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在“2016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年会”上表示，对外投资增加得快一点，不值得大惊小怪，应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它有一定的周期性变化的因素。

　　“不必大惊小怪”是樊纲教授对“资本外逃说”的回应。这种回应是正确的。“资本走出去”不等于“资本外逃”。前者是主动为之，后者是被动选择。前者是为了抓住更好的投资机会，是“两利相权取其重”，后者则是纯粹避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是主观动机还是实际行为，二者有根本不同。

　　把“资本走出去”说成“资本外逃”的言外之意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资本不愿在国内投资。这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投资环境也在不断优化，投资吸引力依然存在。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6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17.6亿元人民币（折694.2亿美元），同比增长5.1%（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并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的外资投资增长较快。倘若“资本外逃论”成立，恐怕外资躲闪还来不及，更遑论走进来了？资本不是在“逃出去”，而是正大光明的“走出去”。

　　矫枉不要过正。“资本外逃说”固然不成立，但对“资本走出去”大幅度增加持有“不必大惊小怪”的态度，也未必值得肯定。看看商务部的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1-6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之时，在产业调整升级举步维艰之时，资本如此大幅度流出，不能不让人心惊。完全置若罔闻，不管不问，未必正确。

　　有人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4500美元，进入了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这未免太过生搬硬套。其他国家在这个阶段，对外投资高速增长，中国就一定要如此吗？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日韩，其对外投资的增加都在其产业结构高度化完成之后，对外投资和低端产业转移基本是同步的。对外投资增加，是为了整合全球资源禀赋，充分降低生产成本，牢牢把握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反观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尚未完成，低端产业过剩，中高端产业不足，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严重。君不见，买个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买个奢侈品都要跑到欧洲，做个整容都要跑到韩国。从产品到服务，中国自己在国际上叫得响、立得住、信得过的品牌有多少呢？产业高度化任务何其艰巨？此时，岂能轻言“对外投资到了高速增长阶段”？岂能对“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心平气和？

　　中国目前就是处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键阶段，处在攀升产业价值链的冲刺阶段，需要大量资本为产业调整升级做支撑。资本大幅度走出去，国内产业调整升级面临的资金瓶颈如何解决？难道还要依靠外资？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而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却高达58.7%。两项对比，难道不觉得寒心？一方面为民间投资不振大伤脑筋，另一方面却为资本大量走出去叫好，这是什么境界的尴尬？

　　资本应该走出去，但在规模上要有个界限，在投资方向上要有个范围。资本走出去的总量不是越多越好，投资范围也不是越广越好。管理层应该出台政策措施对资本走出去进行规范引导，统筹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置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对外投资要有的放矢，服务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投资要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后对外投资规模扩大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