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课的同学们，如果你们正为晚期资本主义强大的适应力寻找证据，接下来几个月一定要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且看它何其老练、圆滑地将老对手朋克(punk)摇滚乐商品化，在今年夏季将会举办的一场场纪念活动中重新刮起朋克风，从中可看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健康。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朋克像一颗愤怒的青春痘在英国脸上爆发时，给主流社会带来了莫大的恐惧和耻辱，今日看来简直可笑。1976年，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在一个地方台新闻节目中爆了几句粗口，引得小报头条疯狂尖叫着英国完蛋了。一名住在郊区的46岁货车司机踢碎了自家电视屏幕，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保守党议员伯纳德•布鲁克-帕特里奇(Bernard Brook-Partridge)认为“猝死可以极大地改善多数这类团体”。

在德比，性手枪乐队被传唤到市政大厅当着一群大腹便便的高级市政官的面表演，他们自命要鉴定该乐队是否适宜为东米德兰兹青年演出。他们被以最大限度的傲慢拒绝了。

但是，即使被震惊到七窍生烟、手足无措，文明社会还是重整旗鼓，妥善地应对了这一冲击。朋克完全符合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对于“公害”(folk devil)的定义：容易识别，软弱无能，易受挫折。性手枪乐队在英国电视上爆粗仅仅几周后，商业大街上的珠宝连锁店就卖起了安全别针胸针。再后来，染着绿色莫西干头的狂妄青年还印上了旅游明信片，与皇家禁卫军仪仗卫士和王太后一起成为明信片题材。

这一漫长的适应过程将在今年进入高潮，英国将庆祝朋克诞生40周年。激发这场温馨怀旧活动的，竟是当代最惹人讨厌、尖酸无情的审美观，其中讽刺意味十足，但至少时间上没什么问题。虽然“金发女郎”(Blondie)、“纽约娃娃”(New York Dolls)以及雷蒙斯(Ramones)等美国朋克乐团从1973年开始就不时活跃于曼哈顿酒吧，但他们的作品是对六十年代流行乐与摇滚乐的虔诚致敬，是在前卫摇滚的年代纪念那些被遗忘的简单快乐。1976年才是英国这场弥漫着虚无主义的轻蔑与野性意识的朋克文化运动爆发的时刻。

虽然朋克所谓的粗野曾被社论主笔和喜剧演员们当作创作素材，但朋克运动有一个文化内核。性手枪乐队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对居伊•德博(Guy Debord)的著作及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熟悉程度，就像他对拉里•帕恩斯( Larry Parnes)和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娱乐业管理手册的了解一样。

如果你正在制定今年夏季的出行计划，就来一场朋克之旅吧。伦敦正在准备举办各种活动，包括“演唱会、讲座、电影、展览和博物馆展出……涵盖了朋克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时装到电影，政治到个性，当然还有音乐”。The Damned和“叫鸡”(Buzzcocks)等老牌朋克乐队将在首都演出。就连性手枪乐队在丹麦街上的住所都被列入了Historic England的历史建筑及遗产清单。

我们尚不清楚朋克时代真正的偶像人物会做些什么来纪念。那是上千张海报和T恤上印着的女王，虽面容被撕裂、丑化，但依然高贵、带着微笑。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向女王献上的忧郁、近乎拉金式的赞歌是最棒的一首朋克歌曲——《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哦上帝保佑我们的历史，上帝保佑你的蠢阅兵……天佑女王，我们是说真的，在英格兰的梦想里，看不到未来。”这些歌词肯定马上就会出现在你手边的纪念茶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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