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深网友问，苗老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看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文章，发现经济学家不太关注细节，那么经济学家是不是普遍都这样？第二个，改革如果失败，主要问题会出在哪几个方面？我苗实回复道，暂时没有想得很清楚，你等一等，让我再好好琢磨一下，然后做详细回答。可以说，这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正好，这一两天有空，就仔细掂量了一下，下来就依次专门回答上面提到的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确，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理论问题，宏大问题，战略问题以及根本问题。当然，也不是不关注细节问题，只是经济学家精力相当有限，对细节问题关注很少，正如某位政府官员对我苗实讲，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懂经济，实际上不懂经济，所以叫经济学家，不叫经济专家。接着，我苗实解释道，经济学家有理论型和政策型，理论型经济学家就是上面说的，眼光普遍聚焦在理论问题，宏大问题，战略问题以及根本问题上面。当然，政策型经济学家就不一样，他们还会把很多精力用在关注细节问题上面，也就是，这位政府官员所说的，懂经济的经济专家专指这类政策型经济学家。其实，理论型经济学家，主要精力是研究经济学，进而精通经济学，传播经济学，而经济学高度抽象，形而上学，自然与实际有一定距离。客观上讲，我苗实就是理论型经济学家，不是政策型经济学家。过去，我苗实撰写的林毅夫学术批评，前前后后有60篇文章，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大论战，争论的都是理论问题，宏大问题，战略问题以及根本问题。至于先前林毅夫老师与杨小凯老师争论，以及后来与张维迎老师争论，牵涉的还是理论问题，宏大问题，战略问题以及根本问题。很明显，理论问题，宏大问题，战略问题以及根本问题，与改革开放直接相关，与转型发展直接相关，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譬如前几天，在《我没有任何操作股票现货经验》一文中，我苗实就明确说，自己是搞理论的，不太关注实务操作，也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经验。那么，也就有人不理解，草根网网友爱上鲨鱼的鱼就说，两周时代，可没有什么军人与文人之分，都是上马可领军，下马能治国。博主如果回到二三千年前古代，做为一名学者，既不能治国理政，又不能领军征战，这样的学者就是一个完全失败，也会让同行看不起。当然，我苗实不是研究先秦方面的历史学家，也不知道他的说法符合不符合真实历史。当下中国社会，理论型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不敢说话，甚至有不少明哲保身，是彻底保持沉默了。但是，向松祚先生在新浪微博坚持大声疾呼，就值得大赞。{1}今日中国学界所最急需者，乃是高视阔步，四无傍依，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不媚俗，不媚权，不阿世，既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固有伟大高深之思想，亦深入系统研究西方和世界各国伟大高深之思想，以为未来人类文明开启新格局，贡献新理念，启迪新思维，岂能以某某主义作茧自缚？{2}人类思想史最荒诞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执政者以为自己代表最高真理，总希望给科学和学术定下规矩，谁官大谁就权威，官最大最权威，绝对权力绝对权威！由此造成的灾难超越一切其他灾难，宗教裁判所时代如此，列宁斯大林时代如此，文革时代如此，流毒影响至今仍在。{3}人类社会演变有一个基本道理或规律，叫“虚以控实”。就是说影响人类根本命运的往往不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者说形而下的东西，而往往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或者形而上的东西，主要是理念和思想。一个形而上学高度发达的民族，形而下的科技物质也最发达，如德国，如犹太。
第二个问题，改革如果失败，主要问题会出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双轨制陷阱，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形成致命掣肘。{1}资源配置方面，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大量占用信贷财政社保等各种资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2}在土地方面，地方政府打着集体所有制的旗号，严重侵犯农民利益。当然，还从城市房地产中分肥，抬高房价。{3}政府干预满天飞，行政垄断甚嚣尘上，造成市场扭曲，资源错配。其二，经济改革孤军深入，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等方面严重滞后。记得，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还有，郑新立先生分析道，由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对社会事业、公共服务领域形成屏蔽，资金等生产要素难以进入，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诸如交通拥堵、进养老院难、上学难、停车难等，都是由于社会资金“进入难”带来的。由于城乡一体化改革滞后，形成城乡之间的市场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一方面是城市大量闲置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难以进入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村大量资源由于不能市场化而难以吸引投入，农民只能“捧着金碗要饭吃”，严重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直接导致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由于地区之间的行政分割，严重扭曲了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的配置，形成了城市与周边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在城市内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土地、淡水等资源严重短缺，房价不断攀升，而在邻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投资严重不足，资源大量闲置，削弱了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由于生态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生产要素对生态环境的投入，直接导致大面积雾霾天气和水资源严重污染。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找到共享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生态环保工作停留在空喊阶段，治理者得不到回报，污染者大赚其钱。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文化产品的市场交换价值难以实现，制约了社会资金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使广大人民文化创新的智慧和能力受到压抑。其三，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系列关键性问题，应对不力，甚至火上浇油。譬如，贫富差距问题，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乡村内部，上层有私人飞机，下层食不果腹。据百度百科“贫富差距”词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6。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2015年5月1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国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结果《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其中提出，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20%家庭的19倍。再譬如，腐败泛滥问题，省市干部一腐败几亿几十亿，县乡干部一腐败几百万几千万。由此可见，政府官员非法占有资源，与市场企业家合法配置资源相比，有多么畸形。周瑞金先生曾经指出，我国的腐败，已经由发展型腐败全面恶化为掠夺型腐败、垄断型腐败。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就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是谁在垄断呢？是特殊利益集团。从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和越来越高的级别来看，这些集团在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方面，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膨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从目前公布的一些案例来看，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文广、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甚至已经侵入国家政法、纪律队伍和武装力量。可以说是从点到面，就像癌细胞那样，无孔不入，不断扩散。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肆无忌惮，不受制约。长期以来，我们不恰当地把权力过分地集中在党委甚至是党委书记手里，在有些地方，党的绝对领导变成了党委书记的绝对领导，党委书记不受监督和制约，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出现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党代法、干预司法的现象。这些现象，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