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们
文/谢小波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
看着这张抬头印着“阳新县人民政府”红色字样的批函，我犹豫再三，不知如何下笔。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得上一份“家国记忆”。因为，我能叙述的，其实只是几个片段——即使它曾经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血雨腥风！即使它本身就是近代中国跌宕曲折复杂多变历史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份“关于恢复XXX、XXX等九百九十人革命工作人员 ”的批复，跟许多别扭的历史一样，颇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革命工作人员”们在某个历史时刻牺牲了，但他们不是烈士，不是英雄。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连“革命工作人员”都算不上。甚至，家人及后代对他们的历史存在也讳莫如深,或者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家人及后代要么倍受牵连。
改组派、AB团
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朱中干（淦）、朱中红(洪)（名单中的名字原文有误） 、朱必起、朱必生几个名字被二舅轻轻画上了下划线。朱必起和朱必生是中共湖北省阳新县最早党支部之一——朱容党支部的先后两任书记。而朱中淦、朱中洪分别是我先生的外公和五外公。
两位外公被杀害时，一个31岁，一个20岁
他们是作为“豪绅、富农、反革命”改组派被处决的。
而这之前，据三外公回忆，外公朱中淦是年富力强的苏维埃乡长，20岁出头的小外公，因读书多，有知识，己成为鄂东南少共委书记（此为三外公回忆，阳新县党史只有前两任记载）。
1931年9月，肇始于赣西南苏区的“肃反”红色狂潮，在富田事变后已蔓延于各苏区并掀起新的高潮。在赣西南它被称为“AB团” ，在闽西叫“社会民主党”，鄂东南则名为“改组派”。在其他苏区还有“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等叫法。
尽管一直生活在三外公身边的二舅多次问及，三外公还是没办法解释什么是AB团改组派。当然更没办法解释他那两个共同投身革命的兄弟为何转眼就变成了革命阵营中“最危险的敌人”！
外公和五外公被抓捕杀害的具体过程，我们无法得知。因为主动的问及或试图深探，得到的往往是沉默。自1936年从江西修水的国民党监狱被释放，三外公就让那段家破人亡的岁月沉默在历史深处。那些偶然提及的片断，或只言片语，基本上只是一个沉默者寂寞荒凉中无法忘却的私语。
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史志，以补缀这份血色的家族记忆，去追寻两位外公的遭遇。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也没办法弄清什么是AB团，改组派。好在80年代以来，戴向青、高华等学者的研究著作，以及苏区“肃反”亲历者黄克诚、肖克、贺龙等人回忆录的相继出版，我们才得以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在读到那些疯狂的逮捕、关押、逼供信、杀戮，以及在“革命”名义下不由分说罗织的各种罪由，不寒而栗之余，我惊诧于历史如此惊人相似！也一再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说的：“它始于奥斯维辛，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展”。
下面这些摘录，算是对外公们的一种交代吧。因为，我先生说这么多年，总觉得外公们站在水田里，望着他，希望他的子孙们能给他们一个答案。
什么是AB团？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它是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动的法西斯蒂的组织；它同时又是暗藏在共产党内的破坏共产党的一个小党（AB团即是反共团或铲共党）；所以它经常在共产党内起了反革命的党团作用……” （《中共湘赣边苏区临时省委为解决富田事变巩固党的组织告》江西省博物馆藏，转引于网络）
60年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1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此的结论是：“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主观臆测和严刑逼供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不同程度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当时，肃AB团方法主要是“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有资料称，在全国各苏区掀起的大规模肃反浪潮，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还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外公所在的鄂东南苏区，仅阳新县，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最达1000人以上。当时，中共鄂东特委和阳新县委，仅凭一封来路不明的匿名信，便以“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杀”的极端作法，在鄂东南苏区掀起白色恐怖的浪潮。
“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作者：黎白，原载于：东方网）
也许，就这一点，外公和五外公还算是“幸运”的。据村庄里的老人回忆，两位外公是在一片水田里被枪杀的。
那是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期间。
外公和五外公被杀害时，三外公就在近旁，“他们要我看着”。他被要求面不改色“看着”他长兄和小弟被处决。 他必须以“平静”目睹至亲惨遭杀害来证明他自己的革命性和政治“清白”！
三兄弟，两个被五花大绑站在水田里，一个人站在田垄上，然后，枪声响起……
当天晚上，外公们的老父亲被从家里抓来，与三外公一起关进牛棚。三外公说：一看到老父亲，就知道对他的“考验”没有结束。两父子深知，一旦有语言或感情上的任何表现，“改组派”的帽子就会扣到他们头上，旋即人头落地！黑暗中，父子默然相对……巨大的悲痛只能隐泣于心中。
我们无法想象三外公要以怎样的意志和力量才能通过这样的考验。或许，跟许多革命者一样，政治灌输与训导，让他坚信组织和上级正确的，信仰信念必须超越于血肉亲情之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场景就象拉近的电影镜头，永远定格在他心灵深处，不仅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模糊，相反，在岁月的淘冼中它层次分明，清晰如昨。
这是他自语中最多被提及的片断。他总是偶然说起这个场景，然后加一句：“在地上捡到一封信，就开始杀人……”
也许，隐藏在生命深处的人性是最有力量最不可抹杀的。正是它，避免了人类走向彻底虚妄。
革命风云
我们有时会讨论推断，外公兄弟姐妹们投身革命大潮的原因。因为贫穷？还是为了信仰与理想？或者，更真实的是，二者皆有。清末民初破败的中国乡村，农民的生存状况，离我们并不远。朱家养育有五男二女，在人稠地少的鄂东南乡村，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最好的食物是苕叶煮红苕。三外公说，有一年大年三十日，每人得吃一碗红苕（红薯），五岁的小外公高兴得跳起来：“今天怎么吃光苕，不吃苕叶了？”太外公说“今天是过年，吃好一点，就不吃苕叶了，光吃苕。大家记住，争取明年多吃红苕，有苕吃就是福啊！”贫困，是他们时刻面对的现实。但家有四男，在宗法血缘观念浓厚的农村是种优势。身材高大，爽朗正直且颇有手艺的四兄弟，成为乡村生活中具有一定组织号召能力的活跃分子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当大革命澎湃的浪潮席卷而来，改造社会的革命理想和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个人诉求完美相遇。有什么比“打土豪分田地”更能打动中国贫困农民的心弦呢？又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平等美好社会的愿景更能点燃中国乡村在苦难贫困中挣扎的年青人的热情呢？因此，外公们成为第一批革命思想的接受者，并由此义无反顾投身其中且不惜以家庭性命相许，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至于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历史的多变与无情，作为乡村青年的他们，是无法洞悉的。
20年代的中国，是各种社会思潮涌动和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武汉读书的阳新进步青年曹大骏、柯少轩、罗汉杰、肖作舟等在董必武、陈谭秋、恽代英等影响下，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此后，他们在中共湖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阳新城乡，开展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的工作。
1926年4月，中共朱容党支部建立。这是阳新县建立的第四个党支部。支部书记为朱必生。第一批18名党员，外公家占了五人：朱中淦、朱中淡、朱中淮、朱中洪以及大姑爷陈乾甲。后来被毛泽东称赞“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的阳新县，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建立了16个党支部，发展中共党员200余人，全县80%地区都有党的活动。朱容党支部是阳新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也是人数最多的支部。豪爽正气的朱家兄弟们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
1926年，革命凯歌在中国南方大地上高奏。在国共合作推动下，1926年7月，朝气勃勃的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不到半年，自珠江流域挺进到长江之滨。北伐军10月攻克长江重镇武汉后，中共湖北区委也由地下秘密活动转而公开领导工农运动。1926年9月，北伐军第7军军长李宗仁率部进占阳新，在县城老衙门召开了中国国民党阳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阳新县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在阳新形成。与此同时，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青年团阳新县委等团体相继成立。
当时“湖北农协组织的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28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为80万人。”(张国焘《我的回忆录》）而阳新的农协会员达30万，居全省之冠。在农会领导下，“除毒会”、“天足会”、“文化促进会”等群众团体纷纷出现。
这些以民主形式产生的乡村组织或社会团体，带着一些近代色彩又不可避免架构于乡缘宗族基础之上。他们给乡村中国带来活力和希望，又在“有土必豪，有绅必劣”(毛泽东语，张国焘《我的回忆》）思想影响下走向激进狂热。
这个阶段，外公们“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应该是欢畅高昂的。
但与此同时，派系斗争、政治分歧与权力争夺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日趋激化。即便是中共内部，实际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意见主导的领导层，对国共合作，对工农运动，对土地问题，也存在着尖锐分歧。
这些，不仅将主导中国革命的走向，也会影响乃至决定外公们的命运。而作为接受了简单革命道理投身历史洪流的乡村青年，未来的一切他们己无法自主与选择。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先后爆发。国共合作破裂。中国乡村残破凋败的土地上，新一轮的血腥斗争拉开帷幕。
六月，国民党独立师夏斗寅部由通山窜入阳新的大畈区清乡。在阳新地区大肆抢、抓、烧、杀。阳新的豪绅地主、党棍恶霸、地痞流氓等地方势力纷纷建立“清乡委员会”、“还乡团”、“铲共团”、“暗杀队”等组织和武装，对中共党组织，工会农会等进行报复性的逮捕与屠杀。阳新的中共党组织及农工会等严重破坏。
几位外公或回归乡村，或转入地下工作。
1928年，胡梓（吴致民）作为中共湖北省特派员，在阳大地区党组织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受命来到大冶阳新地区开展工作。在胡梓（吴致民）的领导人下，中共阳新县委成立，阳新大治等地的革命力量重新活跃。中共党员王显德在朱容湾召集失散或隐蔽的中共党员，恢复了朱容党支部。同年，阳新县红军游击队、群众性赤卫队等武装力量相继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迅速打开局面。据三外公回忆：这一时期的斗争如“夜袭大王殿”、“万人夺粮”、“小箕铺民团起义”等都活跃着他们兄弟的身影。
在工农武装斗争打击下，国民党乡村政权基本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各级苏维埃府。阳新的苏维埃政府自下而上，由村、乡、县逐级建立。在村级苏维埃基础上，建立乡苏维埃。乡苏维埃设委员7一9名，主席及副主席各一名。
1929年春，阳新县金龙区苏维埃政府在太子庙成立，黃家高任区府主席（后来曾任鄂东南道委书记，湘鄂省委副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金龙区下辖大箕铺、小箕铺、大王殿等11个乡级苏维埃政府。外公朱中淦是大王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年10月，中共阳新县委成立的第一家苏区银行——鄂东农民银行，设立于外公所在大王殿乡。1930成立的鄂东南特委机关最初也设立在大王殿乡。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太子庙、大王殿一度成为阳新乃至鄂东南革命的中心。
与此同时，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和红色武装相继建立。朱家兄弟姐妹中，老大朱中洤担任金龙区第六乡（即大王殿乡）乡长；老二朱中淡任赤卫队中队长；老三朱中淮任赤卫队大队长（后任红军连长）；老五朱中洪在四兄弟中读书最多，不仅能写一手漂亮字，而且长得一表人才。在鄂东南特委成立后，曾任少共委书记。受到哥哥们的影响，家中的两位女性朱顺、朱闷芝也加入了妇女会。
据三外公说，那时，他们几弟兄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出入。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老二朱中淡是几兄弟中的第一个牺牲者。
1930年冬，国民政府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作为配合，湖北国民党武汉行营郭汝栋部集中力量进攻阳新。中共党组织开始从太子庙、大王殿撤退到姜祥山、太晚山和龙港等地，部分党员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二外公朱中淡投身革命前是个手艺人，精于裁缝。此时被派往它地以裁缝为掩护开展工作。接受任务后，二外公回到家里，拿了剪刀尺子等工具后告别妻子和父母匆忙离家。
1930年腊月，二外公接受任务前往韦源口，路过太子庙时，被人告发。告密者说，他是赤卫队队长，他家兄弟五人都是共匪的官，捉一个杀一个，一个都不能放。
农历腊月二十九，二外公就义于太子庙，年仅27岁。
据太子庙的老人回忆，行刑前，刽子手让其下跪，二外公昂然回答道：“我为什么给你们下跪！”刽子手为他毫无惧色且正气凛然的神态激怒，喊道：我让你不跪！一刀砍断他的腿。鏟共团刽子手们在杀害二外公后，砍下他的人头，悬挂于电线杆上示众。又开膛破肚挖出他的心肝，切碎炒熟下酒，还说“这个共匪的命真苦呀，他的肝是苦的。”
小学听老师讲日本人在家乡杀人吃心肝的故事，一直有些将信将疑。没想到这样的事真切发生于祖辈身上。巧的是，为写这篇文章查阅资料时，在天涯论坛上看到网友辛酉发布他祖父的回忆录《朱从霞记》，书里有段这样的记述：“二月份（1932年），月山区区级机关驻扎适木山，敌人连夜包围了适木山机关驻地，共产党员朱育刚、朱礼果二人被俘虏，敌人将他们带到慈口后枪毙了。其中朱育刚惨遭剖腹，敌人把他的心肝剜去烹食了”。老人比我外公们年轻，参加革命时间晚一些。但回忆录里说1931年八月份，他曾任阳新县第十三区十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我想他与外公们应有过交集。我一度甚至怀疑老人是否把名字记错了，朱育刚应该是二外公朱中淡。但两者时间与地点又明显不符。
二外公的人头，挂在电话杆上示众达十多天。那是腊月寒冬，雪花飞舞的时节。那也是农历新年，应有庆禧的炮竹声声。
此种情景，此般惨烈，于中国历史，往者绵绵，来者不断。
你方唱罢我登台，成者王败者寇，历史的宿命似乎绕也绕不开。
在外公的朱容湾家里，除了他们的老父亲，余者皆为妇幼。悬挂的人头如大山压在他们心上。最后，还是朱容湾的叔公们冒险乘夜色偷了回来，在村口水塘清洗干净，包上火炉灰背到后山草草埋葬。
当二外公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时，他永远也无法想象，半年多后，他的大哥和小弟会惨死于共产党人的枪口之下。
短短的几年，这个家庭的命运与翻云覆雨的历史洪流交叠，先后经历了革命家庭、匪属、改组派家属的反复变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还将笼罩在“历史不清”的阴影里，在时代蹒跚的脚步中跌撞。
归去来兮
到1932年，连同在战场上牺牲的大姑爷爷陈乾甲，三年不到的时间，朱家先后牺牲了4人。1926年一同加入朱容党支部的5个人，只剩下加入了正规红军的三外公朱中淮。
三外公是四兄弟的唯一幸存者。作为婆婆的抚养者，他是我们事实上的外公。少年时代，每逢春节，我的先生兄弟们都会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印象中，外公浑身充满正气。他话语不多，但一开口便很有分量。虽历经岁月磨难和环境压迫，率直豪爽的天性仍依稀可见。即便步入老年，他还是腰板挺直，举措麻利，走起路来虎虎有威，让人轻易联想到他年轻时的飒爽英姿。
1935年在通山冷水岼被捕前，他是鄂东南特委机关警卫连连长。
三外公身材高大，身手敏捷。再加上年少时习过武，五、六个同龄人根本不是他对手。据他回忆，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敌我双方拚杀到短兵相接。他被两个敌兵追赶着来到一条较宽的河汊边，去路已断，两个敌兵在后边狂乎乱叫。外公脚步不停，纵身一跃，飞身跳过几米宽的河汊。两个敌兵目瞪口呆之余只好望河兴叹。每每回忆这些战斗岁月时，外公会少有的流露出一些自豪之情。
因了这些优势，他很快被选入正规红军。从1929年开始，他一直跟在胡梓（吴致民）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外公说他佩有一枪一刀一马。除了警卫工作，还负责保养胡梓的枪支和马匹。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胡梓为首的卾东南特委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红三师的成立，极大推动了鄂东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迅速发展。在外公、二外公、五外公被杀害后，三外公跟随鄂东南特委转战各地，先后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三外公也成长为鄂东南机关警卫连连长。
相当长的时间，他的故事不为我们所知。他，还有小姑奶奶，包括婆婆，作为家族历史的见证人，他们默契地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有种沉重和回避的味道。
直到“文革”期间，他被批斗，审查，大舅、二舅他们在入党、职务升迁等问题上受到牵连时，在二舅的不断追问下，尘封的历史才被打开。
在批斗现场，面对汹涌的口号与挥舞的拳头，外公不卑不亢：“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说我是叛徒，你们打死我也不会认的。”但在被揪斗后，他一个人躲着恸哭时，嘴里喃喃私语：“说我是叛徒，我当了叛徒还被关一两年？……没想到革命一场，到头来还会累及了儿孙……”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外公，此时既有往事涌来的百感交集，也有对儿子们深深的内疚。
那时，大舅朱纯熙中学毕业，一个人从乡村跑到黄石谋生，先在工厂，后加入公安。在举目无亲的城市，凭借自己的勤勉与才干，拟被提拔为派出所长，却因了三外公的“历史问题”，几番被耽搁。二舅朱纯煦从乡村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做到镇干部。虽然年年被评为先进、劳模，但一个入党问题，从1966年填表到1974年才获批准，整整花了8年。
那个年代，入党、提干对一个乡村青年意味什么？大家可想而知。三外公哪里会想到，枪林弹雨中拾回一条命，会成为一种罪（怀疑他是叛徒的理由是：别人都死了，为何你还活着），并且连累到儿子们。也许因了这种深深的内疚，他才开始开口，对二舅有限地讲述他年轻时代的一些片断。
而二舅，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为父亲的申辨之路。二舅写了无数的信，有的长达几万字。给省里，给中央。但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有人跟二舅说，你就别白费工夫了，你的那些信，连太子区都岀不了，更別说到北京了。
1980年，75岁的三外公去世，他的问题仍没有任何结论。
朱家四兄弟，怀着满腔热血投身革命，两个作为改组派被共产党杀害，一个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三外公呢，在血海刀山中历经几番生死，捡回一条命，却又成为被怀疑的“历史不清者”。这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1933年10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鄂东南苏区军民也面临敌人巨大考验。王文驿战役中，红三师损失三分之二兵力，失去红三师护卫的苏区相继失陷。卾东南特委转移到通山南部群山环绕的冷水坪。
那是1935年2月3日旧历除夕夜。特委机关遇袭，胡梓牺牲。这位十多岁投身革命，为鄂东南苏区发展壮大作出卓越贡献，亲自领导组建红三师，历任大冶中心县委书记，卾东南特委、道委书记，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并在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的中共领导人，牺牲时年仅35岁。
关于那场战斗，在胡梓传略里是这样描述的：
1935年2月3日，正是农历甲戍年除夕。是夜，一股从江西过来的敌人冒充修铜宜丰边区游击队，窜到道委机关附近的南山头，用刺刀威逼一个熟悉冷水坪情况的小学教员带路，拿着“介绍信”混过哨卡，找到省委特派员胡梓和道委秘书刘士杰的住处。当时已是正月初一的凌晨，胡梓与刘士杰的房内点着一盏桐油灯，两人正在一起吃着红薯和玉米。道委其他人员与警卫队、战士围坐在外屋火堆边“守岁”。敌人进屋后，手持电筒东照西瞧，警卫队战士方知情况不妙，大喊一声：“不好，敌人来了!”胡梓在屋内听到喊声，迅速将门口敌人打倒在地，纵身从侧门冲出。道委机关警卫队、手枪队随即迎敌，修武崇通游击队亦闻声赶来，通过血战，打退敌人。不幸的是，胡梓冲到屋对面墨泉沟的山坡时被尾追的敌人乱枪打中，当场牺牲。
据三外公说，一片混乱中，他们仓促应战。胡梓指挥大家向外突围。负责殿后的三外公没有能够冲出房子，他只好趁黑躲到厨房案板下，并用灶灰把脸上身上抹黑。清晨，敌人清场时，三外公和另外几位没能突围的同志一起被捕。
被捕后，三外公称自己是个伙夫，只负责做饭，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几番严刑拷问后，看问不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把他关押在江西修水集中营感化院进行改造。同时被捕的两位既是同志又是同乡，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面对敌人的利诱和酷刑，始终没有出卖彼此，没有叛变求生。外公在监狱中大病一场， 或许是眼见继续关押外公没有多大意义与价值，1936年秋，外公被释放押解还乡。
他无法想象，在他们兄弟先后豪情万分离家投身革命后，朱容湾的家里所经历的一切！更无法预料，等待他的，将是怎样一幅凄惨的景象。
朱家的女性
此时，朱容湾那个人丁兴旺、生机勃勃的家，只剩下哭瞎了双眼摔坏了脊骨的老母亲——我们的太外婆。
革命洪流席卷而来之前，除了小外公，外公，二外公，三外公都己成婚。小外公也己订有婚约。外公朱中淦己生养了一对女儿。
随着大革命失败，在滚滚的历史洪涛中，朱容湾的家里开始遭受灭顶之灾。
先是太外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捕杀，逃匿于通山山区。逃亡的几年，他隐名改姓，东躲西藏，靠打短工，编草鞋勉强求生。
然后是外婆们，一个个被当作“匪妇”卖往他乡。作为一种报复手段，卖“匪妇”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待苏区中共家属的通常做法。据说被卖的“匪妇”大多许配给了国民党的兵丁。
外婆由于挂心两个幼小的女儿，几次跑回，每每被抓，惨遭毒打。后来被卖往更远的地方，从此消失于茫茫人海。外婆并不知道，这期间，她的小女儿已在一次“躲（跑）反”中走失。
家里人，杀的杀，逃的逃，卖的卖，丢的丢。眼睛哭瞎的太外婆抱着年幼的孙女（即我的婆婆）惊恐地面对一拨又一拨兵痞的抢掠。家里值点钱、能搬动拿走的都被劫掠一空。到最后，他们又嚷嚷着要揭瓦拆屋。因房子与邻屋连墙而建，不得作罢。拆不了房子，他们便把能拆的梁柱甚至阁楼上堆放柴火的简易楼板都抽走。哭瞎双眼的太外婆，一次到阁楼上抱柴火时，一脚踏个空，摔坏脊骨，成了既瞎且驼的双残疾人。
眼看朱家如大海上被风浪撕扯的小舟，很快被吞没。小外婆毅然搬回朱家。小外婆是童养媳，五外公（与四外公为双胞胎兄弟，四外公早年夭折）被当作“改组派”被杀时，他们还没有成婚，但后来还是被当作“匪妇”卖到外村。幸运的是，五外婆被卖给一位名叫程良华的本份善良人家。在朱家风雨飘摇之际，这位善良的外公与小外婆一起，顶着社会压力，不顾“通匪”的罪名，搬到朱家，照顾既瞎又驼的太外婆，一直到三外公从江西国民党集中营被释放回来才搬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亲人。
那时，两位外嫁的姑奶奶也是朱家的支柱。时不时回到娘家帮忙照料。大姑奶奶朱顺，在丈夫陈乾甲1932年牺牲于战场后，从妇女会干部归耕田亩，独力抚养儿子成人。
小姑奶奶成婚后，与丈夫感情不合，选择了分居。此后靠裁缝手艺自主自立。我看过这位姑奶奶悬于先生老家墙上的大照片。她有着农村妇女少见的清雅端庄的容貌，一双明亮的眼睛沉静柔和地望着我。第一次与她对视，就觉得那是一双有故事的眼眸！据先生的家人回忆，在朱家，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个家是个缺人的人家，一定要把日子好好地过下去。”
婆婆朱娥岀生于1927年。1930年二外公被剜心砍头示众，1931年外公和小外公在杀改组派狂潮中遇害，外婆们被卖“匪妇”生拉死拽离家大约在1933到1934年间。婆婆的幼年，是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家族一幕幕死别生离中度过的。外公们被杀外婆们被卖后，又瞎又驼的太外婆婆只好把她送往她自己的外婆家,尔后又被卖作童养媳，直到三外公释放回家后才被接回朱容湾。
对于过去的经历，婆婆很少提及。例外只有一两次，一次是在为二外公立墓碑仪式上。她斟满一杯酒正准备祭奠，酒杯突然炸裂，平时很自持的婆婆一下失声恸哭。另一次是病重临终时，突然开口问坐于病榻前的小儿子——我的先生：“不知道你外公他们现在在哪?”此时，我们才明白，婆婆心中隐忍了多少心酸与伤痛？
然而，生活中的婆婆，却总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给周边的人带来正能量。在家中，她是慈爱又严格的母亲。子孙十几人，每人的生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每次从异地回村，车到村口，隔着水塘，远远便看见她端了小凳子坐在门前眺望等待。那是一个很温暖的画面。
在社会上，她又是积极能干的劳动者，担任过大队妇女主任，常常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以正直宽厚和良好的教养受人敬重。记得第一次跟我先生回婆家，刚一进门，就来了一对争争吵吵的小妯娌要找婆婆断理。她们进屋见了婆婆，声音火气都降了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平平和和各诉理由。经婆婆一番劝解，这俩人似乎接受了调解高高兴兴回去了。婆婆去逝停殡的几天，屋子里坐满了络绎不绝来为她守灵的人。行悼礼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加上周围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都前来为他送行。送行的车子排成长龙，一辆接着一辆长达几公里。
我总觉得，婆婆是那类内心有光明和智慧的人。能看透世事人心但又抱持理解与宽容。在那样的离乱动荡中度过了童年，要有怎样的坚忍才能有一个光明的内心啊！
婆婆外貎长相颇象外公们。我们总觉得，从婆婆身上，我们仿佛可以穿越岁月看到了外公们的精神面貌。她的坚忍、自尊、正直、积极正面，还处世侍人的教养就是外公们的精神传承。这些，是外公们留给我们后辈子孙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大潮涌上又退去，在毁灭、破坏中，总还有一些东西留下 。
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时思考外公们投身其中的革命的意义及价值。我无法象网友辛酉在为他祖父传记《朱从霞记》写的序里那样简单断言：“所谓革命，就是杀人越货。”也不想贴上主流话语中种种高大的标签。百多年近代中国，城头变换大王旗，各种旗号各种版本的革命或近代化探索轮番上演，却每每自觉不自觉因袭了太多历史与传统因素或变异扭曲或步履蹒跚。因此，对祖辈们的选择与追求，我更愿意抱有“了解之同情”以及“温情与敬意”。
外公们只是千百万投身历史大潮的寂寂无名者。他们在正史记录中是某某等之外的“小人物”、“无名者”。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摘自《家国记忆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