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汉文帝与汉景帝没有体会到刘邦建立混合政体的良苦用心。有学者批评项羽在主持分封天下时不公正。这种批评是非常欠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公不公正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政治制度问题。如果说，项羽的分封不公正，那么刘邦的分封就公正吗？所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是社会制度上的大事，一分封诸侯，就是松散的邦联制度了。那不分封呢？那些功臣良将又怎么办？职权地位一世袭，就没法保证良性的社会治理。怎么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界限要明晰，要防止中央过度集权，又要防止地方政府形成国中之国。怎么办？刘邦弄了个混合政体，糊弄一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汉文帝与汉景帝更没有思辨地探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诸侯国坐大很是忧心。在平定七国之乱后，一步步加强中央集权。如果汉文帝与汉景帝能够探索到一条地方自治的良性制度，那么中国古代的两千多年历史就将彻底改写，可惜没有。所以，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一味地加强中央集权，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去践行，害了社会，害了自己，汉武帝就是在集权专制的封闭与腐化下使得西汉社会走向衰弱的。

对权利的无限制追逐是汉武帝走向腐化的根本原因，不要诡辩说，加强集权专制是为了治理社会，为了抵御强敌，那是一种绑架。正如晋国智申要选择智瑶作为继承人时，智氏家族的一位智者反对的那样，谁能阻止智瑶的刚愎自用！集权专制的封闭与腐化是无法阻止的，看似再多的优点也抵不过这一个致命的缺点。

汉武帝有诸多秦始皇的影子，他们不像吗？极权君主必然使他们相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是相似的。刘邦以及西汉初期的几任皇帝尽管都是遵循道家学说的引导，但都是自发的，并与道家学说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没有钦定其为官方哲学。政治组织如同学者要保持与政治的良性距离一样，也要保持与意识形态良性的距离。正如我们批判秦始皇的过错时把钦定官方哲学作为其第一项过错一样，汉武帝的第一项过错便是钦定儒家学说为官方哲学。

汉武帝可以接受儒家学说的引导，但不能钦定官方哲学，不能以儒家学说来治理社会。帝王和他的政权组织必须是务实的，必须尊重社会。社会形态是现实的，是从历史中变迁而来的，人与社会是异常复杂的。我们要从林肯与曼德拉身上体会到对社会的尊重。

对社会的尊重归根结底要尊重个人的生活，不能把历史的责任归结到现实中的某一边，要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譬如曼德拉对待南非的种族隔离，不能把这个政策的责任全部归于白人。我们可以彻底地批判种族隔离这项政策，但要全社会承担种族隔离产生的社会后果。尽管白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黑人同样要承担部分责任。我们始终要把人、社会组织、社会与思想、观念、社会政策区别开来，不要把它们绑在一起。所以，马克思的那一套社会阶级论尽管有时候很管用，但却是错误的。一个穷人就必然是穷人的思想？什么才是穷人的思想？这样的社会阶级论是站不住脚的。学术不是政治！不是影响力！不是人多就有“道义”！

我今天在一则评论中写道：“也许，要把人与思想分开来不容易，很不容易！但再怎么艰难也要这么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可以享受思想带来的益处，又可以避免思想带来的害处。用一个比喻，这种情况就像‘二极管’，可以做到单向通过。我们只要思想给我们的好处，不要它给我们的害处。 
    错误的思想是存在的，我们不是常常这样批评别人吗？尽管我们有时候在互相攻击对方思想错误时并不能保证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错误的思想确实是存在的。怎么才能检查出错误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最为根本的事情！也是最有难度的事情！我想，检验出错误的思想唯有通过思辨逻辑的检验和遵循求实精神的引导这条路，没有别的法子！ 
    有人说：真理越辩越明。但这有个前提，必须接受思辨逻辑的约束和遵循求实精神的引导，否则只能是徒费时间和精力了！”

社会阶级论就是把人与思想死死地绑在一起。这是错误的。

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有人就把有它扯上人。你说功利主义要不得，有人就说你在打击别人。我们不能被思想牵着鼻子走，尽管我们需要思想的引导，但牵着鼻子走不是引导。这就像，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你可以影响我，但你不能控制我。

思想与观念都是影象存在里的东西，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不能为了虚拟的东西去伤害真实的人，不能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分不清。即使是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价值观也是虚拟的，是影象存在里的东西。社会形态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是实有的，我们怎么能因为一个虚拟的世界而去破坏这些实有的东西。

我们尽可以对错误的价值观大加批判，但对人的生活要着着实实地尊重。

汉武帝“忘了”秦始皇的惨痛教训，“忘了”智瑶的惨痛教训，他渴望以他个人的方式改变社会，当然，这种方式受到了某些诸如董仲舒之流的鼓动，但无法驾驭的集权专制并不是儒家学者想要的，更不是汉武帝可以掌控的。价值观的虚拟引导最终要受到社会形态的实有约束，汉武帝不懂得，儒家和法家的学者们也不懂得，这是万分遗憾的！

也许，汉武帝有着一个“良好的愿望”。一开始从窦太后手中夺取权力是为了实现“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那是汉武帝“应该得到的权力”，用皇帝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个不过分。后来，他想掌控社会，“为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他的子民生活幸福，抵御强敌和平定内乱。但他从来就不曾思考过，“他为什么高高在上”，“凭什么是他来掌控社会”？

“美好的愿望”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罪恶的目标，他永远不会反思一个极权君主所具有的罪恶。当他一步步追寻极权君主践行之路时，他就会一步深一步地陷入了极权窠臼中，陷得越深就会越失去反思的可能。他追求长生不老，同秦始皇一模一样。极权君主这个模子让汉武帝越来越像秦始皇，个人的具体不同越来越淡。杀长子不也一样吗！

汉武帝的一些“雄才大略”让一些肤浅的文学家津津乐道，一些小聪明、一些诙谐幽默、一些有趣的人、一些有趣的事，就是绝口不提它的罪恶！

汉武帝还做了一件大事，向匈奴开战。经过十多年的战争，西汉政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是西汉社会却“输”了。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相比，汉武帝拥有“充足的理由”对匈奴开战，但是他们的战争方式、规模、结果却不尽相同。汉武帝对匈奴战争是古中国和中国古代第一次对外族的大规模战争，举全国之力，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或者严重消弱匈奴的有生力量，进而让匈奴衰弱下来，从而达到解决西汉边防不受匈奴侵扰的目的。应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主动防御性战争，并不是侵略战争，最起码一开始不是。相比之下，汉武帝发动的战争要远比亚历山大大帝的东侵正义，但战争的规模和结果却不同。比起相同性质的李世民发动的对东突厥的战争来，汉武帝就要远远逊色了。原因就在于，汉武帝的诸多问题，造成对国内社会和匈奴社会的巨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