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体制的观念魅力和话语论述优势

　　如果说把民众、尤其是精英阶级有效地纳入体制是衡量体制吸纳能力的基本指标，这一指标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我们阐述今天体制吸纳能力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建一个坐标，即强体制吸纳能力的坐标系，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问题。

　　"延安体制"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好的坐标。所谓"延安体制"，就是因为其空气新鲜而吸引全国优秀青年、有志之士前往投身革命。这是众所周知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延安的天之所以是艳阳天，除建立新社会的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对时局、对新社会的论述能力而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以及之后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但也离不开艾思奇、陈伯达、胡乔木等一批饱学之士的贡献。换句话说，"延安体制"不但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战将为基础，更有一批能与毛泽东直接互动的知识分子，即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识形态权力团队"。与国统区比较，正是延安观念魅力和话语论述上的优势，才使国民党处处处于守势，即军事权力优势而意识形态权力劣势的悖论，这种局面导致的人心向背，不是军事权力所能解决的。

　　一句话，开放的、互动的、创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权力，是"延安体制"的法宝。以此为参照系，当下的意识形态权力如何呢？在客观的体制吸引能力上，调查表明，中国大多数百姓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呢？如前，对体制有怨气的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在既得利益阶层中，很多人不满是因为"生活政治"即基层生活中的制度、规定的空转而导致的不民主、不公正现象让很多人不满，对"生活政治"的不满转嫁到宏观政治层面。

　　这且不说。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很多"青椒"？为什么他们在课堂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持批判态度而更加信奉西方价值观？这固然有他们在"生活政治"中的不满，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人是需要思想的，当一个国家不能创造有效的、有说服力的思想时，其他思想自然会占据这个阵地。正如列宁所说，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

　　二、意识形态权力分散化官方之外"自由主义"主导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的思想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就是自由主义，即从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老自由主义到90年代之后流行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不但渗透到知识界、商界，乃至很多经济主管部门的经济思想，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在发展道路上是自主的并取得了"中国模式"那样的伟大成就，但很多精英人士认为中国错了，因为中国不符合教科书答案，中国道路不符合"老师"的道路。再次强调，危机莫过于此。为什么前苏联几百万共产党员面对共产党解散而无动于衷，为什么军队不再听共产党指挥，说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意识形态权力。

　　意识形态是一种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的力量和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到，但在关键时刻则会显现火山爆发般的威力。并不夸张地说，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两个支柱。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权力，但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存续不但需经济再生产，这是我们都能懂的道理，更需要"文化再生产"。当下，我们的"经济再生产"系统有问题但可控，但"文化再生产"能力明显不足。

　　参照"延安体制"，"文化再生产"不仅取决于支配者的意志和创造，更重要的是上、下合力的支持再生产的系统。延安时期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的"文化再生产"体制也能上、下合力，即高等教育体制、教授、舆论领袖，上、下合力而制造特定的思想产品。比较而言，现行的"文化再生产"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体制上，即上、下合力问题，否则，很多好的观念成流行的口号并最终被新的观念、新口号所取代，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理论。

　　比如，官方提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个提法让知识分子眼前一亮。但是，"新概念"需要具体的概念来表述，而概念的提出则需要强大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如何来？是什么阻碍了理论创新？这是必须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否则，"新概念"也会变成流行、空洞的口号，比如本文所研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概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后，学术界反响强烈，但学术界的理论成果是什么呢？很多论文都停在"意义型研究"，即大讲特讲其政治意义，鲜有理论上的建构。再往前也是如此，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性建构有吗？基本上都属于"意义型研究"。

　　在我看来，如果说现代化建设面临能力不足的挑战，而首要的能力不足则是制造新概念的能力不足，而这一能力的局限根源在于上下即官民能否合力运转。在当下中国，不但面临上下协调问题，还面临因自身能力不足而盲目信奉外来思想的挑战，从而使得"下"也产生内在张力，即所谓的"左"--"右"之争，冷战时期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被压缩在中国这一特定场域，使得意识形态权力更加分散化。

　　三、创新滞后，意识形态吸引力不够

　　如果要对当下意识形态权力状况做一简单评估，可以这样概括：

　　首先是意识形态张力而导致的权力分散化。意识形态权力的弥散性和超地域性特征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不但被官方所掌握，民间、知识界也分享着这种权力。

　　其次，意识形态权力的内在张力。民间、知识界也是权力主体并呈分裂或紧张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权力的分裂性或曰冲突性。

　　第三，创新滞后。由于不能形成上、下合力的机制，或者说知识界对于官方意识形态权力的参与都是表面化的，或者没有机会了解体制运作状况而隔靴搔痒地提出建议，并不能切中要害和实际，从而导致创新力严重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但这些思想并没有转化成研究范式，由此而不能进入人们的思想深处。

　　中国意识形态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其对思想界的吸引力程度，也解释了为什么"青椒"们在课堂上传导的更多的是西方价值观而批判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这种状况能持续到何时？中央已经有连续性办法而应对这种局面，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是理论创新的机会之窗。第一，中国道路的成就而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困局，给国人以心理上的优势支撑，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也就是说，曾经被奉为信条的西方价值观、西方教科书，既不能辩解自己的困难，也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就，需要新理论、新概念、新观念。这是比较意义上的理论需求。第二，新中国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近40年，这一历程本身也需要新概念新表述。

　　关键在于怎么做。"延安体制"的经验是，政治领袖主导下的团队创新。美国从文化沙漠而一跃成为思想集散地的经验是，政府牵头，基金会参与，社会科学家主导。在二战后短短的十年内，美国这样的机制就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范式、概念。用萨托利的话说，美国战后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成就是把"自由"与"民主"这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扭在一起，成为"自由民主"，以至于这一表述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