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到底有多少非法同居者，不得而知。我们手头上现有一份北京市陶然亭街道办事处不久前作过的一次公开调查资料。资料上讲，该地区非法同居者达30对调占当年登记注册的6％。

    从职业上看，这30对人中有一半是无业游民，28人是工人，2人是个体户。这是非法同居者“坦白”相告的一部分。据估计，未“坦白”的同居者，恐怕比30对只多不少。

 

他们把非法同居当作“试婚”的一种最佳方式

    白成，一个很能干的文化商人。一日，他与我坐车去北影厂门口接他那位“准夫人”。我从司机副座上伸出头去看到等车的是一位端庄文静、小巧玲珑的姑娘。

    这位姑娘，名叫陈希，是天府之国的川妹子，几年前来京。长得不十分漂亮，但也不乏许多诱人之处。然而18岁如花的年纪，她还没好好做几个梦便与白成凑到一起，且“无照经营”了4年。他俩的“小窝”在西城区内的一个大杂院里。居室虽小，却布置得清新舒适，有一股温馨的气氛。他俩与父母、叔婶们同住一个院内。渐渐地，长辈们也就认可了他们这种“现代式”的生活。

    “既是如此恩爱，这何不办登记手续？”我不解地问白成。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就是不想办，有它没它对我们来说没多大影响。刚开始我只是把同居当作试婚的一种方式，现在看来试婚阶段过去了……哦，”他一边吃着查理冰淇淋一边笑着说：“如果你要写的话，就这么写，就说有一对‘无照经营’的夫妻也许、可能、大概会在某一天领着他们的儿子到办事处领结婚登记证。”

    这话似乎很幽默，但却有真实的背景——因为他们曾经有了一个孩子，做了人流。“想要孩子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登记！”白成又补充一句说。其实，还有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希的户口还在四川。他想先把她的户口办进京以后再办登记。可办一个户口进京又谈何容易？“与其花5万元办个户口，还不如将这5万元投资出去。再说，即便花5万元也未必能‘顺利’办进来。”我提醒他道。他没吭声，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是甜蜜，还是酸楚

    汪平，多年以前他曾当记者，现在又搞电视剧。黎丹丹，生于辽宁盘锦辽河油田，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于是便自费到北京一所有名的民办大学就读。
    这一天，汪平到学校找群众演员碰上了黎丹丹,立即被她那双清纯的大眼睛、飘逸的长发和丰满的身材所吸引。于是，他向黎丹丹发出了邀请。

    她真的来了，来到了汪平的“家”，带着20岁大姑娘的活力和温柔。他比她大十几岁，但他有一张会说的嘴，竟使黎丹丹芳心欲动——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很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当晚，她便委身于他。

    放暑假了，黎丹丹匆匆回家，只呆了两三天，就风风火火地赶回北京。她与汪平呆在一所小院里，整日缠绵，似有永不分离的感觉。

    他们看上去很恩爱，但却不知道为何不登记结婚。当笔者问她时，她说：“现在这样不挺好吗。除了没有结婚证以外，这家庭生活的一切，我们都拥有。如果一旦办理结婚手续，就意味着双方有强制性的权力义务关系，把本以爱情为基础的生活附着了强制色彩，心理感受很别扭。“

    不过，她此时万万没有预料到，三个月以后她自己会亲手斩断了两人的情缘。

    九月，汪平去老山前线采访，也想见识下士兵的战斗风采，便随汪平一起到了春城昆明。

    可第二天早上，当汪平醒来时，身边却不见了昨晚还与之谈笑的黎丹丹。他叫了几声丹丹的名字，没有回声，于是坐起身来，忽见床头柜上留着一封信。

  汪平：

  原谅我悄悄离去，不要找我，当你看到字条的时候，我已经上了火车。

几个月来，我一直非常爱你。现在，我也仍然爱你，但我不能不离去。你应该从这张沾满泪水的信纸看到我作出这个决定时的心情是多么痛苦。

不要为我的离去而伤感和自责，这并非你的过错。但你那个可怕的玩笑使我发抖，我怕终有一天会失去你。与其这样，还不如现在就分手。

我怀念我们这四个月的每分每秒。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会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回味我们过去的日子，甜蜜的日子。

离开了的爱会更深。请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去学校找我，这会使我更痛苦。人离开，心并未离开，我会在另一个时空陪伴你度一生。你不必为我而改变。你应该按你原来的方式去生活……

多保重

丹丹
9.12
 

    汪平曾打过一个电话给丹丹，但丹丹拿起电话又搁下了，且什么话也没说。

    问汪平跟丹丹开了一个什么玩笑，以至让丹丹如此决然分手，汪平说：“到昆明的那天晚上，因闲着没事，我与她开了个玩笑。我说，二战期间日军有个“千人斩”，杀了一千个人，我能不能来个‘百花斩’找一百个女人。这不过是玩笑而已，谁知竟把丹丹吓跑了！”
 

爱情呀，仇敌手

    张吉，东北人，十几岁进入武汉市湖北戏剧学校，在此认识了杨兰。毕业后，张吉本可回东北工作，但为了陪进入北京某音乐学院学习的杨兰，只好在北京漂着。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电视制作中心当了副导演。

   他俩在北京市郊租了一间民房，兴然过起了小夫妻的生活。后来，双方的父母都从外地赶来。开始他们觉得这样不妥，希望明媒正娶，正式办个手续。但杨兰还是学生，不能结婚。无奈，双方父母只好默认。张吉拍电视剧有点收入，杨兰有时去歌厅唱歌也挣点钱。两人生活也算过得不错。

    在张吉和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杨兰试着录了一盒音带。一天，张吉想将音带拿到剧组显示一下，于是向杨兰要带。不知为什么，杨兰谎称带在某女同学处，没有给他。张吉打电话给那位女同学，那位女同学说录音带根本不在她那儿。这下可激怒了张吉。他一掌下去，打得杨兰呜呜直叫，捂着脸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事后，张吉曾多次到学校找杨兰，但均遭拒绝。张吉气愤之极，便想法逼杨兰离开北京。当初是张吉花了许多钱把她弄进音乐学校的，现在她居然如此绝情，使他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一定要好好治治她。他找律师咨询，结果令他很满意。同居近三年，已是事实婚姻，只要法院或律师出具有关文件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婚姻，那么学院自然不能让一个结了婚的学生读书，杨兰自然也就得回四川了。

    如此，本是纯爱情的同居，却变成了仇敌。这又是何苦来呢……
 

街上抱头痛哭，谁晓个中滋味？

    北京西四，某日，路口一男一女说着说着，忽然抱头痛哭。尽管此举引来无数路人惊讶的目光，可那一男一女无所顾忌，似乎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这对男女名叫王宇和白倩。王宇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学究味十足的父亲平日总会在八点左右去敲他居室的门，并大喊道：“臭牛氓，该起床了！”

    也在某日，这个“臭牛氓”从外边带回来一个女孩，深夜未走，两人居然同床而卧。你可以想象，他那位父亲会是怎样一副暴跳如雷的样子。不管父亲如何反对，那“臭牛氓”仍然我行我素，照样的把白倩带回家过夜，万般无奈，父亲只好认可。如此这般过了三年，王宇和白倩倒也相安无事。

    有一天，白倩趁王宇出差之际，跟另一个男士在天津呆了一星期。恰巧这事被王宇的朋友毕克发现了。出于义愤，这位朋友便将实情告之王宇。王宇回家后，免不了一顿大吵。而令毕克惊讶不已的是，他们很快又和好初了。毕克一度很尴尬。

    王宇，这人没什么才气，无大本事，但天生大高个，很英俊，他不时在外面拈花惹草。白倩虽有所耳闻，但并不生气，她以为男人在外能有女人喜欢是本事。再说，她深知不管他跟哪个女人，但爱的只她白倩一人。可是三年后他们还是分手了。

    据毕克讲，白倩比较讲求实际，她在饭店上班，月薪比王宇高得多。王宇虽然英俊帅气，但无甚特长，工资收入比较低。

    他们必竟很相爱，毕克沉重地说，但他们还是分手了。也许正是情缘不断，他们才有在街头痛哭的镜头。可这又会博得谁对他们同情呢？

 

呼唤有效的途径

我们不忙于给非法同居者一个定性的评价。尊重感情不能说不对，但不履行必要的手续，在我们这个有着古老传统道德和有着现代法制的国家里，实显不妥，这其实是在逃避社会责任。也是在逃避各自应有的责任。感情好时，在一起同居；遇到一点事情时，说分就分。这难道是一种“爱”的自由、生活的自由的最佳方式吗？这难道是思想健康，生活正派之人的举止行为吗？这难道是挣脱封建意识束缚，大胆冲破樊笼，走近时代进步的标志吗？否。

同居现象既然存在了，理应正确引导，让其尽快履行法律程序。同居者同居时大都很冲动，只考虑个人感情，极少顾及社会或他人。而这种感情大多又是很脆弱的，往往很容易离异，导致伤害。况且，同居这种形式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真要是发生纠纷，则很难寻求法律保护。

文/何厚桢
原载《法制导刊》１９９５第６期《警官》１９９５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