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在“徽州改名为黄山市，又想改回来”的讨论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当今中国没有多少历史文化传承的人们，最好对历史地名不要随便改动。因为，中国当今现存的州、县名称，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化内涵。

从湖北省地级行政单位地名改动情况看，当时，只从当地人群心理情绪上的现实情况出发，满足小地域的少数有权人，但没有多少文化素养人的认识，发生了许多不必要地名调整，改来改去，浪费了地方财力，也反映了当代人没有文化修养的粗暴命名行为。一个地级市名称的改动，门牌、路标、标识和印章等的更换费用没有一个亿是拿不下来的。

如80年代把黄冈地区的鄂城县与黄州镇合并成立为鄂州市，后又改回黄冈市和鄂州市，实际上仅把鄂城县升格为地级市，且在改动中获得“州”之名；荆州地区与沙市合并成立荆沙市，又改回荆州市；襄樊市改为襄阳市等。黄州、荆州、襄阳都是历史名称，承载着数不清的历史事件与文化内涵，当然，鄂城、沙市与襄樊也有一定历史的记忆，但比起前者，不知要逊色多少。

    最近几天，国家发改委发出信息，要把1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镇改为市，其出发点就是为了留住农村人口，防止其流向大城市，减轻大城市人口集聚压力，并发展小城市的房地产业，减轻大城市住房价格上涨的压力。

     第一，国家发改委提出超级镇改市，是个较好的方案，但提出的时间太迟了，且出发点太现实了，没有大格局，且是居高临下的思维，没有从人民群众欲求角度出发。

     第二，超级镇改市，实质是新设置“县辖市”这一级城市架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在行政体制上的创新。

     第三，超级镇改市，是中国国情、人口状况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为了发展地方房地产业，减轻大城市住房价格上涨的压力。

    第四，超级镇改市，还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方案，没有与大城市疏解人口、疏通交通结合起来通盘考虑。

第五，大量设置县辖市，是过去提出的发展小城市的再版，也是对发展宜居城市的回应，更是“留住乡愁的城市化”举措。

第六，疏解特大城市人口，减轻交通拥堵与高价住房压力，只有改“社会商品房供给”为“单位商品房供给”来解决（单位人实行“前店后厂”居住模式）。

第七，降房价，是建中国经济转型氛围，是去除经济毒品之举，实行“单位商品房供给制”之外，必须去除住房投资品性质，回归消费品本质，一对夫妇一套住房，超套加倍征税。

第八，城市的行政级别现在有省级直辖市，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如再加上“镇改市”还有乡级市，级别比较混乱。城市化条件下，必然有城市群、城市带等区域城市实体产生，过去的直辖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因此，中国的城市现在应该是：省级城市群和省辖市、县辖市三类。

第九，国家和省、县三级行政机构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固定行政管理行政架构，“地、市、州”都是现代省级管理上技术性、分域性需要，不是法定行政架构。即使是工业社会，城市化条件下，地域仍然是国家管理的主体，城市（指市区非市域）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在一定区域内，只是它的经济功能强大。

第十，城市管理与区域管理应该有所区别，城市管理是科学，区域管理是权力。行政力量设计与设置应该完全不同。不同级别的城市之间行政架构在量上也应有所区别，但具体与细致程度是相同的。

目前的“超级镇改市”，还夹杂着一个“县改市”的内容，必须明确：“镇改市”有意义，“县改市”没有意义，从“县改市”30年的实践与实际情况看，就是如此。

    “县改市”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实际只是换块牌子和章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切断了县名的文化内涵。全国2000多个县，有的改为县级市、有的改为中等以上城市的市属区，中国的县级行政机构大大减少。“县改区“是城市化的结果，“县改市”是伪城市化。因为，原来县域之上的所有物质和文化没有变，只是国家对县与市的管理政策有变，在城市化条件下，中央把城市的政策全部赋予给县，不就实现了目的，为什要改名呢？

所以，中国所有过去的“县改市”，应该全部恢复县名，多设“镇改市”，县城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市，不是10万人口，而是西部有1万以上、中东部5万以上常住人口的乡镇，都可以“乡、镇改为市”。

在“县改市”恢复县名，设置县辖市时，除了州、县名称不得随意改动外，对“镇改市”的市名确定，一定要慎重，必须在历史文化史册中找合适的名子，要讲得出故事，找得到历史根据，不能想当然，起个好听、时髦，甚至外国地名出来。

                                 201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