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如果把中国股市继续当做一个融资工具，当成一个为各类国家目标疏困工具，那么中国股市即使渡过今天的灾难，下一个灾难一定会等在不远处的前方，套用社科院的说法就是"如果让股市监管者承担与其角色不匹配的任务，则未来的股市还要重复发生类似的股灾。"
这个任务就是“让股市监管者承担经济发展任务或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在京共同发布《金融蓝皮书：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6）》，文中有一点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也是最大亮点，比预测16年走势更应该被重视。这关系到股市定位的问题，而中国股市一切弊端就在于股市定位不清或者干脆说定位错误。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股市的关系，蓝皮书提出，政府应该把监管放在首位，监管者的职责就是制定规则并严格执行规则，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不要让股市监管者承担经济发展任务或目标。如果让股市监管者承担与其角色不匹配的任务，则未来的股市还要重复发生类似的股灾。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官方性质的研究机构，第一次大胆亮出自己对股市定位的观点，而且颠覆了主流媒体主流人士对股市定位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一大进步。如果认真执行的话股市发展的逻辑就会发生根本改变。
中国股市先天定位缺失，最早就是定位于为国企解困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大量经营效率低下的国企批量上市，索罗斯名言之一就是“纵容垄断企业和央企圈钱是不明智之举”，今天看来不无道理，此后是为民企解决融资难与贵，导致大量民企三高造价发行成为圈钱的代名词，现在更是提出注册制改革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经济型转型为经济创新服务，为某些贫困地区提供直接融资服务，为某些行业比如三农等提供快捷融资服务，但万变不离其中，股市首要功能就是为融资提供最大化服务，是实体经济的一个附属品。成为股市一个无法承载之重。
注册制改革是发行制度改革，是股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为了预防发审腐败的需要，而不是加大直接融资的替代品，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利器，更不是降低上市门槛让更多公司上市圈钱，这就与注册制改革宗旨相背离。
中科院观点耳目一新之处就在于强调“不要让股市监管者承担经济发展任务或目标。让股市监管者承担与其角色不匹配的任务。'说实在话，笔者一直强调不应该让股市承担工具职能，而应该回归本质，那就是中介服务的交易功能，只能起到一个中介作用，起到交易作用，为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牵线搭桥，发展股市不能有太多功利性因素掺杂其中，不能单纯要求资金为国家分担责任，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为经济转型服务，为创新型企业提供风险投资，一旦这种观点先入为主，那么投资者就要承担奉献的责任，这就造成先天不公。发展经济是国家责任，解困脱贫也是国家责任，企业寻找资金也是自己责任，不能把责任强加给市场，这是不公平的。
投资者来到市场，提供资金给实体经济不承担任何政策任务，不承担任何奉献精神，是为了盈利而来。
因此社科院再次提出监管应该回归本质，“监管者的职责就是制定规则并严格执行规则，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监管层先入为主或者国家赋予监管层融资重任，要为一定经济指标提供资金保障，认定股市最大功能就是提供融资，就是最大化的新股发行，那么监管的天平就可能而且必然倾向于融资者的利益，不可能一碗水端平。最突出表现就是新股批量快节奏发行，对造假虽然深恶痛绝但难以下狠手惩治，对发行人各类违规行为表现出最大容忍度，处罚能轻则轻，而对投资者的诉求是尽量予以规避，尽管市场长时间呼吁取消前置条件实施集体诉讼机制制定量化赔偿标准，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收效甚微，投资者维权之路依然较为困难。
根据蓝皮书笔者认为监管者唯一的任务就是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不存在欺诈欺骗，根据二级市场资金变化合理安排扩容节奏。而不是新股发行最大化，美国股市监管逻辑就是对投资者最好的保护就是减少股份进入市场。
把股市定位于工具职能，为国家解困为企业脱困，其教训是深刻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英国南海事件，英国的南海公司就是政府利用股市的鼻祖。１７１１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特许贸易公司）。然而，公司成立之后的８年间，除了无休止地向南美洲贩运黑奴之外，几乎没干过一件能够盈利的事情。公司上市后的8年多经济效益一直不好，长期亏损，而当时英国的国家债务总额也已经累积到了３１００万英镑。为了迅速筹集还债资金，不堪重负的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为了取信于投资者和社会民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南海公司管理层为南海公司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他们通过当时的报纸大量散布“在南海地区发现了什么金矿、银矿、香料怎么赚钱”；“年底将有大量的利润可实现，预计1720年圣诞节可按面值的百分之六十支付股利”......于是，南海公司海市蜃楼般的利润前景，唤起了英国人超乎寻常的狂热，他们失去了平时应有的理智和质疑，他们不断地投资。失去理性的大众狂热，使南海公司的股价迅速飙升。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719年的114英镑上升到1720年3月份的300英镑，到1720年7月份上升到1050英镑。 们争先恐后购卖股票，在股价越涨越高的时候，而当时的政府成员，他们也许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内幕交易者却卖掉了所持的股票，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的大举抛售，引发了南海泡沫的破灭。1720年6 月罗约翰说服英国国会，对新公司的设立及新股票的发行，实行严格管制，即泡沫法（Bubble Act of June 11,1720）的制定。同年10月，南海公司股价跌到170镑，12月，跌至125镑，公司总资产由1.64亿英镑跌至6100万英镑，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丧失养老金，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信用一落千丈。南海公司泡沫的破灭让神圣的政府信用也随之破灭了，英国没人再敢问津股票。从那以后，这条著名的交易街清静了整整１００年，此间，英国没有发行过一张股票，从而为发达的英国股市历史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
英国政府为股市背书结果是政府信用一落千丈，中国监管者也为股市背书，结果也是众人诟病。15年牛市就被认为是政策牛市，侠之大者为国接盘结果非常悲催。
中国股市短短几十年历史，为了保证二级市场为一级市场提供最大化服务，屡屡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各种政策牛市，为新股发行鼓噪，但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误导， 14年底行情暴涨也是政府为了提振股市重启新股发行而刻意发动的，是一波政策牛市，是为了新股发行而拉升股指的，这是有违市场原则的，这就会后市股指运行埋下隐患，早期为了增加资金托市，鼓励各类资金进场，鼓励券商两融杠杆发展，对杠杆资金睁一眼闭一眼，对公募基金联合持股问题睁一眼闭一眼，对市场恶炒股价问题睁一眼闭一眼，终于导致股市非理性暴涨，出现严重泡沫，这正好成为了加大新股发行的最好借口，证监会开始加大每个月发行新股数量，从10家到股灾前已经是5/60家了，，但市场已经对政府牛市形成共识，泡沫继续膨胀，最后不得不采取强力打压杠杆资金和最大化加大新股发行终于制造了罕见的股灾，四大股指出现暴跌要不是证金公司强力救市说不定还会出现金融危机。不得不再次暂缓新股发行，直到现在市场依然对新股发行耿耿于怀，指数更是再一次回到2700余点，牛市已经丧失了踪影，熊市已经悄然来袭。
一波政策性牛市就这样以悲剧的方式终结！
中国股市发展具有明显功利性目的，那就是追求数量的无序扩张，年初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多少家公司上市的计划，大家可以参看各地方政府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任务就是力保多少家公司上市发行股票，而在年底总结成绩的时候，就往往非常自豪的宣布实现多少家公司IPO，融资金额是多少，再融资是多少，并购重组是多少，在世界排名几何，但很少说道本年度投资者赚了多少钱，为投资者挽回多少损失。
因此监管要回到原点，股市要回到原点，股市监管就是维持市场的三公原则不受任何人亵渎和践踏，而不是为了融资任务的完成，不是为了某些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
让市场卸下为实体经济最大化服务的重担，让新股发行回归常态，让监管回到三公原则，回到保护投资者利益上来，中国股市才可能走向健康，否则如果继续把股市当成一个为政府疏困的工具，中国股市依然是一个融资者的天堂，投资者的噩梦是很难改变的。英国南海公司就是教训，中国几十年股市经历就是教训。
中国股市何时不再以发行多少家公司为自豪，总市值达到多少为自豪，在世界排名第几为自豪，中国股市才会有希望，如果总是建立这个板那个板做大股市规模，总是鼓吹降低上市门槛让更多公司上市，总是宣扬股市要最大程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赋予股市太多政策任务，那么投资者就会不寒而栗，闻新股发行而心惊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