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知道，中国社会的税是相当重的，除去实物税（后来折合成货币税），还有劳役。在很长很长的时期里，中国社会一直保留着国家劳役，各级政府组织以国家名誉无偿强征人们服劳役。“劳役”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灭迹，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不得不说，“劳役”是一个部落社会和奴隶社会遗留下的扭曲的影子。
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遗憾，大秦帝国的建立以及其二世而亡这样引人注目的历史竟然没有一本专著。在这一点上，让我不得不感叹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是一本记述古希腊社会内战、争霸的历史专著。此时的古希腊社会尽管在规模上远没有古中国社会大，但性质非常相似，也是一个区域里的“国际社会”。雅典城邦与斯巴达王国争夺古希腊社会的霸权。我们难以弄清大秦帝国的社会形态，尽管我们了解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很多细节，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
当我们论述历史中的社会形态如何糟糕，如何偏离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时，缺乏历史资料是一件极大的憾事。有时候，我们在不清楚更多细节的情况下，只能凭借一些已知的事件作出大致的判断了。当然，思辨逻辑在这里起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厚今薄古，打破儒家好古的历史观念。
我们为什么要打破儒家好古的历史观念呢？因为它是错误的，它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误判，错误地引导我们。有些学者在评判儒家历史观的时候赞扬孔丘的聪明，认为他把儒家的理想社会搬到先前的西周社会，“法先王”，暗示儒家学说的理想社会是不证自明的，也是无需论证的，因为它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现在只是“恢复”它而已。
由此，儒家学说极力强调厚古薄今的历史观念。这显然是一种“反动”的历史观念，否定人类社会是进步的。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我们也不能接受对“历史”的篡改。如果孔丘真像某些学者揣测的那样，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倒像一个精明的投机者，一个功利的政客。明明知道他所描绘的“历史”是虚假的，还要别人去相信它，这只能让我们唾弃。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历史的解读是另外一回事情，篡改历史资料是不可原谅的。至于解读历史，你可以拥有学术自由，可以用不同的思想观念去解读历史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比如，孔丘可以用他的“仁”与“礼”等观念来解释西周初期的各种社会现象，人们因此而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等。但你不能虚妄地编造历史资料，比如，西周初期社会有战乱，你却因为功利目的故意忽略。
另一方面，孔丘用托古的方式为儒家学说树立权威。这是一种很卑鄙的手段。歪曲先古时期一些人物的思想，“绑架”古人的认识成果。比如，孔丘把“尧舜禹”奉为儒家的“圣人”，歪曲绑架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硬说成是尊奉儒家思想的“圣人”。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手段。孔丘不承认儒家思想是他开创的，非要说古已有之。这是让人不齿的。尽管孔丘哲学继承了先古的认识成果，但这并不能作为古已有之的托词，更不能把先古时期的人塑造成尊奉儒家思想的人。
孔丘为什么这样呢？老聃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呢？一是与当时的社会成见有关系的，另一个恐怕就是孔丘哲学缺乏思辨。思辨是有“巨大力量”的，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思辨能给一种观点立足的力量。我有“理”，我不需要别人的帮腔，“理”给我充足的“帮腔”。但如果没有“理”的人，他就会在现实中拉别人给自己帮腔，以势压人。这里的“理”就是思辨。缺乏思辨就渴望权威，而托古就是一种树立权威的手段。
但怎么能托古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古人”塑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人，所以，孔丘把“尧舜禹”都塑造成“圣人”，“明君”，还禅让呢。这些古人已逝去，他们也不能跑出来为自己分辨。因此，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是“圣人”呢？“明君”呢？
无论你多么相信自己，无论你多么想“拯救世界”，有一些事情也是不能去做的，比如篡改历史资料，比如暴力恐怖。求实精神是我们要遵循的。我们要始终坚信一条原则，尊重人的生活，尊重人的平等。人的平等与尊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来源于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危险，无论我们出于何种目的，我们都不能放弃这条原则。东西方历史都充满着痛苦与残酷，这是不容我们否认的，种种的痛苦与种种的残酷，但在尊重人的生活与尊重人的平等方面却存在差异。
强大的大秦帝国在社会的纵向融合上（社会阶层融合）是糟糕的，在横向融合上（社会地域融合）也不如预期。尽管大秦帝国的建立对汉民族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弊端太大，破坏性太大。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度都是有利于地域社会融合的，但正如我们不止一次强调的，社会统一不是社会融合。社会固然需要融合，固然需要凝聚力，但却不能以破坏的方式获得，更不能以牺牲人的尊严与正当权利为前提，我们完全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妥善地获得。
我们渴望爱情，但你不能强迫一个人跟你谈恋爱。你也不会说，获得爱情唯有强迫的方式。
但大秦帝国就是用强迫的方式来获取“爱情”的，制定严酷的法律，完全不顾及人们的心愿与感情，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平庸的法家学说支持大秦帝国的统治者蔑视人心，蔑视人的平等与尊重，蔑视人的生活。尽管废除井田制度，建立新的土地制度，打压权贵阶层，推行官员统治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普通人身上的负担，但这一切并不是在遵循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下去做的，而是为了强国、强君。而减轻的部分又迅速给填补上了，而且填补的分量越来越大，进而超过了减轻的部分，人们完全失望了。
整个社会属于君主或天子一人，这个“天理”、“法理”，法家学说进一步对“礼”所包含的思想继承与极端化，践行“礼”所包含的这种极端观念。这是一个封闭的逻辑，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与极权的君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似乎完美的逻辑，通过制定严酷的法律控制社会，似乎可以保证大秦帝国千秋万代。我想，秦始皇的信心恐怕就来源于这种“完美的逻辑”，把虚妄当作真实。然而他完全不理解，人不是蚂蚁，国家社会不是蚁群，而他也不是蚁后。
人是生而平等的。所以，奴役是绝对不会长久的。幸福是每个人渴望的，平等与尊重是生活幸福的前提。在人的生理形态上，除了男人与女人在生育上的天然差异外，就没有更大的差异了。在人类社会里，没有天然的统治者，在种族、民族上的任何生理优越论都是极端的歪理邪说，背离人类社会的本质。
人尽管有差异，但这些差异都不是本质上的，除非那些心智不健全的人。但即使这样，他们在人格上也都是平等的，也都是要尊重的。根本的是，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前提，没有它何谈幸福。
不错，人类社会有很多苦难，比如洪水、瘟疫、灾荒、极寒、酷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衰老、死亡等等，但不能因为这些苦难而制造更多的人为的社会苦难。比如，我们不能为了治理洪水泛滥成灾就无偿地强迫人们去服劳役，制造更多的社会苦难。我们不能为了自己不挨饿就去抢夺他人的食物，制造更多的社会苦难。
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在遵循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下去克服这些困难，消除那些苦难，尽管这样会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会让一些人“搭顺风车”，但社会会因此形成完美的价值观取向。这种价值观取向会压缩那些“搭顺风车”的人，会让他们在这种压缩中慢慢改变，没有人希望自己过得没有意义与价值。但如果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中，还真的有一些人失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不强迫那些人，不破坏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但并不是放纵与无能为力。社会要建立强大的价值观取向，让那些不劳而获的“搭顺风车”的人在社会道义面前自动放弃，我们要对这些人持强烈的批评心态。但我们不去强迫他们，不去侵害他们，更不去奴役他们，我们只要保持道义上的高压。
只要我们在认识领域里遵循求实精神，建立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揭露那些在本质上虚妄的观念，在实践活动中坚决约束这个阶层对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的挑战，漠视他们在人的平等与尊重基本原则下的自欺欺人的生活，这个阶层将自然没落，消失在历史里。通过这种不挑战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的途径战胜这些自然灾难和社会苦难，我们将迎来一个平等社会。一切艰难与困苦都是值得的。
更重要的是，这将是一个恒久的幸福社会。只要我们小心地保护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人人都会获得幸福。这不正是我们期盼的人类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