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的第三次危机


                    周小川行长的第三次危机 

                          文/王杰

 

  2017年,经济红利耗尽后,中国经济将进入市场自发性调整,经济政策将不再具有稳定经济的能力。面对市场空前绝后的震荡,无奈将成为一道绝世风景。

 

 

    一 资产扭转与危机转嫁

  美国是一个经济危机经常性爆发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会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

  美国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成为了美国转嫁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的优先手段。

  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在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全球化重组。美国每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修复都将通过资产扭转来实现,通过资产扭转,增强美国资产价格吸引力,削弱竞争国家资产价格,从而从根本上打击甚至摧垮竞争对手国家。

  2008年美国次带危机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最近一次的资产全球化重组行动,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页再次振兴美国经济,削弱竞争对手,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后页主导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格局所做的努力。在这次资产重组过程中, 美国击碎了欧洲一体化后在欧盟内部“去美元化”的欧元春梦,粉碎了普金依靠能源工业振兴俄罗斯经济的普金“大帝梦”。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成为亚太经济“去中国化”的利器,同时也将成为中国人民币全球化的噩梦。

  2008年以来,美国通过救市政策和和货币正常化政策,成功实现了两次全球资产价格扭转 :第一次扭转:首先,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美国有毒资产进行“去毒”处理,同时量宽资金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将竞争国家资产价格推向资产价格泡沫巅峰,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各国央行或主权基金被动大量买入美国国债或者其他美元资产为美国提供全球化融资,修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害; 第二次扭转:通过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利用全球经济“去杠杆化”将竞争国家资产价格异化为有毒资产 ,资产价格回归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接盘美国“去毒化”资产,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行,拉动美国经济恢复性增长。伴随着这扭转过程发生的是,竞争性国家各国央行在全球流动性紧缩背景下,不得不抛售美国国债或者美元资产,保卫本国货币币值,这样, 美联储将全球流动性从各国央行手中扭转到各国私人部门,而私人部门在全球资本溃逃中转化为美国投资或消费,从而增强了美国经济修复动能,助力美国重回主导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更深远层次上,美联储扭转全球资产重组的意义在于,美国政府将全球竞争性国家贸易帐户获得的长期累积的经济红利,通过金融市场资本帐户逐步地收入囊中.看看各国那些币值已经爆贬,外汇储备大幅降低或匮竭的国家,经济倒退一二十年也是寻常事,这些国家除了首脑还夸夸其谈的空洞思想和故作英姿外,国家哪有什么经济竞争力。

  考察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美国金融危机,其爆发总是突发的,并且整个过程能够让危机能量全面进行“短平快”的释放:资产价格暴跌、企业倒闭、员工失业以及街头政治推动卖方市场及时出清,从而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市场的自我修复。美国政府放任危机的态度从一个侧面不仅说明美国的确在主动利用经济周期经济逻辑进行结构性经济调整,同时也说明美国能够客观利用经济周期时间节点狙击竞争型国家进行结构性调整,使这些国家陷入漫长的危机过程中而不能自拔。 美国和竞争型国家应对危机的过程总能显示出美国应对危机是建立在不损耗经济红利的基础上进行,而大部分竞争型国家,总是处于被动防御危机过程中,这样就容易在防卫危机的过程中耗尽经济增长期间累积的红利,进而陷入漫长的危机长夜中,对于民主国家,将引发政党执政轮流频繁,对于非民主国家, 政府垮台在其次,而内战危机往往成为国家衰败并陷入久期颓废的起源。

     二 债务加杠杆耗尽中国经济红利

  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为了应对危机快速推出了“加杠杆”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历经“四万亿”刺激、“保增长”、“稳增长”、以及“微刺激”,以及近年的隐蔽性稳增长政策(发改委无限量工程包和时下流行的PPP项目)保增长后,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的累积的红利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已经耗尽了。

  2014年,中国私人部门已不能产生增量资金,而存量资金受困于产能过剩,不仅无力投资,而且不断有大量企业加入濒临破产倒闭危机的浪潮中。2016年上半年中国私人部门投资的乏力与萎靡已经证明了王杰2014年预判的观点。

  在投资拉动经济的关键链条私人部门脱节后,中国国有部门企业紧随着中国私人部门陷入债务泥潭,过度投资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已经吞噬了国有企业所有的经济红利。

  2015年中后期, 受巨额债务侵蚀的中国国有部门企业已无力继续进行增量投资,发改委无限量审批工程包也未能保八, 中国GDP增速跌破8%只是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弹尽粮绝”的真实写照,中国长时间“加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已在“技术”上陷入破产。

  2016年,政府投资已支撑连续两个季度,伴随着陷入债务困境的各级地方政府收支捉襟见肘,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最后链条也将在年末崩裂,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将失去。

  2017年后期,中国经济GDP增速将跌破中国6.2%---2009中国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时“加杠杆”刺激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反弹平台---中国经济将在耗尽经济红利后引发市场自发性调整,中国经济的下行空间由此打开。面对市场空前绝后的震荡,无奈将成为一道绝世风景。

    三  投资拉动经济陷入不经济

  次贷危机爆发后,基础设施建设跨进入了一个非市场需求主导的时代:各级政府扛着拉动经济增长旗帜介入市场并主导了以上领域的投资。

  历经救市,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早已超越了市场自身的需求,伴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重复和过度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变成为了不经济:

  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本身负债过大已到了债务侵蚀并吞噬效益的窘境。

  其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为了降低生产生活部门的长期成本,但在中国相反,重复拆建

  推高了中国生产生活部门的中长期成本,导致中国制造业失去国际竞争力,抑制了中国经济创新能力,也增加了国内居民生活与出行的成本。

  其三、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过于粗放,偷工减料,贪渎浪费成风,很多基础设施在竣工之日就是维修之时,在合理的使用期限内的养护成本将大于重置成本,不仅浪费公共财富,加重社会负担,同时投资过程中的利益输送与腐败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的两极对立情绪。

     四   土地财政挤垮中国制造业

  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为何能够成为全球首个走出复苏的国家,是因为房地产泡沫价格泡沫破裂,催动土地租金与房产价格出现回归,进而生活、生产、仓储成本降低,就业薪酬条件随之而降低,这些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降低不仅为美国境内工业的复苏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境外高成本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资本流向美国起到向心作用。

  反观中国,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中国不仅未能够遏制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反地在不断循环刺激经济的政策激励下,为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杠杆,各级政府解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大肆攫取土地财政,推高土地价格,不断推高房价。土地租金与房价上涨,城市城镇生活生产成本快速逐年上升,就业薪酬条件随之水涨船高。随着土地租金、房价与劳动力成本螺旋式上涨,中国制造业成本快速见顶,短短数年,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在国际上已丧失殆尽,产业资本外流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态势。

  2013年以来至今,中国政府还没有反思到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致命一击:其一,去库存救楼市政策不断推高楼市价格提高了楼市租金和厂房租金增加了人工成本和生产与仓储成本, 导致制造业彻底失去成本优势走向颓废和崩溃。其二、近年来大规模的“旧城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提高了新增房屋租金,导致城市外来人口失去廉价寄身场所,从而对城市有效劳动力供给造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民工荒”、“招工难”就是这种名为“民生”实为“拉动投资增长项目”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解决民生住房问题,国家本应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通过各种经济措施降低房价,而不是一味地拆旧建,不断推高房价。依靠不断拆旧建新推高房价来解决民生住房问题,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在高成本下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最终导致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现在,这种恶果正在蔓延,当乡村与城市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移民流动被彻底阻碍后,中国工商业的大规模倒闭就会到来。任何国际都市、大都市如果没有贫民窟,这个城市的衰败就会成为必然。

  美国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新移民,始终保持全球最高的人力成本,美国还会有什么优势。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当其发展阻止了新移民加入,这国家或城市的衰败颓废就会成为命中注定。

    五  互联网已经摧毁了中国市场秩序

  中国是一个互联网应用大国,但却不是互联网软硬件开发、制造的强国和大国 ,这是中美两个国家在信息时代“创新”方面的根本区别。随着中国网民的增加,美国在互联网软硬件开发与核心制造方面的优势将得到巩固,因为中国仅仅是互联网消费的付酬者而已。

  尽管美国是互联网软硬件开发、制造的强国和大国 ,但是互联网对美国经济的革新却是建立在传统商业基础上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有金融机构产业发展的互联网化,没有互联网的金融化,金融机构是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主体,任何在互联网线上从事金融的行为,首先应当遵循传统金融创设“信用”的规则。但在中国,传统金融创设信用的规则不见了,任何人只要在线上搭建一个网络交易平台,就可以化身成为一个具有信用资质的金融平台,或者成为具备金融信用的融资工具,打着金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就是这样“创新”的。“坑、蒙、骗、诈”几乎成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特征。在近乎无监管的放任创新下,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成不仅抬高了中国融资成本,还将造就中国金融业的“信用”危机。现在,这种无遮掩式的金融犯罪不经从线上传染到线下,而且已经传染到了传统商业银行。在传统商业银行,存款丢失,票据作假,客户信息泄露已成为常态,伴随着中国银行业裁员风潮,客户信息泄露也许会有扩大趋势,中国金融业的正常秩序已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侵害,而监管者却长期视而不见,其失察之责与动机不可不查。

  在流通领域,美国线上商业同样需要遵循传统商业规则,遵守知识产权法则与禁售假冒伪劣的商业规则在线上线下是没有区分的。但这一点在中国就不同了,线上电商疯狂到可以公然卖假货,可以出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而不受到境内法律的追究。十多年前中国监管部门在实体店打假的成果很快被中国的线上电商摧毁了。当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充斥着质次价优、甚至假货泛滥的时候,中国加工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市场环境就被破坏了。无品牌、无质量的制造业有什么国际市场,有什么竞争力。中国人海外消费之所以成为世界奇观,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商业摧毁了中国的商业的基本道德准则与营商环境,摧毁了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品牌道路,被动生产非授权假冒产品和质次价优的产品。遗憾的是,中国主流学者对于中国流通领域的“经济癌症”视而不见, 提出一个空泛的“供给侧”改革概念就以为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政府不可能生产出与日本品牌相当的中国品牌马桶和电饭煲。

        六   机器排挤人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前兆

  当中国房价和土地价格高涨导致人工成本无法为中国制造业承受的时候,机器替代人工生产就成为了中国加工制造业被动的选项。对于大部分非外资的国内企业而言,受资本规模与技术竞争力影响无法将生产工厂迁徙至境外从事加工制造,选用智能机器取代大量人工作业不是为了生产出更高端的国际化竞争产品,而是仅仅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为了维持存量低端商品生产规模的生存。

  高成本经济已导致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被动关闭其加工制造业,将其工厂迁徙之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为什么不在中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境内大规模采用智能机器人进行跨国生产,就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保持产品生产装配的高端竞争优势,防止生产装配核心技术流失扩散,丧失市场竞争优势;其二:利用新兴市场国家低成本人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就业,增强其消费水平,提高跨国公司产品销售份额,获取超额利润。

  当中国劳动力价格失去成本优势后,跨国公司只能将生产工厂迁徙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者直接撤资回国,但绝对不会在中国采用高端智能机器人继续从事规模化生产。

  中国现在面临机器排斥人的困局。加剧这个困居的是中国过度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投资进程,一方面,机器排挤人,更多的产业工人将面临失业危险,另一方面,城市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产生更多的非农人员,土地财政下的“圈地运动”将导致更多的人处于无业状态,当土地财政无以为继,当更多的企业在高成本下垮掉的时候,中国将面临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欧洲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社会政经动荡危机。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工业化进程过快而国内和国际市场并未有效扩大时,大量失业产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汇集就会成为革命和战争的根源,马克思思想及其社会实践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七  供给侧改革将加速中国经济下行

  在全球产能过剩时代,经济调整是存量调整而非增量调整,经济危机不过是消化过剩存量的市场过程, 这是一条基本的市场规律,也是市场内在运行过程中自我纠错与自我修复的过程。市场经济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依靠国家意志或者个人意志能够颠覆这一市场法则。

  在存量经济调整过程中,受成本压制,技术创新与创新经济虽然局部活跃,但总体受制于存量过剩而无法形成新的增量并拉动经济复苏。远的不说,看看2009年以来,历经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的修复与复苏,也只是建立在存量经济修复基础之上的。

  王杰的经济学原理认为,市场的均衡只存在于经济危机的底部点和经济增长高峰的顶点:在底部点,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达到均衡。在底部点右侧,卖方市场出清,买方市场开始微弱增加,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步走向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开始上扬,表现在供求关系上,需求逐步增加,供给也同步跟进,在经济上行周期大部分区间,总需求始终大于总供给,虽然市场局部失调会导致市场假象,但不影响整体市场上行运行的繁荣格局。在经济上行末期,经济繁荣与价格的上涨导致投资不断追加,直到市场转化为总体性的卖方市场,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经济增长的高峰点。在高峰点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达到均衡。在高峰点左侧,买方市场出清,买方市场总量不再增加,而卖方市场受市场惯性支配而继续增加,从而形成产能过剩。表现在市场价格上,市场价格开始下跌 ,通缩出现。通缩过程中虽然价格也会反弹,但总体不改变供大于求的经济下行危机趋势。

  在经济上行与下行过程中,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控虽然能够起到干预市场的作用,但是并不能起到逆转经济周期的效用,其效用仅仅局限于延缓市场周期内的短期价格危机冲击,并不能改变经济周期内在的运行趋势与时间。

  中国供给侧改革立足于人工去产能,这是不足取的,因为人工去产能会破坏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市场市场价格机制是市场竞争赖以产生的基础,也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赖以建立的基石,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价格变动引导市场竞争。上行过程中,优势产品淘汰劣势产品,优势企业企业淘汰落后企业,下行过程也是一场竞争淘汰,适应调整的企业存活下来,不适应经济调整的被自然淘汰,人工淘汰打乱了市场竞争机制,导致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将会导致市场优汰劣胜,产生逆向选择,最终酿年成市场崩溃。事实上,从中国提出去产能政策到实施该政策,在负利率国际金融市场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逆势反弹,在全球市场总需求日趋趋势萎靡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上游产业价格上涨将导致下游加工制造企业的生存无以为继。2016年上半年,中国私人部门投资萎靡已经直白了这一切。当中国私人部门生存发展空间被挤压死了的时候,哪一个国有企业还能够做大作强。

  没有私人部门的投资,政府投资耗尽经济红利后,中国经济的下行将势不可当,资本外流注入美国及西方市场将势不可挡。一些西方国家施压或慷慨表态乐见中国人工压缩上游产业产能,原因不外乎如此。

  对于中国而言,调控经济一定要认识到存量经济调整的规律,要认识到市场价格调整的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市场竞争淘汰机制。

    八  房地产市场的崩塌

  当中国房地产存量曝露后,市场表明,中国楼市已进入了买方市场出清阶段,但为了维持土地财政和纾困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 在去库存口号下,房地产市场加杠杆成为了救命稻草。

  房地产市场加杠杆在“首付贷”的催化下,房地产已兑变成了融资套利投机工具,不再是一般商品。在这种背景下,利用无级变速方式加超级杠杆方式去库存,就异化为巨大的商业投机套利,商业银行将成为房地产市场价格暴涨的最后买单者。

  放大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来去库存,其结果是金融机构面临到闭风险,而库存本身并未改变。当中国的楼市价格从一线城市暴涨,然后次第扩散轮动到二线城市,再到三四线城市,循环往复,这种轮动暴涨的方式本身表明,存量资金在依次炒作楼市,套取投机暴利。

  利用土地、信贷、税收甚至户籍等调控工具进行“饥饿营销”的土地财政政策已将中国楼市推行了最后泡沫阶段,楼市已进入最后买方出清临界点,随着买方的缺失,卖方市场成为泡沫价格坍塌的决定性因素。债市调整、人民贬值、资本外流带来的流动性紧缩将催化这一进程。

    九  周小川行长的第三次危机

  2013年6月,中国市场出现“钱荒”,上证指数出现崩盘性破位——上证指数在2012年12 月见底。这次钱荒的背后推手实际上是互联网金融推高市场利率所致。互联网金融扛着金融普惠的幌子登场开始危害中国金融——王杰在《土地财政催发中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一文中指出,要对互联网金融创新进行监管,暂停互联网金融工具创新,同时也指出,中国金融监管缺位,应将金融监管权力合并入中国央行,保障央行货币政策通道的畅通与安全。但是这一建议并未引起重视。2015年6月,中国股市出现崩盘性下跌,融资杠杆成为罪魁祸首,在中国股市上升过程中,为什么监管者正襟危坐,对市场场外融资加杠杆视而不见,直到股市见顶,才开始才开始叫停场外配资加杠杆,叫停融资加杠杆,恐慌性下跌崩盘无可避免。2016年3月开始,中国房价启动加杠杆,首付贷成为推动房价暴涨的推手,这一次监管者再次视而不见,直到房价开始在各城市间轮动蹦跳,监管者才开始出面干预。这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市场逻辑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真相,值得决策层反思。

  表面上看,2013年的钱荒与央行拒绝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相关联——周小川的第一次危机;2015年的股市爆涨与年初周小川说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相关联——周小川的第二次危机;2016年的楼价加速上涨与周小川说住房信贷总体占比较小可以加杠杆相关——如果将来楼市崩盘,周小川的第三次危机也就形成了。

  但如前所述,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放纵,互联网金融创新工具对市场资金的巨大吸引导致金融系统资金成本上升是导致钱荒的根本;2015年的股灾,金融监管者对场外配资的放纵才是导致股市暴涨之后又暴跌的根本;2016年的房价上涨,在房地产加杠杆过程中,房地产商,房屋中介机构,互联网中介平台以及其他线上线下机构都摇身一变,变成了信贷机构,为首付按揭款融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与市场秩序的监管部门俨然成了场外看客,在房价暴涨之后,监管者跳出来,打着规范市场的旌旗,紧急为房地产市场降杠杆,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也加入了这场降杠杆的游戏,假如房地产市场因此而崩盘,谁应当为此负责:周小川固然成为众矢之的,但那些漠视市场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呢。周小川说资金入股市是支持实体经济,假如股市配资是规范的,有市场秩序的,会酿成股市暴涨暴跌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去库存背景下,周小川说住房信贷可以加杠杆,如果市场不出现“首付贷”这个投机融资套利工具,楼市会暴涨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至于暴跌,没有暴涨也就不会出现暴跌。关于2013年的钱荒,如果互联网金融监管严格,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一直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出现钱荒只是监管者的缺位造成的,资金脱实向虚,与市场监管虚位、脱位正相关。中国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级别市场监管者不能总跟着警察屁股后面打扫战场,警察部门不是市场监管部门。为什么要等到警察出动后才强势监管--最近的电信诈骗监管也是最新一例。

  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是最终由警察部门解决,那就是改革与反腐的大麻烦:这一点谙熟金融与经济的王岐山应该懂得。

  肖岗是一个真正难得的改革者,是继郭树清之后股市监管的改革者,但是,却被技术设计的熔断机制砸出局了。在一个存在10%涨跌板的暴涨暴跌市场 ,将熔断幅度设置在10%以内,本身就是一个局。未被股灾砸出局的肖岗被自己力主改革防止再次发生股灾的熔断机制砸懵圈了,黯然离场,这是个悲剧。将来如果楼市崩盘,引致系统性金融危机 ,爆发社会危机,下一个懵圈出局的又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