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征文选登

 

 “首期党校”和孙康以及

李老大 梁老二 徐老三

 

口 钮海津

 

 

1937年《救亡画刊》上刊载的版画《 保卫华南 》【7】。

 

 

 

 

 

本文提到的人物姓名：

高文华，薛尚实，刘少奇，孔尚士，梁华昌，钮眧，徐云，钮大华，蔡廷锴，张文彬，饶彰风，梁广，林平，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毛泽东，云广英，罗范群，陈健，叶向荣，孙康，金阳，刘宣，余慧，冯坤，王作尧，杜襟南，李国霖，孙晖如，梁奇达，梁浪舟，梁绮卿，黄峰，吴有恒，张鹏光，郑少康，曾谷，杨子江，黄友涯，黄乐天，缪雨天，程志坚，方群英，黄颉，杨牧，简洁，吴孑仁，陈特，黄旭，高平，许纯，欧初，卢德耀，谭光耀，陈军凯，李大林，李崇，李振亚，邬强，吴奀和，吴敬和，吴瑶珍，谢丽群，卢添有，梁林胜，梁祐胜，何池佳，梁伯洪（雄），吴二根，吴执其，吴梓硕，黄志军，梁建荣，陈裕恒，郭苏永，卢满，吴勤，陈福生，谭桂明，杨日韶，黄石生，黄鞅，陈中坚，严尚民，刘向东，严奎荣，林锵云，林峰，黄柳言，郭彪，赵策。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东省政府，广州沦陷，南海、番禺、顺德、三水、佛山、江门等县市也相继失守【7】。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广东党的新党员来源之一：1932年中山大学高中部进步学生组织的“抗日剧社”部份成员【7】。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广东党的新党员来源之一：1936年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前进社读书会”部份成员【7】。

中共广东省委“首期党校”地址之一：1938年中，中共广东省委“首期党校”（下半期）在广州市教育路93号秘密举办。这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路街边情景【7】。

 

 

中共中山县委“首期党校”地址之一： 1938年底，中共中山县委“首期党校”举办地——中山县四区西桠的县立第七小学【7】。

 

关键词：党员骨干训练  抗战干部训练

 

1. 开办省委“首期党校”的背景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的民主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公开组织受到全面击溃，整个中国南方尤其是沪宁、江浙、两广都长期处在白色恐怖的极端环境下，枪毙中共党员的刑场甚至设到市区街头、闹市中心。屠杀中共党员的“清党运动”延续至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共许多基层组织被迫转到地下休眠状态，甚至自动消亡。

至1935年，日军侵略中国的军事进展连年得逞，中国的进步青年为实现全民抗战而迫切寻求进步组织。此际中共中央委员会公布的“8·1宣言”激荡起全国人心民意，于是当时中国华南的城市香港、广州、石歧、莞城、澳门的进步青年更急于寻找中共组织，期盼加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的抗日铁流。

在香港地区，经过中共中央北方局（前任书记高文华派薛尚实、后任书记刘少奇派孔尚士——其实即同一个人：梁华昌）于1936年委派薛尚实到香港恢复广东党地下组织，以香港为中心的中共广东组织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4】，于是像我父亲钮眧（徐云）那样的一大批香港青年教师、大专中学生得以先是加入中国最激进的抗日进步团体（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主席蔡廷锴），继而加入中共香港组织【4】；

在广州地区，经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36年委派王均予到广州恢复广东党地下组织，于是像我大伯李国霖、二伯梁奇达那样的一大批广州、中山、东莞、梅县青年教师、大专中学生得以先是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继而加入中共广州组织【10】；

这两组青春热流成为广东党最大的两支抗日火种，并成为日后直接在日军侵略区里进行反侵略武装斗争的东江纵队（战斗在东江地区）和珠江纵队（战斗在西江地区）的中流砥柱。

至1936年9月，基于香港、广州、石歧、莞城、澳门等广东主要城市的地方基层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薛尚实即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南临委”成立前后，积极发展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开展大面积的宣传鼓动抗日工作【1】。   

又至1937年8月，广东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消“南临委”，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负责组织，饶彰风负责宣传，梁广任委员【1】。在“南委”的领导下，广东各县市的知识青年党员如井喷地采编出版了几十个催促民国政府积极抗日、激励民众投身抗日的报纸和杂志，华南地区抗日呼声振奋国人。

再至1938年4月，中共中央批示，撤销“南委”，正式成立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常委兼组织部长薛尚实，常委兼宣传和统战部长饶彰风，常委兼军委书记尹林平，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梁广。中共在广东的地下组织通过统一战线作载体，重新进入半公开化的建设高潮。

省委决定：集中全力抓党的建设，培训党员、干部，积蓄力量；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日寇进攻华南，坚持持久战；选派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以公开身份到国民党当局任职，分化瓦解广东当局上层人士，积极开展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

省委的“集中全力抓党的建设，培训党员、干部，积蓄力量，着手组织抗日武装”这一决定，很快地在当年的6月份就开始实施了。

 

2. 省委“首期党校”的教学情况

1938年6月，主管中山地区的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亲自通知我父亲徐云（原名钮眧，在中山九区化名钮大华），县委决定选派他去香港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学习。

孙康当时是在广东省委排名第五的委员（梁广回忆录 《惊回首》 是第五位、但在“关于1938年4月成立省委的情况”里是排第六位，前面五位都是常委）。

此前，1937年2月至1938年夏，我父亲主动请求到中山工作（中山属东南特委管辖），批准后由中共“南临委”东南特委香港市委（市委书记吴有恒）秘密派到中山县九区，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恢复了当地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发展了近十个支部、建立了区委、建立了一支武装部队【2】。他的工作得到了九区老党员和抗日民众的拥护和支持，1937年以孙康为书记的中山县工委（委员有李国霖、孙一之等人）肯定了我父亲的业绩。

我父亲徐云的回忆【4】——

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后，学员们先在香港学习了约十天。在香港时，训练班只有香港、中山两地的学员，约八九名学员参加（当时中山县委属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香港市委管辖）。

在香港，来训练班讲课的知名领导有廖承志（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张文彬（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廖承志在讲第一堂课前，在训练班里逐一和学员单独谈话，内容有：您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否决心一辈子把一切献给党。廖承志（1908-1983）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国统区工作，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我父亲徐云在“交代材料”里回忆，我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因，坚定地告诉廖承志：“我决心一辈子把一切献给党！”，这一誓言成为我以后在艰难困苦的地下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中、在组织上对我做出各种考验中都能坚持做到把一切献给党的内在动力。

训练进行了八九天后，省委书记张文彬来上课了，他向我们传达当前的政治形势。张文彬（1910-1944）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1938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他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和扩大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6月因叛徒告密在广东大埔高阪镇被捕，关押在江西泰和监狱；在狱中，他痛斥劝降的叛徒，坚强不屈，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因而遭受敌人折磨而染上肺病，又得不到医治，于1944年8月牺牲在狱中，年仅34岁。

我父亲回忆，张文彬那天向我们传达了政治形势后，训练班转往广州继续“下半场”。香港的八九名中共学员到达广州后，与来自全省的二十多名中共学员汇合。这期间，学员总数达到三十多人。

据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梁广的回忆，省委训练班的地址在广州市教育路93号。

我父亲说，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在广州开课时，由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开学礼，他勉励我们要以党性保证完成学习任务，把广东的工作开展起来。张文彬经常来讲课，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

除了省委书记张文彬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外，在省委第一期训练班讲课的教员还有：

云广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尹林平（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梁广（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

罗范群（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陈健（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干事）；

梁广主讲的是工人运动的课程。产业工人出生的梁广在苏区工作过，担任过红军师长，又曾到苏联留学，因此斗争经验丰富，理论基础好，讲课深入浅出，很受欢迎。

省委第一期培训班开办期间，日侵敌机不断轰炸广州，城内经常停电停水，但省委仍然坚持完成了训练任务，为广东抗日队伍输送了骨干人才。这些学员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地方政权和武装部队的优秀指挥员。

省委第一期训练班即将结束前，我父亲看到省委负责同志亲自与一些学员做个别谈话、分配工作。但谈话的内容不外传。我父亲的一些和他比较接近的学员被分配在省委机关工作（父亲在“交代材料”里没有列出这些学员的名字）。

由于我父亲徐云和叶向荣是中山县中心县委选派来省委首期训练班学习的，孙康书记事前已向省委定好是要回中山县提拔任用，“所以省委负责人没有找我们俩谈话”【4】。

 

3. 省委“首期党校”的部份班友

我父亲徐云在这个位于广州市教育路93号的省委第一期训练班里，与一些“班友”后来成为终生的战友、同事、朋友：

金阳——负责接收学员组织关系、管理组织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是班主任。金阳（1917-2003）与我父亲同是在香港讨生活、找组织的知青，同说那种广州话掺杂英语的香港粤语，他和我父亲在青年时期建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晚年。他俩先后在粤北短暂工作过，我父亲徐云担任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南三大队教导员，金阳由香港派去“后东纵”的五岭地委工作；解放后他俩还做过同事，并先后下放海南岛，先后担任冶金工业部海南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再后来，金阳历任中南局工交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局长、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金阳于2003年9月2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刘宣——在香港的“上学期”学习期间，我父亲见一名学员每天只来学习而不住到班里的宿舍，“显得较特殊”。后来训练班“下学期”转到广州后，我父亲与这位学员编在同一个支部才同住在一起，而且同是学习组长，也常一起开会，但大家都按规定用假名字，互不知底。直到一年后，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书记梁广来中山检查中心县委常委的工作，梁广对我父亲说：“刘宣向你问好”，我父亲才知道这位学员叫刘宣，已从香港调到东江工作。刘宣(1915-1991)出生于香港，1935年以后参加香港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活动；1937年6月任中共香港市委青年委员；1941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民运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海南筑路第三工程副局长，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书记，交通部第四航务局党委书记等职。他于1991年5月15日病逝于广州。

叶向荣——与我父亲由中山中心县委一同派去参加省委首期训练班学习的班友。叶向荣（1916-2009）是地道的“中山仔”，用“叶蔚文”这个名字开展工作。我父亲是到了训练班时才与叶向荣认识的。我父亲来自九区，叶向荣来自五区。我父亲回忆【4】，叶向荣是在训练班距离结业时提前十天回中山去的，并先期分配了工作——打入民国政府中山县游击第三司令部政训室。我父亲徐云回到中山后调到中山县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我父亲在“交代材料”里回忆的“中心县委”和“县委常委”，专案组多次外调回来后对此无异议），仍主管中山县九区的工作，与后来担任一区区委书记的叶向荣时有开会见面的机会。1939年初，叶向荣在长洲举办了中山县一区区委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既做班主任又做教员，我父亲还受邀去指导过训练工作。至1944年，叶向荣做了“红色县长”——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主任。此时，我父亲徐云也做了“红色县长”—— 抗日民主政权顺（德县）番（禺县）行政督导处主任。叶向荣解放后历任中共西江地委副书记，西江行署副专员，广东省交通厅厅长，广东省经委副主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于2009年11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5岁。我父亲对我说过，他最佩服叶向荣的反思精神，叶向荣在“文革”被关押批斗的那几年，坐在地板上将广东地下党的组织建立和武装建立的全过程过了脑海几遍，“重新演义”，推翻错误的，坚持正确的，批评极左的，斧正盲目的，从而找到本可使广东地下党的组织建立和武装建立更好、更强、更健全的方式方法。其中，对我父亲那届中山县中心县委工作的错误处理以及特委负责人的错误，有着客观中肯的分析。我父亲对这位当年“首期党校”的班友颇为赞赏，请他撰文发表，叶向荣说只能对几位知己言说，不能上刊。这，他俩都懂的。

余慧——和我父亲在训练班同组学习的有一位广州女青年余慧，她直至训练班临结束前的几天才与我父亲有对话交流。“余慧当时约十九二十岁”，她告诉我父亲“我是做工人工作的”。余慧（1920-2013）当时是广州民众歌咏团团员（这个民众歌咏团是中共领导下的广州知识青年文艺团体，我父亲后来的好友、战友王作尧、杜襟南等同事当时就是民众歌咏团的负责人）。余慧在抗战时参加中共华南抗日武装部队东江纵队。解放后和我父亲在梅花村成为同事，她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青妇组负责人，广州市妇联主任、书记，广东省妇联党组副主任、书记，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顾委委员。余慧于2013年9月10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她是前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华南抗日武装部队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夫人。尹林平（1908-1984），在第一期省委训练班时为我父亲等学员讲过军事课。他们夫妻俩，一位是我父亲的“党校老师”，一位是我父亲的“党校同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父亲徐云、母亲冯坤带我到广州东山区新河浦去看望过被“反地方主义运动”和“文革运动”削职困囹的尹林平-余慧夫妇。每次，他们四人先是热情招呼、沏茶问候，落稳身子后就是无言静坐，默默“交流”半小时左右，且竟可同时起身分别，紧紧握手，眼睛讲话。这情景，留给我有很深很深的镜像。

由于省委首期培训班的纪律严格，学员之间不能过问姓名和来历，所以我父亲徐云仅知道以上这几位学员的情况【4】。

 

4.学员回到原地开办县委“首期党校”

1938年8月后，第一期的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学员返回到各地。我父亲徐云立即回到中山县中心县委，与常委们一道坚决执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一、以建党为中心，切实做好建党工作。由点到线到面地发展，使中共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党。

二、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争取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或派人到以当局名义组织的群众团体中去任职，以便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

三、利用广东当局部分上层人士比较开明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四、积极参加自卫团，领导地方群众抗日武装【1】。

中山的该届县委领导班子中，除了我父亲，其他成员有：

——孙康（1906-1996），广东中山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转移至南洋，回国后于1936年通过中青盟员曾谷（1914-2008）的联系与党接上了关系并积极发展组织。于是，经过以孙康为书记的县委领导班子和各区委的几年努力，到1939年，中山的中共党员发展至500多名，居广东省各县的党员数量之首。中山县委成为广东党的全省模范县委，同时也是主管上级——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的抗战活动的最大区域。孙康无疑是使中山成为广东党的恢复重建做出重要贡献的首要人物。

【我个人认为，曾谷也应是中山党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曾谷(1914-2008)，曾用名梁伯瑞，广东惠阳人；1936年初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山县八区区委负责人兼宣传委员、四区区委书记。我特别感谢曾谷伯伯，没有他的主动牵线，在乡下教书的孙康就没有机会加入中青，从而迅速恢复党籍，从而建立广东党的模范组织——中山县委；而没有孙康对徐云的赏识和支持，我父亲也就可能没有机会在中山县委这个平台上奋勇地为中山人民的抗战做出几项特殊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个会议茶歇中遇到一位长者，他问我是新闻单位名单上姓钮的记者吗。他就是刚从佛山地委调到省委工作的曾谷伯伯，说我“几似钮大华”。我郑重地向他表达了我个人上述的谢意，他笑着把我的手握痛了】

——李国霖（1910-2001），又名孙晖如，广东中山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由孙康介绍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中共中山县支部委员、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县委书记。

——梁奇达（1916-2002），又名梁浪舟，广东开平人，1935年夏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1936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肇庆县支部书记，1937年任中共中山县五区工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梁绮卿（1917-1944），广东中山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一区区委委员、四区区委委员、县委委员兼县妇委书记。她于1944年在植地庄战役中英勇牺牲。抗日烈士梁绮卿是我父亲徐云当时的新婚妻子。

——黄峰，广东中山人，在就读广州市的广雅中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与10余名志同道合的同学于1937年9月奔赴延安，成为第一批抵达延安的中山人，并进入“抗日大学”学习。学成后回到中山，于1939年初任中共中山县一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兼县青委书记。

以孙康为书记的中共中山县委，带领着500多名党员积极发动群众，取得了中共广东省委辖内最大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业绩。而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办班”——中山中心县委在当时开办了“首期党校”及一系列的党员训练班、游击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

在孙康的指导下，李国霖、梁奇达、我父亲徐云、梁绮卿和黄峰等负责人在中山县立第七小学和县立第一小学等地先后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县一级的党员训练班均由孙康主持，教员由李国霖、梁奇达、我父亲徐云、黄峰担任，校长张鹏光负责后勤（相当于班主任）【6】。

县委要求各区选送的学员必须是党员骨干，学员由各区委和基层支部选送。一至三期的学员有郑少康、曾谷、杨子江、黄友涯、黄乐天、缪雨天、程志坚、方群英、黄颉、简洁、吴孑仁、陈特、黄旭、高平、许纯……等六七十人；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有欧初、卢德耀、谭光耀……等五十多人。后来这些学员都成为地方的优秀干部和部队的优秀指挥员，中山县委的“首期党校”和“首期军校”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抗日武装骨干，他们优秀的素质和战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并载入史册【3】【6】。

继1938年底中山中心县委在四区西桠(县立第七小学)、石岐莲塘街（县立第一小学)举办首期党员训练班后，县委接着又在崖口举办第二期、合水口举办第三期党员训练班，每期有二三十人参加，学员来自各基层党支部和区委委员。训练班仍由孙康主持，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李国霖、梁奇达、徐云等负责人仍任教员。县级训练班的形式也随着延伸至区级（区委训练班）。

1939年初，我父亲在省委“首期党校”的班友，担任中山县一区区委负责工作的叶向荣举办了区委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他既做班主任又做教员，我父亲还受邀去指导过训练工作。曾在一区担任过区委书记的黄峰，也参与组织区委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该班政治指导员。该班设在长洲西堡大祠堂，“教职员工”里除了叶向荣和黄峰，还有高平（任政治助理员）、杨牧（任军事教员）、黄颉（管文体生活）。学员均由一区区委通知石岐及各乡党支部选派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前来参加，共有六七十人。学习时间约为两个月【9】。

中山县委各级“党校”的基本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党的纪律，形势和任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2】【6】。

当其时，参加革命前任职教书先生、源自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和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的中共党员李国霖、梁奇达、徐云，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职业革命者（全脱产工作），三人共同在县委机关——中山县首府的石歧市民生北路太原第（梁绮卿的舅舅房产）里办公和生活，形如一家。为加强隐蔽、迷惑外人，他们在书记孙康的授意下“结拜兄弟，共图大业”，并按照入职县委常委的先后时间，排列为“同门兄弟”，排序为李梁徐。因此，学员们称呼他仨为“李老大”、“梁老二”、“徐老三”。这称呼是在县委“首期党校”和“首期军校”的学员中叫开的，后来的二期、三期学员也有样学样，都如此这般“尊称”三位老师。

直至解放后，李梁徐三家人有了一大群子女后，我们三姓更亲如一家，李家梁家的小孩叫我父母“三叔三婶”，我们则叫李家父母“大伯大伯母”、叫梁家父母“二伯二伯母”；三家共十多个子女当然就是兄弟姐妹了。我猜，在东纵和珠纵，可能没有哪一家类似我们这么样的“结拜家庭”了。

我17岁时曾因此作诗呈父亲审批：“三乡先生籍两广，民国愤青出双盟；粤港菁英誓血战，抗日先锋会孙康；太原第结三兄弟，中山县委李梁徐；我家叔伯不同姓，教鞭响处飘红旗”。父亲说：“创意不错，格局也可，惟政辞太露，诗意不重，只配做文章段落的小抬头”。羞得我连这“诗”的标题都未及起，掖于腹内至今不敢拿出来书写给孙家、李家和梁家。

“文革”前期我替父亲抄写“交代材料”“检讨书”“认罪书”，停笔聊天时，我问过父亲有关他的原名、工作名的事。被革职在家天天等“揪斗”的父亲说，他的原名“钮眧”在香港的聚英中学、大同中学和粹存学校等两三所学校里“个个都知”（教国文、历史和英语的父亲每周日名为带领各校学生们上山野炊，实为教唱抗日歌曲和朗诵抗日檄文）；他的化名“钮大华”在中山县九区“通街都识”（父亲一个人进入九区恢复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老党员们的党籍，发展了几十名新党员，建立了近十个党支部、一支武装部队和成立了区委）；而他的花名“徐老三”在县委各期训练班学员里“无人不晓”（学员们后来南征北战、鸿信互通，一直到解放后几十年，徐老三这个花名“挥之不去”）。

 

5.省委和中山县委“首期党校”结业之后的态势

1938年8月，接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李大林和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在广州召开军事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各地党组织的军事工作要以地方群众自卫队工作为中心，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各地党组织要派党员参加国民党当局成立的各种自卫队。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努力学习军事，积极响应省委“党员军事化”的号召。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中国华南登陆，我父亲徐云遵循第一期省委训练班教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中山县委成立后，书记要亲自抓武装”的指示，在孙康（省委委员、县委书记）的领导下，与李国霖（委员兼县委副书记）、梁奇达（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梁绮卿（委员兼妇委主任）一道很快建立了一张稳固、可靠的组织网络。中心县委在1938年把统一战线组织“别动队”作为抗日武装的主要形式。至1939年1月，全县已组建“别动队”300人枪，其中共产党员就有100多人，并取得两次全县军民抗击日军登陆横门的“横门保卫战”胜利。于此，我父亲徐云还在1938年至1939年间担任主编，采编出版了中共中山县中心县委机关刊物  《别动队》 杂志（铅印半月刊），以加强抗战的宣传鼓动，号召100万中山同胞起来，为保卫乡土，保卫国家民族而奋斗【2】。

1939年7月后，中共广东省委又举办了几期县委干部、特委干部的训练班。训练班除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游击战争、群众工作、支部工作、秘密工作等课程外，还增加了党的纲领、党的纪律、革命气节等课程，提高了受训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而在活动中暴露了的干部经训练后，则分派到新区工作。至1939年底，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的党员有200人以上，其中县委干部116人，特委干部7人。此外，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派李崇（振亚）和邬强到惠阳坪山，主持省委举办的游击（战）训练班，为抗日游击队培养了近百名军事干部；各地特委也培训了区委、支部干部达591人【1】。

中共广东省委继1938年开办省级、县级的党员培训班后，到1939年已将党员训练班开到了区一级，这一情况在中山县有很具体的例子——中山县政协在 《中山九区革命斗争史回顾》 一文里叙述：1938年“12月，地下县委在石岐仁厚里第一小学校开办区级党训班，九区参加第一期学习的党员有吴奀和、吴敬和、卢添有和郭苏永等四人；参加第二期的党员有吴瑶珍、谢丽群、谢颜仙和卢满等”；同文还提到我父亲徐云在中山县九区开办党员训练班的事：“1939年底，县委为了加强领导、组织群众，派徐云到九区开办党训班，加强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当时参加区党训班的人有：吴奀和、吴敬和、吴瑶珍、谢丽群、卢添有、梁林胜、梁祐胜、何池佳、梁伯洪（雄）、吴二根、吴执其、吴梓硕、黄志军、梁建荣、陈裕恒”【5】。

这里提到的梁伯洪（雄，粤语的洪和雄同音）和吴二根，是我父亲于1937年底介绍入党的战友。1938年12月，主管九区工作的我父亲根据本地区有农民运动的基础，以及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的良好条件，遂向县委提出领取九区地方团队（黄礼大队）属下的番号“别动小队”，由当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的梁伯雄任小队长、吴二根任小队副。这支白皮红心的武装部队在九区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各支部抽调部份党员加入到里边，并动员了一些纯朴可靠的农村青年参军，队伍发展很快，由小队至中队，又由中队至大队。1939年3月，梁伯雄大队正式取得“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番号，由梁伯雄任大队长，副大队长陈军凯（陈是当地农民，我父亲徐云于1937年介绍他恢复党籍的大革命时期1925年的中共党员），我父亲徐云担任副大队长，副官由杨日韶（中共党员）担任。可以说，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我党的手中。后来，梁伯雄和杨日韶在激烈的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了【6】。“文革”中期，专案组给我父亲看一封自中山发来的邮件，信云，文革开展几年了，九区的民众都很怀念和担心我父亲，不知道现在“解放”了没有，落款人是“陈军凯”。当时不准我父亲回信，要等（我父亲政治上）“解放”了才准予拿回原信和回信。

除了1939年初争取到的“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暂编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武装，我父亲还想搞更大的武装，因为他对省委“首期党校”的教科：“争取地方武装以加强我党抗日力量”，“积极参加自卫团，领导地方群众抗日武装”【1】，积极响应省委“党员军事化”……诸如此类的号召颇有发自内心的响应。

于是，在南宁军校和省委首期训练班受过系统训练的我父亲向县委书记孙康请缨，到驻扎在番禺县大石镇留春园的武装群众团体――抗日俊杰同志社(简称“俊杰社”，拥有社员数千人，但其成份纷乱、鱼龙混杂)做统战工作，要把这支武装拉到党内来。我父亲单枪匹马进入留春园，经过和园内拦道炫耀枪法的土匪卫队作射击比武后，进入园内向俊杰社高层讲授中共抗日的策略方针，获得社长（民国广州市区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员）吴勤的赞赏，遂委托我父亲做他的俊杰社代表（一称“吴勤司令员代表”）【7】。

我父亲徐云是最早进入广游二支队（“俊杰社”）的中共党员，且身份是中共县委级的干部。不久，省委常委兼东南特委书记梁广于1939年12月间抽调了一名区级干部严尚民去给吴勤当秘书；又于1940年1月底2月初派刘向东、严奎荣进去建立政治部；再于1940年2月底3月初派林锵云进去建立警卫小队（梁广： 《广游二支队吴勤的情况》 ）。其中，中山县委还陆续派了林峰、黄柳言、黄友涯等党员加入，使我党逐渐渗透俊杰社，进而取得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权【7】【8】。

1942年5月7日，日伪军埋伏在顺德陈村岸边，用机枪对乘艇渡河的吴勤及随员扫射，吴勤（1895-1942）不幸牺牲。之后，“广游二支队”改由中共党员林锵云为司令员，之后发展为中共领导的中区纵队和珠江纵队，这支部队在珠江三角洲战斗至1945年抗日胜利【7】。因此说，中区纵队及珠江纵队的前身“广游二支队”能被我党掌握并最后归到我党手里，以孙康为书记的那届中山县委功不可没。

1939年7月下旬  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形式，实行与地下党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采用个别接头与单线联系；党员被捕后不得轻易承认是共产党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承认时，也绝对不能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和组织情况，绝对不能供出其他同志。广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加强对党员遵守秘密工作条例的教育）【1】。而此时，中共中山县委正在继续执行之前省委和特委指示的以社会各界群众抗日团体为载体，加紧与民国中山县政府的联合抗日的合作。中山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事，就是中共中山县委以“抗先”的名义全力出击，取得了两次全县军政民武装力量联合抗击日军登陆的横门保卫战胜利。

然而，中山县委的这些业绩，却被某人认为严重地暴露了我党地下组织和地下武装。正在从中共东南特委接手中山党组织关系的中共西南特委即定案为“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并向省委汇报了不符事实的 《中山县检查结果》 ，而这一报告则影响了省委主要领导，乃至省委连续向中共中央发了五份报告，分别提到“中山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县委里有“组织上的奸细、自首分子混入与个别干部的叛变行为”，污蔑县委书记孙康“有受贿嫌疑”、“个人英雄主义”、“犯了政治路线错误”【6】，遂对中山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清除”，孙康、李国霖、梁奇达、我父亲徐云、梁绮卿等班子成员都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调离处分和撤职审查。尤其是，我父亲还被撤销广游二支队的吴勤司令员代表一职。

继而，中山县的几百名党员骨干被清除，武装被解散，组织遭受重大挫折而停止活动……，之后多届的中共中山县委，再也没有做出孙康时代组织建设和全民抗战业绩高居广东各地之首的势态了。

就这样，到了1940年4月7日，在全省的党组建设和武装建设做得最好的模范县委——中共中山县委，被建立伊始、人少无枪、业绩近零的西南特委（其实就是两个人，一为特委书记，一为特委委员）清除，他俩获得中山县委领导权后，已无意返回西南特委（后称中区特委）去深耕细拓了，一位摘桃子担任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书记、另一位吃现成坐上中共广东最大的组织——中山县中心县委书记的位置。这段沉重历史成为中山党的一个四十多年的长痛。

更甚者，受全县党员爱戴的、于大革命时代1926年就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孙康，被“留党察看、另行分配工作”，由五区区委、县委政治交通员郑少康（1916-2015）护送孙康至澳门，再由澳门转往香港，住在九龙弥敦道10号二楼，自此被冷置两个多月【6】。

出于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站队”压力，在港的东南特委个别领导甚至不敢去见孙康。因无人过问，孙康被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连贯(1906-1991年)收留，“委派到印度支那做侨党工作”。与此同时，县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则被拆散：

——李国霖被撤职贬去开平县水井墟，化名为“陈福生”做卖米小贩近两年；

——梁奇达属县委“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班子的成员，须反省考察；

——梁绮卿被调离县委领导岗位，从此不再被提拔重用；

——徐云除了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错误”，还被污蔑为“托派嫌疑分子”，被解除党内外职务和武装部队职务并调离中山去番禺接受审查，接着由党组织派入广游二支队担任警卫小队队长的林锵云（1894-1970）带枪带人护送到西南特委，在指定的地点（开平县赤坎市），指定的职务（只准做民校教师），以及指定的行为（不准主动联系组织）隔离审查了近四年！而下达发配令的人想不到，本来有“徐云若反抗就当场击毙”的计划，而我父亲和林锵云却在那几天徒步去赤坎的路上相谈甚深、思想互益，他俩从此结下了一辈子的知己友谊。

幸亏时任省委负责人兼东南特委书记梁广于1940年年底发现西南特委那两个人错误地清理中山县党组织后，立即指示要停止这种错误做法，并亲自到中山开会批评那两个人，从而挽回了更严重的发展势态【6】。此前，梁广曾因此事批评过特委个别负责人：“要调离一名省委委员，没请示省委，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其实梁广是主张和支持以孙康为书记的中山县委搞武装斗争的。但梁广也反对张文彬的一些主张。在一次东南特委委员的工作会上，梁广认为：“我们的武装搞起来了，就应该坚持下去，我还鼓励其他地方也搞武装，与会同志基本上反对我的意见，表示要贯彻张文彬同志传达的精神……”（梁广回忆录 《惊回首》 ）。

梁广反对的是，张文彬1939年春夏在韶关会议上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说的“要苦口婆心建立统一战线”、“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的统一战线模范省”的主张，因此梁广对中山县委在大力发展武装的过程中出于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向统一战线借势、借力、借枪、借番号的作为有所保留，这或许就是当时梁广在制止了错误处理中山县委时而没有立即复原县委原领导班子的原因吧。

四十五年后，1985年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文佛山市委、中山市委，公布 《关于纠正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中山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的批复》 （粤函字【1985】232号），“认为中山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决定予以纠正” 【6】。

“现决定予以纠正”！以孙康为书记的那届中共中山县委全体常委于四十五年后得以平反昭雪。可惜，县委委员兼妇委书记梁绮卿已于1944年对日作战中牺牲了。

此时，1985年10月的某日，原中山县委”首期党校”的负责人孙康（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教员“李老大”李国霖（时任中共广东省委某办主任）、教员“梁老二”梁奇达（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准备约正在医院住院的教员“徐老三”徐云（时任政协广东省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一起回中山的“石歧市太原第”，向全体老党员老学员老战友致谢。可是这时医疗组已不批准我父亲离开东病区了。这个“1+3回中山谢恩”的活动没能成行。

就在这份省委232号文件即将发布前，一个星期天中午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陪父亲休息。这时，一位老人轻手轻脚地进病房来了——那个1939年任西南特委书记的同志，他乘中午东病区全体病号都安静午休的时候来探访我父亲，向我父亲郑重表示歉意。

送他出门时，我主动和他握别，谢谢他的诚意。看着他在长廊里慢慢远去的踉跄身影，我顿觉他和中山党那届常委们其实都很令后人唏嘘——他们的人生道路几乎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勤奋书童、热血少年、民国愤青、学校教师、粤港菁英、中共战士、抗日先锋……，同在“文革”中被斗挨批遭殴，也都一起咬着牙熬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再次废寝忘食、身先士卒地为人民服务，而且也终将一个一个地住到东病区里来。唉，1935年参加革命的粤港菁英、中共战士啊。

就在这份省委232号文件（1985年10月15日）发布的一个月后——1985年11月15日凌晨1点，“徐老三，我们敬爱的老师”（方群英语）、“在中山九区享有很高声誉的徐云同志”（郭大同语）在广州逝世。方群英曾任中共九区特派员；郭大同，大黄圃三社人，曾任中共地下党中山县第九区教育促进会负责人。

我诗里的“太原第结三兄弟，中山县委李梁徐”，只余我的大伯李老大和二伯梁老二了。

我父亲的追悼会，政协广东省委只通知了七八十名父亲的战友和同事，但那天却来了六七百人。一些中山学员几十年来称我父亲为老师，那天来送我父亲，也还是这样称呼。这，应是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期训练班赋予我父亲的“衍生品”吧。

 

6.省委和中山县委“首期党校”的教员和学员

图1）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首期党校”的部份教员

图1  这是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首期党校”的部份教员【7】。

上左起：

张文彬（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廖承志（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尹林平（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梁广（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

下左起：

陈健（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干事）；

云广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罗范群（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图2）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首期党校”的部份学员

图2  这是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首期党校”的部份中共学员【7】，左起：

余慧（由中共广州市委选送）；

叶向荣（由中共中山县委选送）；

徐云（钮眧-钮大华，由中共中山县委选送）；

刘宣（由中共香港市委选送）。

我父亲回忆，由于省委培训班的纪律严格，学员之间不能过问姓名和来历，所以他仅知道这三位学员的情况。

 

图3）1938年中共中山县中心县委”首期党校”的教员

图3  自中共广东省委于1938年夏举办”首期党校”后，中共中山县中心县委于1938年冬紧接着举办了”首期党校”，之后又连续举办了多期中共党员培训班和武装抗日训练班。这是中心县委”首期党校”的教员【7】。

上左起：

孙康（时任省委委员、县委常委兼书记）；

李国霖（孙晖如，时任县委常委兼副书记）；

梁奇达（梁浪舟，时任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下左起：

徐云（钮眧，钮大华，时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主管中山县九区）；

梁绮卿（我父亲的妻子，时任县委委员兼妇委书记，1944年在植地庄抗日战役中英勇牺牲）；

黄峰（时任县委委员兼青委书记）。

说到我父亲做“党校教员”，这里再延伸一下——至1944年，由以孙康为书记的中山县委发端而逐渐发展成为华南抗日主要武装的珠江纵队，在中山县五桂山开办了“纵队党校”——五桂山军政训练班，这是纵队政治部直接举办，由我父亲徐云任训练班指导员，郭彪任队长（郭彪是我父亲徐云在1939年统战并担任“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吴勤司令员代表”时该部队的小队长、中共地下党员）。这期军政训练班是各部队党组织选派来的排级干部（部份是老班级干部），实际报到的学员有三十人，分为三个班进行全天学习。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是政治，占了全部课程的百分之七十。训练班自1944年六月始至九月初结束。结业后的全部学员回到原单位分配工作。我父亲徐云在文革被专政期间，他在被逼喊完打倒自己的口号后（我就在父亲身边）回答“赵策专案组”来外调时“交代”：“训练班的学员几乎全部是党员，党组织生活是健全的、严格的，每周有党内组织活动检查学习思想情况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经常根据学习需要和发生的活思想，开过多次的支部大会。这个（训练班）支部的党员组织关系，都是由（纵队）政治部直接转来的。学员结业以后，政治部组织科（当时部队管理组织工作的部门）亲自来办理学员中的党员组织转接关系”【4】。

 

postscript

 

PS-1  1938年-1940年，以孙康为书记的中山县委举办、常委李国霖和梁奇达以及徐云等授课的“首期党校”、“首期军校” 和各级各类训练班，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华南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抗日武装骨干，他们优秀的素质和战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并载入史册，他们中有：郑少康、曾谷、杨子江、黄友涯、黄乐天、缪雨天、程志坚、方群英、黄颉、简洁、吴孑仁、陈特、黄旭、高平、许纯、欧初、卢德耀、谭光耀……，以及接受九区区委培训的学员：吴奀和、吴敬和、吴瑶珍、谢丽群、卢添有、梁林胜、梁祐胜、何池佳、梁伯洪（雄）、吴二根、吴执其、吴梓硕、黄志军、梁建荣、陈裕恒……。后来这些学员都成为地方优秀干部和部队优秀指挥员。以上学员的个人介绍大部份可在中山党史、佛山党史、广东党史、珠纵史、东纵史等文献里阅读到【3】【6】。

 

PS-2  1938年-1940年，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县委的“首期党校” 和各级各类训练班的教旨是勇于牺牲、善于斗争，全体党员紧紧地团结在党旗下“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4】，这种精神深深地根植在学员们身上，在往后党的各个时期起着先锋模范作用，它与今天那些入党是为了发财、进党校是为了升官的观念水火不容。

 

2016-06-09/11-端午节

 

文献与参考

 

【1】《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38-1939年）

【2】中山县政协《中山县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县党史》《中山文史(第23辑)》

【3】吴添渭：《西桠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11月9日）

【4】我父亲徐云的回忆。前些天，我在多年未清理的柜子里提出那袋三十多年前“叛徒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徐云专案组”退回来的文件包，翻看1967年至1974年“造反派”和“革委会”勒令我父亲徐云（原名钮眧）写的有关“交代材料”。现将内外文献一并整理，述略如下（“内”，是基于父亲的交代材料；“外”，是我从公开文史里编辑的资讯）。

【5】《文史资料：中山文史(第62辑) 《中山九区革命斗争史回顾》》

【6】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2010年4月版）

【7】中共党史出版社：《珠江纵队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东江纵队图志》。

【8】《番禺历史事件》（2014年09月18日)来源：腾讯网

【9】黄峰：《回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10】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走向抗日——广州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史录》（2015年12月）广州出版社

 

2016-06-09/11根据作者2015-09-13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广东“党校”——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简记》（4000字）修改增订，现标题为《“首期党校”和孙康以及李老大梁老二徐老三》（157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