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新能源发展战略商榷

引自庞忠甲著《能源超限战》（2016年6月第一版）第七章

 

新能源作为可再生资源大规模替代传统资源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然而新能源发展战略必须与时俱进，适切实际，而非“只要多，就是好”，何况这个“多”，往往带着一个大问号。 

近十几年来，在危机感压力下，太阳能、风力发电等可再生新能源等行业如火如荼而起，可谓以几何级数飞速成长，不啻一场“大跃进”。但是，美国页岩革命成功，廉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突然丰富起来，这一现实急剧改变了美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的方式。

 

第七章“重整可再生新能源发展战略”中，介绍了美国在“页岩革命”成功的背景条件下，对传统能源重要性的重新定位，对可再生能源的扶持转而更多关注研发低成本、高效能的先进技术，而非大规模推广既有水平的设施，避免单纯追求表面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可以说，美国的有关战略调整，为全球带来了面对现实重新思考的范例。

 

2012年6月份，一张来自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的简单图表让最敏锐的能源政策专家都感到震惊。图表显示，自从EIA建立相关记录以来， 煤炭首次跌落优势发电燃料的宝座。在此前的几个月里，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使用量快速上升，其发电量已经与更容易污染环境的煤炭持平，而太阳能与风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仍然徘徊在图表的底部。这是美国乃至世界在能源结构转型问题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价格低廉的天然气使得新能源的吸引力降低。立法者开始重新考虑公用事业购买绿色电力的需求，而来自国外光伏制造商的残酷竞争也推动美国相关企业走向破产边缘。

 

由于日本大地震福岛事故的影响，核能在全球的发展举步维艰；水电开发则受制于自然条件。可再生新能源的发展发展迅猛，但在数量级上成效有限。风能由于自身不稳定的因素，利用率一时难以提升；太阳能高昂的开发成本暂时不能大幅度下降；在生物质能源中，粮食作物乙醇占有较大比重，而2012年以来全球粮食暴涨为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在漫长的新旧交替“能源峡谷”期间，开始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里，只要传统能源犹可充足支应，可再生新能源开发的重心应为研发有关先进技术，形成具有市场经济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而非不计成本地遍地开花，徒有繁荣表象；特别是以低价高产争出口，给本国造成“高碳”恶果，却不免为国际市场抵制甚至抛弃的教训，不可不谓深刻。

 

2014年全球可再生新能源包括风力、地热、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垃圾能的总产量为 3.17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12%，占一次能源总产量的2.5%。中国为5310万吨油当量，同比增长15.2%，占全球的16.8%，但仅占本国一次能源的1.8%。

 

一个难以忽视的现实是，从中国的能源结构看，同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从今天到本世纪中期，或者在更长的时期内，可再生新能源远非“低碳经济”的主力军。

 

传统能源不仅是目前也是今后中国“低碳”发展的关键产业，因为中国以传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不会改变。资源结构决定了发展“低碳”产业的重点对象是传统能源。

 

2010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超融低碳经济高峰论坛”上，与会权威中国专家早已指出：“可以说，把节能作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首选措施，大幅提高能源效率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低碳经济”（关于二氧化碳为全球暖化元凶这个“主流”论断的科学性，仍然存在严重争议）应被理解为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重在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其中，新能源的发展前景被市场看好；但目前新能源尚无法替代传统的矿物能源。矿物燃料仍将在我国能源构成中居主导地位，新能源还只是作为矿物能源的补充角色而存在。

 

从节能减排的投资效果看，目前提高能效对“低碳”的贡献也远甚于新能源。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能效项目“万元投资”形成的节能能力为5吨标准煤/年左右，而风能和太阳能项目投资形成的节能能力不足1吨标准煤/年，能效项目投资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指出：“从全世界的情况分析，节能在今后实现“低碳经济”过程中总的贡献率将达到60%-70%。然后才是依靠能源结构的调整，以及到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采用造价昂贵的碳封存技术。”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把大力开展节能放在首位，从节能和减排的一致性方面强调低排放发展；其次，把大力开发传统能源中相对“低碳”的能源如天然气、核能和水电等作为近期调整能源结构、减少排放的主要发展方向。

 

“低碳经济”已成潮流，不过，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所走的“低碳”路径与此并不全然一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已有近20个省市提出要打造新能源基地，上百个城市提出把新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不少地方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发展新能源。其实“低碳经济”不等同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只是“低碳经济”中的一部分。并且，大规模地、盲目地上马新能源项目，更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有不少地方不切实际、不计成本、大量投入搞新能源项目，却对传统能源领域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方面注意不够。”周大地说，“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搞低碳出现了目的性的偏差，为了地方经济利益，把“低碳”概念当成扩张经济或者增加投资的手段，却忽视了“低碳经济”的效率问题。”

 

周大地举例指出，“太阳能电池制造行业和风电制造行业目前的过热现象就是无效率低碳投资导致的。目前中国高耗能的太阳能电池产业只有不到5%用于国内市场，95%的都用于出口，发展太阳能电池制造产业等于是把高耗能高污染留在了国内，而由外国消费者享受太阳能清洁能源。”他提醒，“不要让“低碳”产业因无效率和资源浪费变得‘高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对记者表示，能源本身没有“清洁”与“肮脏”之分，能源的清洁与否关键取决于人类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比如，传统能源领域的石油行业也可以“低碳”。要想实现低碳化，就是要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和排放量，提高碳生产力和管理与技术水平。

 

而且，衡量一个产业是否“低碳”、“减排”，应该从生产与使用整个系统来权衡，不能因为使用环节中的低排放，而忽视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只有实现整个系统的减排才是真正的“减排”。更可怕的是打着新能源的名义污染环境，实质上不过是假借新生事物美名重复低水平的出口制造而已。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只要产能过剩，订单下降，市场就会进行并购重组清除掉一些企业，而后使供需走向平衡。但中国的情况不然，往往经历数个宏观调控周期久压不下，如钢铁业、炼化行业，每次结构调整压缩了一些企业之后，带来的是更大的规模与更多的新上马项目。说明各地区为税收、为GDP，各自为政，统一的市场尚未形成，制度的隐形成本阻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

 

例如，就光伏产业的关键材料多晶硅行业而言，数据表明，1千瓦多晶硅光点需要10公斤多晶硅，而制造这些多晶硅需要6000度左右的电能，排放超过40公斤四氯化硅等剧毒物质。宁夏石嘴山市多晶硅生产厂附近，由于四氯化硅和氯化氢的排放而导致周围寸草不生。

 

多晶硅产品被我国当作可再生能源重点发展。研究表明，目前多晶硅光伏的净发电量实际为负值，制造一套多晶硅光伏系统所需能量和这套系统使用寿命能发的全部电能差不多。

 

“低碳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对结果进行孤立的评估，而必须对行业上下游、产业全流程加以通盘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实质上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GDP的绿色增长。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的任东明博士，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面临问题和障碍》一文中，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障碍（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规模化的瓶颈）归纳为8个方面，主要是：1）高成本仍是产业市场竞争力较弱的重要影响因素；2）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影响了产业的持续发展；3）制造和配套能力有待提升，关键零部件依赖国外；4）政出多门，行业管理松散，标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5）政策措施的出台滞后于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6）并网难成为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最大瓶颈；7）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性尚未达成普遍共识；8）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可再生能源海外市场面临异常严重的形势。

 

汽车电动化是必由之路，但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和再思。

 

2015年在政策强力支持下，“新能源车”（指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产量井喷，同比猛增4倍，一跃而为全球销量之冠。

 

中国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指出汽车未来可持续发展的4个方向，即“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四个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政策更偏向于纯电动汽车。既有国家相关部门“弯道超车”的导向，且被冠以“新能源汽车”美称（其实电力不是什么新能源），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包括补贴、免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产准入及技术标准规范等多个方面。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高额补贴、对电池免征消费税以及指标配比调整，加上牌照优惠等措施，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有力地激励着纯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

 

政府对纯电动汽车生产商的补贴起到了明显的扩大生产的效果，例如生产电动车和电池的厂商比亚迪，2013年从各级政府共获得了人民币6.77亿元的补助，超过了该公司5.33亿元的净利润。

 

2015年购买电动汽车的中央级财政补贴达到了5.5万元，而地方性补贴大多与中央补贴维持1：1的比例，总额度可超10万元。

 

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有分析认为，困扰国人的“杀人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汽车尾气。近期热衷电动汽车的一大原因在于，迫切希望解决严重雾霾问题和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的社会经济危机。但是，如此论断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

 

要知道，纯电动汽车即便不考虑续航距离，电池的生产、回收环节，充电困难，缺乏配套公共设施等问题，仅从能源的转换链看，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纯电动汽车不意味着节能！而且不一定环保！

 

纯电动汽车作为用电终端，取代了传统的石油制品---碳氢化合物燃料，的确是清洁、高效的交通工具。但是今天电力主要来自使用矿物燃料的火力发电厂，经由输变电系统到达用户端，能效很难超越现代内燃机的水平，因此总的能耗只增不减。

 

尽管电动车本身零排放，实际上从源头算起，中国火力发电约四分之三依靠肮脏的煤炭，其二氧化碳排放大大高于内燃机节能减排的限值，对于雾霾生成的“贡献”有过而无不及。

 

2016年2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马自达技术论坛上，常务执行董事人见光夫作了详细的比较论证，宣称“电动车几乎没有意义”，可谓振聋发聩之声。

 

在目前及相当一段时间内，“电动车大跃进”的节能减排效果可以说不如推广先进的内燃发动机来得实在。据估计内燃机至少还有30%以上的效率改善余地。

 

近期，日本本田开发出了一款氢燃料电池汽车可以续航650公里，而中国的锂电池技术一直没有太大突破，依然存在多种问题。

 

在两项技术的成果对比面前，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国宝最近发声：“日本开发燃料电池车的动向值得我们思考”“锂电池重量重，一辆轿车的电池六七百公斤，一辆公交车电池要上吨重。回收废电池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锂仍然属于稀有金属，一旦汽车全部采用锂电池，锂就会成了稀缺资源。锂电池一次充电续航距离短等等，这些都是锂电池的致命弱点。”

 

他以引进彩色电视和胶片照相机举例，说明随后出现的液晶电视和数码相机，对已经形成的产业链造成了致命打击，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同时使我国在新技术上落后于国外。

 

同时他表示，不要认为将来充电式纯电动汽车就一定是新能源汽车的最佳方向，各种各样的流派还在互相竞争。

 

一项新技术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分完善，只有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积累一定经验后，技术才可能趋于成熟，国家给予支持或补贴就是为了帮企业走过初始的艰难阶段。发达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也有补贴政策，但和中国有所不同。

 

中国与美日德等汽车强国的做法存在很大差异。美日德等国更重视补贴电动汽车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环节，重视生产性价比高的新能源汽车，主要通过税收优惠促进市场发育。中国则以巨额财政资金补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和购买环节，如此很可能会留下一个产能过剩的“新兴行业”。

 

高补贴滋生了“骗补者”，自2015年以来，全国各地“新能源汽车”骗补丑闻不断爆出。据报道有批所谓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一条简陋的组装线就“生产出”电动汽车，或者转手卖给自己的租赁公司，或者获得补贴后拆下电池重复利用循环申请补贴，以大量未达到安全技术标准、产品一致性很差的电动汽车，轻易套取上亿元的新能源补贴，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根本没有进行公开销售和进入交通领域，仅仅是用来骗取补贴的工具。由于电池系统并没有可核对的标识，因此完全可以反复利用；就这样，一辆车来回卖好几次，补贴金额也随之循环领取。事实上，通过钻新能源补贴空子“发横财”已是汽车界公开的秘密。一些有关部门的眼睛盯着不断上涨的销量数据，也就对此视而不见了。

 

对新能源行业给予巨额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造成行业性产能过剩，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光伏行业即是典型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光伏产业在政策激励下急速扩张，最终产能严重过剩，大量社会财富化为泡影。

 

电动汽车的发展，应该全盘规划、循序渐进，努力开发与尽量采用先进的电池技术，与电力结构的改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需求相协调，避免过度使用财政补贴，健全管理法规和监督措施，远离“大跃进”式的浮躁，才能真正达成节能减排，转型升级，继往开来的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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