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发钱”试验的设计者戴维•麦肯齐一样，不大同意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家克里斯•布拉特曼(Chris Blattma)的说法：直接“发钱”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发展项目（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之文《直接发钱能帮助穷人吗？》）。虽然直接“发钱”把资源分配的自主权以货币的形式传给了受助者本人，但要让人信服这是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项目，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
就我而言，“发钱”是不错的发展项目，但光“发钱”绝不是最有效的发展项目。从目前中国大环境来看，直接把现金发到穷人手上，的确比任何慈善公益组织集中采购食品、物资更加容易管理。后者如果没有良好的内部契约或管理制度，很容易为集中采购者创造贪腐机会，雁过拔毛是全世界扶贫中的通病。有一年我在某地调研，当地市领导安排秘书给对口扶贫户送被子、大米等生活用品，我一同前去想了解当地贫困人口的真实生活状况。结果秘书和司机根本没有去到农民家里，只是把车开到村委会，将被子、大米卸在会议室，给村长打声招呼让他通知扶贫户来领就走了。
这种中国特色式的对口扶贫，不要说“送钱”不可能变成最有效的发展项目，就是送“金山”也只会鼓励穷人懒惰。况且目前的扶贫项目中，很多慈善组织的善款使用水平令人堪忧，大部分如卡内基在一百年前所言：钱被“花得不理智”而且“随意”。这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贫困人口”的懒惰和“等”、“靠”、“要”等不良习惯。这一点众所周知，毋庸证明。
光“发钱”、“发物”并未有效促进穷人的发展，往往在于扶贫专家的发现并未反映穷人真实意愿。只有认真倾听穷人的想法和担忧之后，他们才发现导致贫困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总结起来都离不开信息和信心这二者的缺乏。
很多富人热衷于赞助贫困学童生活费，对于很多穷人来说，吃饭并不是他们最热切的需求——有一种“饿”是捐赠人所臆想的“饿”。不少家庭拿到一笔钱，总是希望能做一些更有发展前景的事情，却没人能告诉他们正确的方法和路径——这是信息的缺乏。倘如有慈善组织能帮助他们用这笔钱来做他们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便是真正的功德无量。
很多反对者认为，穷人可能会浪费这些扶助物资，比如拿来抽烟喝酒、打牌赌博。反对者也总能举出一堆事例，让自己的结论变得“铁证如山”。譬如在大凉山彝族自治州，有公益组织送来幼猪，希望当地村民能把猪养大赚钱，可很多人领到幼猪不久，就将其杀了吃肉。
究其原因，并非这些人愚不可及，事实上是他们对养猪失去了信心。简单的授课培训并不会增加他们的信息来源，也无法提升他们的自信心。要知道，按照大凉山散养生猪，成长期起码在一年以上，这期间要是遇上猪生病，打一针十块钱，打几针就会赔钱，因为最后卖一头猪的利润只有一百多元。
可见帮助贫困人口，授之以“渔”而非“鱼”，并非那么简单。“渔”包含着持续传授、陪伴、鼓励和支持的过程，以此不间断地给予穷人丰富的信息和信心，引导他们作出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否则，不管什么“渔”都和“鱼”没有区别，很多失败的扶贫案例，核心就在这里。
因此，直接“发钱”倘若要成为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甚至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发展项目”，就必须既给穷人“发钱”，也帮穷人“造梦”。
由我参与发起的“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采用的也是直接“发钱”的方式，目标是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儿童的生活设施。项目帮助校长筹集三万人民币以内的现金，由校长主持实施以克服学校的一个小困难。该项目从去年六月份运行至今，已经帮助五十多个农村学校实现了梦想。表面上看，这是简单的“给钱”，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和目标。不自信和信息匮乏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缺钱”只是贫困的表面现象而已。
“一校一梦想”之所以以图书、书包、音乐教室等不固定形式去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就是为了鼓励学校的孩子、老师和校长有梦敢想。“有梦敢想－筹款－给钱”的组合拳，才能鼓励贫困地区教师和校长去寻找更多和学校相关的人群，拓展更多的信息来源，而“给钱”之后，由他们自己采办完成梦想，是对他们最好的信任和鼓励，最终极大提升他们自主寻求社会支持的信心。
“一校一梦想”如何在直接现金转移、采购权下放过程中避免贪腐？我们也有自己的尝试。在学校项目筹款的期间，我们要求校长、老师动员学生家长和村里干部参与筹款、捐款。因而这笔善款从一开始有多少钱，要干多少事，在这个封闭的小社会里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社会参与和透明是最好的管理，胜过所有的规章制度。
那些“一校一梦想”的校长又如何对待这个事情呢？对于校长或老师，这些梦想都是他工作中的痛点，解决问题也是他们自己的心愿，大部分校长都会动员学生家长、村里的老乡为工程做义工，以降低成本。在“一校一梦想”中，因为家长参与义务劳动，学校用3万元钱就可修整围墙，而在其它学校施工成本会攀升到15-20万元之间；项目学校打一口水井不到2万元，同样的事情，在其它学校却需要10万元之多，其中有一半是慈善组织考察和监工的成本；学校2.7万多元完成的引水工程，没有一分钱用在赔偿青苗费上，所有的老乡都支持这个工程，而在其它学校，需要花费20万左右，因为水管通过的林地和水田，赔偿老乡的青苗费大多会超过10万元。
同样是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支持项目，“一校一梦想”的成本之所以能降低50％以上，实际上是经由共同筹款的学校、村落和社区的共同参与，学校把项目实施的边际成本降低到了接近“零”的水平。社区参与其中的理由，显然是他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慈善组织的项目，我们也由主攻变成助攻，其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3万块钱对于乡村小学的校长来说是一笔大钱。一个200人左右的学校，一年的运营费用也就是10万左右（每个学生在550－650元之间），校长和老师当然希望自己能把这笔钱花好，把项目做扎实。“一校一梦想”完成的教育支持项目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优于定向物资援助或是援助方监督实施支持方式。
究其原因，“一校一梦想”通过腾讯的乐捐平台，帮助学校跨越时间、空间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为他们打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生态支持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具备了发生、监督和评估的机制，抛弃了公益组织对项目实施方贪腐防范、程序监督等繁文缛节的掣肘。
新的技术可以创造新的平台，新的平台可以萌芽新的制度，即便我们很多梦想受制于现实，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小范围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通过乡村学校一个小小的梦想，尝试把一盘散沙（空心化）的乡村学校的社会支持系统重新组织起来，弥合因为外出打工、个人进城发展等原因导致脱离乡村公共生活的裂痕，重新寻找乡村公共道德的甘泉，让人与人之间不再因距离而疏远，那些留守的儿童不再因离散式家庭的生存方式而成为利己主义的俘虏。
“发钱”是否会成为“历史上最有效的发展项目”不得而知，但是就目前我所参与见证的直接“发钱”的公益项目而言，我相信从充分尊重、信任受助人出发，搭配因地制宜的项目设计，直接“发钱”和陪伴与协助相结合，让受助人变成自我梦想实现家，让公益人成为有情怀的慈善投资人，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正如麦肯齐在文章最后说的，最有效的发展项目也许是给穷人以更多环境选择的机会。穷人最大的贫困是心态，很多穷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长处，需要提供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平台，一个奋斗的环境，一个改变自己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