论观点成为过时，苏联模式的失败、东欧阵营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生的种种问题，都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带来严重挑战。再加上，改革中出现了两极分化、腐败泛滥、道德恶化、生态破坏等问题，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产生怀疑和动摇，这普遍产生于民众中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包括党员与干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改革意识形态，党才能保持生命力。西方中世纪教会曾利用垄断拯救灵魂的权力，发放所谓《赎罪券》大肆收敛钱财，教士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造成信徒的普遍不满。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宣扬“在上帝与《圣经》面前人人平等”、“俗权高于教权”以及“建立廉价教会”等主张，挽救了宗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创造了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兼顾了劳动者的利益，尤其是公共服务的改善与社会保障的推行，缓解了阶级矛盾，这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吸收了社会主义理念，以至今天仍有生命力。
我们的努力未见成效
2004年4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决定组织全国最强的学术力量，编写150余种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骨干基础教材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经过8年多的努力，已经完成编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专业课重点教材，称为当今中国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最高水平的教材体系。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先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共四节：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四、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写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照理应该讲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及遇到的挑战，可是对苏联只讲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开始变为现实”，回避了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崩溃；对中国只讲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伟大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丰富的经验”，邓小平“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国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多种所有制，以及发生的问题都不讲。不联系实际，不正视问题，不接受挑战，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这怎么有说服力呢？可这篇教材却要求大学生“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正是教材应该写而没有写的，却拿来布置给学生，除了引来学生的嘲讽，还能有什么效果呢？
另一篇作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之作，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紧密结合实际、推动改革进程的指导性文章。然而看了大失所望。这篇教材先写了一个断语，说：“经过9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都是完成式，不是进行式，更不是未来式。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两极分化、腐败泛滥、道德恶化、生态破坏等问题相当严重，这就不能不让人疑惑，这种现状就是我们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吗？我们的理想社会与目标就是如此吗？这能解释现象，推动进步，揭示未来，可被追问吗？
教材却告诫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和风险，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必须清醒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没有“经历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理论形成了、制度确立了，一切大功告成，一点也“不困难”、“不艰巨”、“不复杂”，也不存在“风险”与“干扰”，用不着“奋勇前进”，维持现状即可。这能逻辑自洽、自圆其说吗？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要敢于正视问题、抓住问题，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正是抓住无产阶级贫困化，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抓住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才带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抓住农村包围城市，才赢得中国革命成功。抓住发展，引来中国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抓住什么，才能开创新局面，这是需要理论勇气与智慧的，决不是教条式的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摆弄一大堆概念、粉饰现实歌功颂德所能完成的。
须回答两个问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制度作为旗帜与目标，这是正确的抉择。它既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又区别于西方模式，但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如何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依据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但随着时间推移，理论就不能解释现象了。目前，多种经济成份按产值计算已超过了公有制，以马宾为首的一批左派据此指责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而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条例”，对马宾的批评无从回应。理论也不能解释未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还是要回到过去“一大二公”，公有制一统天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只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成了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
二是如何区别于西方模式？
新权威主义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集权模式加市场经济，区别于西方的民主权模式加市场经济。理由是民主政治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才能真正建立，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权威政治来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并引导现代化进程。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以及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权威是必要的。但按此解释，集权模式只是向西方模式的过渡性安排，并且这种过渡性的集权模式，怎么防止权力腐败、侵害民众利益，没有制度性约束。这也正是造成今天的严重腐败的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诠释
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冢。”
以概念堆砌来掩盖思想的贫乏、代替理论的演绎，这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悲哀。这样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去问问民众、党员及领导干部，他们懂吗，明白吗，理解吗？能团结、鼓舞、激励党和人民为之而奋斗吗？
有生命力的理论，一定是与民众的生活感受息息相关的，一定是经得起逻辑追问的，一定是展示有价值意义的未来的，决不是搬弄一大堆概念，让人越看越糊涂的。
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终要体现为民众的幸福感受。这种幸福感受是不能代表的，只能去问民众，你幸福吗，满意吗，高兴吗，快乐吗？一个绝大多数民众不幸福、不满意、不高兴、不快乐的社会，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相反，绝大多数民众幸福、满意、高兴、快乐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前提。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创造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也就是全面小康，即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这是中国学不了、不能学、学不来的，也是全世界学不了、不能学、学不来的。这是地球的承载力决定的。而中国模式的幸福之路正是为世界探索一条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向全世界说，西方模式并不代表世界的未来，中国模式有可能是。
普世价值与普遍真理
为了反对照搬西方模式，中国理论界的某些人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之风。这既是缺乏智慧的不明智之举，又是违背理论的起码常识的。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普遍适用于人类文明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标准、价值尺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所谓“共同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的终极追求，凡是有助于人类幸福的价值追求就具有普世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有助于保障、增进民众幸福的，所以都是普世价值。
由于各国的国情与文化不同，普世价值的实现路经、制度安排可以各有特色。不应强调价值的普世性而不承认各国特色，也不应各国特色而否认人类文明应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
过去经常讲：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这就是讲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同时強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讲真理的特殊性、相对性。反普世价值，就是借口真理的特殊性、相对性，反对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将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对立，就是把自己当作另类，自贬、自损。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理论自信，怎么会有国际上的话语权？
普世价值之争来源于对西方模式的不同态度。中国存在照搬西方模式的主张，理由是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文明，具有普世性，有的甚至认为，改革就是要告别社会主义，摒弃中国特色。由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事实存在的优势，这种主张在知识人群、青年学生，包括党员和干部中有很大的市场。与之相反，则对西方模式持全盘否定态度，以否认普世价值为由，各国国情不同为据，认为西方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应走自己的路。
按照幸福社会主义理论，凡是有助于民众幸福的都值得学习借鉴，反之就要改革摒除。西方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是普世的，对物质需求的基本满足是幸福的保障，但过度的物质追求是中国不能承受的，而今天中国一部分人的奢华，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职务消费、办公场所已经大大超过西方，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却还未普惠民众。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念是有普世意义的，其中的制度安排不少是值得借鉴的，对公权力的约束有许多制度规定，尤其是对政府开支、机构设置、编制规模、职务消费有一整套制度约束和详尽规定，这都是值得值鉴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民主形式不应照搬，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创造，但不应该违背民主的基本要素，如公共决策的透明、听证、参与、监督、批评、纠错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结合，衡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是看是否符合人类文明体现的普世价值和对人类文明的普世贡献，一个隔绝世界只有关起门来称好的东西，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担当解放全人类的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模式的幸福之路，不仅适合于中国，还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并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由此，我们才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团结、凝聚全党和民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来自不丹的启迪
不丹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不起眼的小国，然而它以前瞻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取得了国际话语权。1998年在联合国会议上，不丹第一次把“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带到国际社会的视野中。2010年不丹向联合国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千年发展的主要目标。2011年7月1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
不丹以佛教为国教，若不丹的意识形态停留至此，也只是一个佛教小国，不会有国际影响力。不丹第4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并且逐步探索成为可以测量的指标体系，这就与现代理念与方法接轨，具有了普世性，使国际社会接受和推广成为可能。
佛教以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寄托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正是建立在佛教基础上的，但又不同于佛教，更接近世俗，并且指数化，成为公共治理的工具，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改革。
不丹是一个农业社会，不以GDP为目标，而改为GNH，这是从国情出发的正确选择。但它的视野不止于本国,并不以本国特色抗拒国际社会，恰恰相反，以幸福理念、幸福指数向国际社会进军，推动人类社会从发展第一转为幸福第一，财富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个理念的倡导者却是承袭帝制国家的年轻国王，他在推进世界文明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2006年不丹的幸福指数名列世界第8位，位列亚洲第一位。此时的不丹人均GDP仅1400美元。
不丹的奇迹给我们的启廸是，话语权不在于国之大小，也不在经济发展水平，在于具有既有本国特色又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在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这种理念与作用就是理论自信的表现，是意识形态改革的结果。
如何与美国争夺话语权
徐景安
2015年12月15日
当今美国不仅以它的经济地位、军事实力称霸世界，更在于它的理念文化，成了现代文明的标尺。它向全世界的经济、军事扩张都打着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旗号，谁不符合或者反对它的价值观，谁就是邪恶国家，它打阿富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没有一个国家敢说不，美国成了道义的化身，拯救世界的救主。随着苏东解体，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宣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所有意识形态，开启了美国文化对世界的称霸。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世界攻势，我国在意识形态上无招架之气，更无还手之力。国际讲坛上，以文化多元，求一席之地。收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以传统文化的词句作应对。我们采取利益输送的办法，拉帮结盟，力图突破美国的包围。实践证明，利益输送外交买不来真正的友谊，就是对香港、台湾也是收效甚微。人要获得社会的尊重，最终取决于品行。国家对世界的影响，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文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权利的，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不丹是个佛教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西方学习回来的年轻国王，推出了一套可以衡量的国民幸福指数，对抗以GDP为标准的西方现代化。今天幸福指数推向世界，2012年联合国66届大会将3月20日作为“国际幸福日”。不丹不是用经济，更不是军事，而是文化影响了世界。
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全面小康为目标。2004年我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对全面小康作了高度评价。
“目前，全世界总人口60亿，发达国家人口仅14亿，还有25亿人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能源设施，24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备。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基本生活水准的情况下，现在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25%。那么，全球现代化是什么概念呢？世界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80亿，到2050年要达到110亿。现在一个地球已不够用，如果60亿人口都向发达国家看齐，将来80亿、110亿人都要像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那要增加20个地球。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着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因此，西方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标本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
“全面小康的五大本质特征：一是经济殷实；二是资源低耗；三是环境清洁；四是社会和谐；五是精神愉悦。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比较，全面小康物质富裕程度不如西方现代化，但环境少污染，生活质量好；社会较和谐，人际关系好；心态较平和，精神状态好。除了物质水平一项以外，其余等于或优于西方现代化。而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使全人类都能实现，不像西方现代化只能供少数人享用，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可取代西方现代化，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称全面小康是：
“ 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
全球生态危机的对策
人类持续发展的良方
人的价值追求的觉醒
以人为本的体现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人类新转折的启蒙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抗衡，但是可以以全面小康争锋。
我们可以对美国总统这么说：
“美国正在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民主自由是以高负债、高消费为代价的。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消耗了地球资源的30%，美国人的生活是借用其他国家的、透支下一代人的资源来维持的。这是全世界、也是中国做不到、学不来的。全世界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20个地球，中国人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6个地球。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是不能持续的。我们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全面小康。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短缺，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幸福之路。中国可以做到的话，全世界也可以做到。所以，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是为世界做出贡献。中国今天走的路，不仅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
我不能猜想，美国总统怎么反应，但至少不会那么牛逼。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关键是我们的内政，要建设真正惠及全民的全面小康，如习近平所说：“全面小康，中国梦，就是人民幸福”。要走出一条中国的幸福之路，是艰巨伟大的事业，可以说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明确了没有、清晰了没有，是不是真的把民众幸福放在第一位，把惠及全民、均等服务、健全保障作为目标，制订方针、改革制度、落实措施？
率领13亿人探索幸福之路，这才真正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让人类幸福，才是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除了党的会议与文件以外，我们不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标签，而是真正关心人、关心人的民生、关心人的幸福，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