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的历史成就被严重看轻了，他的个人成就远远高于历史学家给他的评判，他的历史成就高于汉武帝。在某些方面，他可以与李世民一较高下，是难得的有成就的帝王。通过刘秀对社会治理的一些具体决策，我们可以判断，他是任何一个皇权社会都期盼的明君，他在尊重社会现实下给社会一个非常良性的治理。我们不需要多大的名头，多么大的噱头，我们需要一个稳健的社会。干一些吸人眼球的大事情，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于人与社会真的没有半点好处。难道我们做人的信心要依靠这些有毒的东西来支撑吗？平淡而安详的生活就真的那么糟糕吗？我们为何不在追求符合真实的知识方面取得耀眼的成就呢？那也是一种含有实践的社会活动呀！完全可以搞出大的噱头嘛！
刘秀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君主，我非常敬重他。尽管他没有李世民的名头大，但他却也那么伟大。他看似普通的行事却化解着社会的诸多问题，他对普通人的尊重，对社会主体性的尊重为后来的东汉社会创造辉煌文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不得不难过地承认，自夏启背叛朴素的民主政体之后，整个古中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都陷入集权专制的皇权社会中，皇帝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一种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整个社会抗衡，尤其是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刘秀作为东汉社会的开国皇帝，他的影响力同样是极大的，但顺着“民意”的影响力去看似乎很小。正如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诱骗那个法西斯军官说的，最大的权力是“赦免”，而不是杀戮。但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却不是“影响力”。有时候，社会就是这么吊诡。
刘秀的影响力在顺着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下“淹没”了，看不出了，这是很多历史学家看轻刘秀历史功绩的根本原因。他们看不到，在刘秀的政治影响下，东汉社会迎来了中国古代的第一次文明创造的高峰，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发明家等。张衡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式的伟大科学家、发明家，其在中国古代科学历史上的地位堪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尤其在天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学者有一个严重的通病，刻意地、武断地给某位学者扣上某种派别的帽子。什么儒家呀、道家呀、法家呀等等，这是一种扭曲的评判，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创造。王充也被称为儒家或道家的学者，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这种评判严重阻碍了王充哲学的影响力，我们真的搞不懂，先秦的诸子百家又是哪一家的！儒家自汉武帝始就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取向，不管它与孔丘学说多么得不同，真是匪夷所思。这种评判是严重的误导，抹杀了学者的个性，同时也否定了社会的发展，真是要不得的。
刘秀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君主，能够对战争和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反思，更是难能可贵。当然，他是一位君主，不是一位学者，对汉武帝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反思不可能具有太大的创造性，那是学者们才能够做到的。因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难题，至今依然，触及到人类社会本质层面的深层问题。在古中国社会就已经数次遇到，但都最终诉诸战争，也因为松散的邦联制度冲淡了发展问题，没有清晰的显露出来。当进入中国的古代社会，这一问题就异常清晰起来，可是一直到满清末期，二千多年，都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这是中国社会的智识阶层和贵族阶层的失职！尽管这一命题比较艰深，但二千多年都没有突破，实在是难以原谅的。它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迈入近代的可能，使得中国社会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里不能自拔。
社会因发展而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第一次在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社会清晰显示出来，并一直围绕着西汉社会到西汉王朝覆灭。在没有寻找到解决途径之前，中国古代社会就始终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周期里，残酷而无望。当然，这个历史的怪圈周期长短不一，有的长达数百年，最终没有不陷入战争的。一开始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然后处于发展期，社会比较乐观，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普遍感觉到好的生活，但接下来的人就苦了。对于这个命题，东汉社会在努力寻找解决的途径，可惜没有重大突破。说实话，在一个君主专制社会，这个命题就是无解，直到集权专制的穷途末路。后来就积重难返，到清朝社会的雍正时期还在摸索，有在税赋上的一点点突破，但已经太迟了。
社会发展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渴望的，但社会发展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却一直是中国社会漠视的。中国社会甚至没有意识到社会发展还会产生那么多问题，这是始终找不到解决途径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众多中国古代开国君主普遍忽略的问题。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它产生的问题也只有在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层面才能够寻找到解决途径。
我们来看看，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归结到根本上，大致可以把因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归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财富增多对社会财富分配体系的冲击；二是人口增多对社会组织体系的冲击；三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社会形态的冲击。我们对这三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分别展开来论述，社会发展，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社会财富的增多。我们先来展开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平稳发展，人们通过勤劳和节俭，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恢复，个人和家庭财富等社会财富明显增多。社会财富的增多必然引来社会各阶层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关注，极容易形成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一开始是自发的。如果在自发阶段，社会不拿出有效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不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加以约束，便会自然地滑入自觉的对社会财富的掠夺阶段。这个时候就很难解决了，它会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会极力阻止社会变革，一切社会问题就会纠缠在一起，动一发而牵全身。
所以，解决社会发展产生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其最佳的途径是在自发阶段拿出有效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防止社会滑入自觉的掠夺阶段。老聃说得好：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社会财富的增多带来潜在的社会问题，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是财富拥有者的腐化危机，另一个是周围的掠夺危机。无论是放任财富拥有者的腐化，或放任对社会财富的掠夺都必然毁了社会发展。更重要的，社会一旦成为掠夺型社会，便会严重冲击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产生严重的社会剥削，社会收入差距会迅速拉大，普通家庭会大量贫困化，社会财富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垄断阶层，阻碍社会财富的再生产。形成寡头经济，这些寡头会进入社会政治决策层，从而插手社会政治，冲击社会形态。到这个时候，社会会迅速走向衰弱，离战争就不远了。
对于社会因发展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它有种种具体的表现，但根本上是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的建立问题，必须未雨绸缪。要想找到解决它的途径就要回到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上来，回答幸福的生活是什么？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社会必须树立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价值观，对个人和社会组织充分尊重，尊重社会主体，引导人与社会趋向良性的形态。尽管人与社会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必一步到位，但这个趋向是不变的。在社会发展初期，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求是在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社会财富的共识之上的，生活节俭淳朴，不破坏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这个时期，人与社会要大力探讨幸福生活是什么，努力避免人们滑入错误的幸福观。这个时期，人与社会是纯真的，非常容易接受求实精神，这个是一绝佳的时期，一旦错过就很难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