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如进化论所表明的，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甚至于，内因往往比外因更为重要，原因是内因才能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性质，台湾经济崛起的原因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当前主流观点过于强调日本殖民统治、美国援助等外在因素和条件，而将更为重要的内在因素给忽略了。本文认为，包括日本殖民统治、美国援助等外在因素和条件，的确给台湾经济的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仅仅只是一种可能。也正是这种可塑性，台湾的经济即有可能走向崛起之路，也有可能走向衰败之路。本文认为，纵使在上述外在条件下，如果不是蒋硕杰和他的经济自由化的观念，改变了当时台湾经济改革的实际主导者尹仲容，其经济很可能不是崛起而是另一种结果。正是因此，我们认为在台湾经济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真正居于重要位置的是，蒋硕杰和他传播的经济自由化这一观念。因为正是它决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性质。
「关键词」蒋硕杰，台湾，经济增长，经济自由化，观念，崛起
从相关文献来看，自国民党于大陆统治彻底失败，而不得不退守台湾、经营台湾而始，到2000年国民党下台为止，于这5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都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该时期台湾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80-90年代经济增长开始逐步下滑，但仍保持了一个中等速度，该时期台湾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7.3%左右[1]。以人均GNP为例，1952年台湾人均GNP只有区区196美元而已，到2000年时，这一数据已激增至14721美元[2]，也就是说，于短短48年间，台湾的人均GNP增长了足足75倍。
正是基于这种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台湾与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被国际经济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世人则将其称之为亚洲“四小龙”，其中台湾更是这四龙之首，“台湾经济奇迹”的威名得以远扬。事实上直到经济出现拐点的2000年之前，台湾一直被国际社会视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楷模。
台湾经济崛起原因的几种主流解释
对于“台湾经济崛起”这一结论，无论是政商界亦或是学术界，都无异议。但促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且看法颇为歧义，自七十年代以来，主要理论观点有：“日治遗产论”、“美国援助论”、“大陆精英及技术东迁论”等。
日治遗产论
持有“日治遗产论”的代表学者有钟安西和吴聪敏等。钟安西从教育角度着手，对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及对战后台湾的影响做了系统的研究，所得的结论是：“50年来，日本政府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其有些用心是可鄙的，应予揭露和摈弃，但在教育建设上有值得借鉴之处，他们在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上有若干建树，但在大专教育上则乏善可陈。台湾光复后，我国政府对之进行了一番去芜存精工作，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为尔后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3]。”
与钟安西持有相近观点的是来自台湾大学的吴聪敏，在其《台湾经济发展史》一文里，吴聪敏肯定了日本人在基础建设、产权制度的建立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方面所为台湾做出的贡献。譬如在基础建设方面，“1895年之前，台湾南北之间几乎没有道路。地区之间的交通不便，使商品的运费昂贵，构成严重的贸易障碍……1895年，日本军队初抵台湾，即立刻开始修筑道路。连接基隆与高雄的南北纵贯铁路，由总督府规画，1899年动工，1907年完成，其后逐渐扩张成全岛的铁路网纵贯铁路完成之后，台湾出口商品由铁路运至南部的高雄港，或北部的基隆港，再由大船转运。”除铁路的建设之外，日本人还大力兴修水利，最重要的项目当属嘉南大圳。嘉南大圳于1920开始兴建，1930年完工。1920年时台南州的总耕地面积中水田所占比例为35%，大圳完工之后，1937年水田面积比例上升至70%。又如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清国统治时期，台湾的农地有所谓的‘一田两主’的制度，其中，大租户负责向政府缴交田租，其权利是征收大租，但不能处分土地。小租户可出卖或出租土地，缴纳大租是其义务。因为土地所有权分散，土地的位置与面积大小并无精确调查，再加上隐田甚多，这使得政府征税与产权保障都困难重重。1898–1904年之间，台湾总督府……强制取消大租权，以小租户为土地所有权人及课税对象。此项土地改革使土地产权明确。”作为土地改革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人在各地还广设农会，以此来推广农业技术。此外，日本在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1895年之前，台湾各地区之度量衡制度并不统一，使用的钱币也不尽相同。总督府于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统一各地区之货币，并开始发行纸币；同时也将度量衡标准化。”得益于这些政策，“于1905–1940年间，台湾平均每人GDP成长率略高于2.9%。”反观内地，1914-1931年之间，平均每人GDP成长率仅为0.33%。在吴聪敏看来，这些决策不仅大幅提升了台湾人的经济福利，还因而奠立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4]。
美国援助论
与钟安西不同的是，吴聪敏不仅是“日治遗产论”阵营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美国援助论”阵营的健将。在同一篇论文里，他指出“1951-65年之间，美国经济援助台湾的金额合计14.65亿美元。”当然，美国并不是活雷锋，在韩战（即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援的目的是想以此保障美国的国防安全。正是因此，初期的美援是以维持经济稳定与支持美国安全为主。在吴聪敏看来，正是得益于这些经济援助，确保了台湾的国防安全，且因为对台湾军事支出予以了相应的补助，才缓解了台湾通货发行的压力，令物价得以稳定。随着韩战的结束，美援计划逐渐转为以台湾的经济发展为目标…..但这时的“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强调是管制，而非鼓励市场机制。美援计划的最后阶段特别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并强调尊重市场机制。此一阶段的援助计划多少改变了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思考，对于战后台湾经济体制的改变有长久的影响[5]。”
吴冰清也持有相近的观点，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简论》一文里。他就认为：“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的‘美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6]。”牛可也在《美援与战后台湾经济的改造》中讨论了美国因素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7]。
大陆精英、资金及技术迁台论
而持有“大陆精英、资金及技术迁台论”的代表学者当属王作荣。在王看来，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播迁去台的两百万军民，是台湾经济崛起的主因。王在其自传《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一书里提到，在这两百万人之中，就有大批像叶公超、俞大维、尹仲容、蒋梦麟、严家淦这样的技术官僚与技术人员。就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台湾“建立起了有效廉洁的行政系统，及在公民营企业中从事实际经济建设，不仅使政治社会安定下来，并进一步从事有计画的建设。”除了这批技术官僚和技术人才之外，这两百万人中还有一大批民间企业家及他们带来的大量资金。“大陆撤守时，大资本家分成几股应变。大部分留在大陆……一部分到香港，成为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撤退当时，也有相当部分企业人才与资金随老总统来到台湾，而成为当时台湾发展经济最主要民间资金与企业人才的来源……所有这些大小企业，无论以后经营是成功或失败，都对当时及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正如外省人在香港所作之贡献一样，殆属毫无疑问。”王作荣认为正是这些企业家和资金“成为了发展台湾经济的主力”。得益于这批外省人，“在短短几年之内，造成中兴之局，为台湾建造经济奇迹，为居住在台湾的全体国人创造了富裕生活，永远脱离了贫穷[8]。”
对主流解释的评价
上述这些观点，我们所能够给予的评价是，正确但远不充分。下面我们来予以具体探讨：
对日治遗产论的质疑
我们先来谈谈“日治遗产论”。无可否认的是，正如吴聪敏们所认为的，在日据时代，日本殖民者的确帮助台湾建立起了产权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此外还建立了各种现代化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政治统治及法律体系、金融机构及企业组织等，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同时还帮助建立了较为现代化的农业。但如果就此认为“日治遗产”就是台湾经济崛起的主因，那么，这种观点是颇值得质疑的。
正如涂照彦所认为的，在日据时代，日本殖民者基于各种考虑，一方面是有意的保留了台湾本地传统的地主制，一方面是积极地培育以日本资本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说，新兴的资本主义部分只是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资本，而本土的传统地主经济并未因而动摇。在他看来日本殖民统治并没有在台湾留下会自行启动的经济发展的机制，他认为台湾工业化是由战后才开始启动的[9]。
此外，韩国和朝鲜的发展经验，也间接地反驳了“日治遗产”是台湾经济崛起主因的论调。我们知道，包括韩国、朝鲜在内的朝鲜半岛与台湾一样，都曾或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所统治，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都先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像台湾一样，在日据时代日本殖民者也曾帮朝鲜半岛建立起了产权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也建立起了各种现代化的制度与组织，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如果“日治遗产论”成立，那么，朝鲜就应跟韩国和台湾一样崛起才是[10]。但事实却是，这个地处半岛北部的国家至今仍在普遍的贫困和饥饿中挣扎。那么，日治是否帮助台湾奠立了现代化的基础？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只能说明，在战后工业化之路上，台湾比其他地区有着更好的基础条件，但这并不意味其工业化必然会自动而来[11]。
对“美国援助论”的批评
“美国援助论”的科学性同样值得怀疑。如果美国的援助真是台湾经济崛起的主因，那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重要事实是，1949年之前，国民党所获得的美援并不比其在台湾时获得的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南越。在长达20多年的援助下，美国让其经济成为一种高度依赖外援的畸形经济。1954年美国开始对越南南部予以援助，进入60年代之后，“为了维持南越政权反共的能力，美国不断加大对南越的援助，美国的势力也深深渗透到南越的经济部分……60年代中期以后，南方的轻工业和小型企业发展较快…..西贡等大城市里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之势[12]。”但正如当时南越学者尊宝善所指出的，这种繁荣是虚假的，因为这种繁荣依赖于美援，一旦离开外援，经济将迅速萎缩[13]。事实也是如此，1973年美国逐步减少援助之后，南越的经济也就迅速崩溃了。
从这可见，来自外部援助并不是受援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反倒是受援国才是关键。瞿宛文就认为“美援只有在受援的主体能够适当地运用援助时，才能发挥正面效应。”她进而得出结论说“美援让中华民国的存续成为可能，但并不必然会使得台湾能够工业化[14]。”
似是而非的大陆精英、资金及技术迁台论
至于“大陆精英、资金及技术迁台论”同样是个似是而非的解释，特别是王作荣一再提及的那些所谓的技术官僚们。无可否认，台湾的崛起固然是这帮人领导的结果，但问题在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治理的一塌糊涂，这帮人又怎能完全脱的了干系呢？！以严家淦为例，他于1945年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1946年，转任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该年5月台湾银行发行货币。但正是该时期，“台湾的趸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1万倍，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物价膨胀。”至于原因，吴聪敏将其归因为台湾银行的滥发钞票，“与历史上任何的恶性物价膨胀一样，台湾的物价膨胀也是因为货币发行无限制增加所引起[15]。”
一点评价：过于强调外在条件因素
这些观点之所以不能给人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太过于强调外在条件因素了。无可否认，条件外因的确对事物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就如，一粒种子要想发芽成长，它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条件外因来配合才行，譬如，适度的温度、湿度、土壤。反之，干旱、高温等恶劣的条件外因无助于种子的生根发芽。而于政治经济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因此，我们才于前面提到，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充分的。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里所阐明的，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生活条件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是缺一不可。达尔文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外部条件固然可以产生相似的变异，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变异也可在相似的条件下发生。因此，达尔文认为关于变异，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条件外因更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16]。“这也解释了，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外因下，为什么有的类人猿最终进化成了可以直立行走、可以思考、有思想、会劳动的人类，而有的却仍然只是半直立行走及臂行的大猩猩[17]。”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生物界，在现实的政治经济范畴里亦是如此，譬如我们在前面所曾提到过的韩国与朝鲜。
观念——不容忽略的另一重要条件
也许是基于此，在谈到如何解释战后台湾经济崛起时，瞿宛文就认为学者们不应总将注意力停留在外在必要条件上，她认为内在的因素同样重要，她说“以往的讨论多半强调……能力与外在条件，这些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亦即以往的讨论多忽略了第一项因素，即‘发展的意志’。”她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其经济要想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志、能力与外在条件，这三者缺一不可[18]。
对于瞿宛文的“内外因缺一不可论”，我是完全赞同的。但对其所提到的“发展的意志”说，却持有一点不同看法，在她看来所谓的发展的意志，就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因素。她认为战后台湾之所以得以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强力推动，而其发展的动力，“则是源自中国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19]。”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拥有了发展的意志，才能逐步克服困难踏上坦途。
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与王作荣之外省技术官僚论一样——似是而非。因为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不仅只有台湾，朝鲜、巴基斯坦，乃至于非洲诸国同样存在。为什么它们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形构成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呢？
彼得.德鲁克在1979年发表的《良性增长与恶性增长》一文曾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企业都想增长[20]。”确实如此，与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一书里所提到的“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其个体的倾向”一样，在本能和生存压力下，每家企业天生就有做大做强的内在动力和要求。这种动力和要求，不仅局限于企业，民族、国家（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个在人们看来最为散漫的国家、一个在人们看来最为庸碌的统治者，从其本性来说，他们也一定是想将其国家经营好的，而不是与之相反。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起着作用呢——观念，在人类社会，观念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而政治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就观念问题，在《法、立法与自由》一书里，哈耶克赞许地引用马志尼的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和历史[21]。”在《自由宪章》里他又强调道：“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22]。”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所以他于《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影响公共舆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23]。”
虽然在很多观点上，凯恩斯与哈耶克始终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但在这一观点上，他们却惊人的一致。凯恩斯在其《通论》的结尾，曾有过这样一段与哈耶克观点相近的论述，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做耳边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人们所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为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24]。”
观念的力量——蒋硕杰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台湾经济起飞前的背景
凯恩斯的这一观点，用来解释光复后至经济改革之前的台湾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前面我们曾提到“1945–49年间，台湾的趸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1万倍，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物价膨胀…..台湾的物价膨胀也是因为货币发行无限增加所引起。”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台湾银行为什么要无节制的印刷钞票呢？原因在于“日治时期，台湾公营企业的数量不多，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将大部分日本人经营的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并合并成独占企业。货币供给之所以持续增加，原因是各公营事业向台银大量借款及中央政府的严重赤字。民营企业转为公营之后，因为国民政府的不当干预及企业本身经营不善，不得不向台银大举借入。在1948年底之前，台湾银行的放款大部分流向公营事业。”到1949年后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倒因为战事的失利，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中央机构撤退到台湾，在原来的公营事业的基础上，放款的对象又多了这些政府机构。等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撤退到台北之后，为了维持近60 万的军力，以及重建迫切需要恢复的经济基础设施，台湾当时面临的财政压力极大，在预算无法平衡情况下，台湾银行更是无法节制货币的发行。这样一来，恶心循环就此种成，“台湾的政治与经济局势就越发的险恶了[25]”。在吴聪敏看来，这一时期是台湾经济的灾难期。
而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那些迷恋权力的人，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些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当时的“经济政策正深受两种在学术圈中甚为流行却错误的发展策略所支配[26]”，其中一种就认为，高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的政策，可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而扶植其幼稚产业，在当时这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产业的最佳途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即使面临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利率也必须压低。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国内新产业能够获得便宜的资金，以刺激产业投资。
不幸的是，这两种政策的实施后果都是弊大于利，坚持采行这一流行策略的发展中国家，其表现都不太佳，甚至可以用极差来形容。1945年之后，国民党在大陆所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但纵使金圆券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失败，也没能让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放弃这种策略。按照这两种学说，当时台湾所采取的政策是：“以严格的数量管制和高关税壁垒来保持收支平衡，币值因而高估，因而造成通货膨胀。”“在此政策下，当时台湾的出口品仅限于少数的传统产品诸如蔗糖、米、凤梨以及少数的次要产品。主要的市场仍因循战前的贸易关系，根本无法建立新的出口产业，也无法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朝工业化努力的最大成就，只限于发展供应高度保护下台湾市场需要的廉价消费品产业。加之台湾面积狭小， 五十年代早期消费者的每人所得还非常低，进口林代产业的操作水准，难免还低于现代技术的效率规模。此一事实使籍限制进口数量并高估币值的作法，不但牺牲了经由比较利益达成专业化析能得到的利益，而且也错失了发展出口产业的唯一机会[27]。”从这就可见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
所幸的是台湾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流行策略：首先放弃了低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将币值贬到实际的水平，并实施贸易自由化，因而工业化的结果使台湾经济由进口替代移向出口扩张。台湾自此走上了一条自由经济之路，也走上了一条通往繁荣之路。而这一切得益于“台湾幸运地出现过几位提倡自由经济的学者”，其中蒋硕杰博士就“是较具代表性的人物[28]。”
“不合时宜”的经济理论家
蒋硕杰，1918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湖北应城，是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的四公子。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预科，1942年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哈耶克的入室弟子。在读期间，他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学术期刊《经济学刊》（Economica）上。次年又在《经济学刊》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第三篇则是批评庇古所著的《就业与均衡》一书的部份内容的。有趣的是，这位剑桥学派的一代宗师最后不仅认了错，还根据蒋硕杰之批评，将其书中二章内容做了相应的修改。在哈耶克的指导下，1945年以流动分析（flow approach）理论探讨经济发展，获得经济学博士。这篇论文不仅让蒋获得博士学位，更让他获得象征最佳论文的“哈钦森银牌奖”（Hutchinson Silver Medal）。
与同时代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蒋亦怀揣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归国。虽已受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正教授，然而，当时北大作为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之一，还在回迁之中。蒋硕杰遂应张嘉璈之邀请，前往东北助其整顿经济。当时，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收东三省，张嘉璈则是行辕下面的经济委员会的主委。
张嘉璈与蒋硕杰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在用人上，张嘉璈较看重校友，当时他的智囊团成员如滕茂桐、宁嘉风、蒋硕杰等均出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虽然他们是校友，但经济思想却截然不同。这一时期，张嘉璈、滕茂桐等人最迷恋的是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而蒋硕杰则坚持经济自由化。蒋硕杰曾回忆说：“我那时候当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管不了政策的制订，我主张要自由化，在汇率与贸易上要尽量自由化，才能货畅其流，但是这在经济委员会里是极少数人的看法[29]。”
由于蒋硕杰的经济学主张在当时不受重视，他的经济学学识在这时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蒋硕杰最终选择了离开东北，前往北京大学教书。在授课之余，蒋硕杰秉承了其业师哈耶克之理念，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作为经济理论家的蒋硕杰主动积极地去影响公共舆论，他曾在《新路》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宣扬其观点和理念。他与其业师哈耶克一样，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在其论文《经济制度之选择》一文里，他写道：“……生产事业尽属国营，全国的就业人员，除极少数自由职业者外，尽属政府之公务员或雇员。有野心的政府即可利用之以控制全国人事之黜陟。在集体的计划经济之下，则一切商品之生产与分配以及生产因素之配布，更无不在政府统制之下。如此庞大的权力如何能防止其不被滥用？……政府之经济统制大权，能不使统制当局腐化否？这是决定经济制度时必需慎重考虑的大问题[30]。”
蒋硕杰的这些文章并没有使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警醒。不过，他于1948年10月发在《新路》杂志上的《讨论金圆券的善后》一文，却到了胡适的击赏，胡更是直言他的好朋友、时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实在是太外行了。遂于国民政府“金圆券”政策失败后，胡适便向蒋介石力荐蒋硕杰。蒋介石对经济外行，此时其兴趣及注意力亦不在此，便复将其转介给翁文灏。而翁文灏本身却是个计划经济的信徒，他一贯的政策主张就是：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应利用国家政权之力量，实行以国营事业为核心并附以民营事业一定统制的计划经济，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实行的政治管制经济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31]。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的迥异，对于蒋硕杰的建议，翁文灏自然不感兴趣。结果是，金圆券危机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纵使如此，也没能让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放弃这种观念。
一本书改造了尹仲容
基于对时局的灰心和对未来的担忧[32]，也基于无法一展抱负的失落，蒋硕杰于1948年底离开北京大学前往台湾，不久又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研究员。但作为哈耶克入室弟子的他深懂得从“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明白，像他这样一位经济理论家，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去影响公共舆论、去传播新观念。基于经济理论家的担当，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资传播观念的机会。
1952年蒋硕杰应邀返台，负责接待蒋硕杰一行的是尹仲容。尹仲容当时官任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身兼经济规划与发展的重任。与翁文灏一样，尹仲容也是一个从科技学术领域转行到政治经济决策领域的技术官僚。也正如郭岱君所指出的“1950年的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的脑袋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他们想到的经济发展策略，都是计划经济的方法[33]。”尹仲容也不例外。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的冲突，尹与蒋的第一次会面并不融洽，在1992年12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的《蒋硕杰先生访问记录》的第七章“回国建言”之“初识尹仲容先生”一节里，蒋回忆起这次见面时，仍感慨道：“起初他好像对经济学不很重视，因为他自己是学电机的……所以……起初还没有什么东西谈得拢…….他以前好像是抱着工业出身而从事计划经济的人的看法，有什么东西先让工程师设计好怎么做；怎么做，先画个蓝图，以后就照着图去做。但是经济总是比他想像的要复杂，须待价格机能去解决的问题很多，自己凭推想来做，往往解决不了的[34]。”而郭岱君则将这次见面的冲突描述的更为严重，说“蒋硕杰到台湾，希望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带给他，结果不欢而散[35]。”
临分别时，蒋硕杰只送给尹仲容一本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 E. Meade）所著的《计划与价格机能》（Planning and the Price Mechanism）。不知基于何种缘故，尹仲容接过这本书后，不但在两周之内就把书看完，且印象还非常深刻。这本书对尹仲容的影响很大，从此“价格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就被尹仲容所接受[36]。
也就是说，蒋硕杰的这次观念的传播，改变了当时台湾经济改革实际负责人的最基本观念。著名经济学家邢慕寰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蒋硕杰将米德的书送给尹仲容，于日后台湾经济的发展是件旋乾转坤的大事[37]。可以说正是这本书，改变了台湾的历史进程。
蒋硕杰的建议和经济自由化运动
1954年陈诚兼任行政院长，撤销经济安全委员会，另设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由尹仲容负实际责任，他将该单纯的美援机构，转变成负责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实权机构。大权在握后，尹仲容立马邀请蒋硕杰等一批持有经济自由化主张而身处海外的学者，返台担任“行政院”经济顾问。当中央研究院院士刘大中教授和蒋硕杰于1954年夏受台湾当局召回提供对经济发展之意见时，蒋硕杰们“立即把握机会劝说当局采行贬值和贸易自由化政策。亦即，将汇率贬至合理的水准，并放弃以严格的进口数量管制及高保护关税来勉强维持贸易平衡的作法[38]。”
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获得当局的立即采纳。直到1958年4月，尹仲容又兼任行政院外汇贸易委员会主委及中央银行总裁，一时之间兼管外汇、贸易、金融等三项攸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将美援、外汇、金融、贸易、经济设计及执行等权集于一身之时，在蒋硕杰、刘大中和邢慕寰等秉持经济自由化理念者的说服下，尹仲容才毅然挑起改革的重担。
也直到这时，蒋硕杰们的经济自由化的主张才“逐渐赢得当局的采纳[39]”。一个重要标志是，1959年“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的出台，这份政策方案的主要思想是解除不必要的经济管制，使经济体制自由化；进行外汇贸易的多项改革，拓展贸易新局；进行财经制度的变革，铲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所涉的具体改革措施分别为：奖励储蓄、创设资本市场、经济活动正常化、扶植民营事业、鼓励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成立公用事业费率委员会、冻结军费、改善租税制度、调整公务人员待遇、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单一汇率、鼓励出口等19项[40]。这样一来蒋硕杰的“主张终于变成政策目标而被次第施行[41]。”于是著名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58年4月，台湾当局开始主动采取汇率贬值政策。同时采取结汇证制度[42]，“即出口商可将出口所得的总数售与台湾银行得到同类之结汇证，并可将其结汇证卖给进口商。后者可将结汇证持往台湾银行，以官价购取进口所需的外汇。同时，为使结汇证的市场需要量可以正确反映进口的市场需要，除了奢侈品仍管制进口外，准许进口物品的所有进口限额方式几乎都取消了[43]。”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蒋硕杰所建议并得到当局采纳之贬值和贸易自由化，对台湾的外贸有着显著的贡献。1954-1970年，出口值上升了 15.3倍，以年平均增加率而言，六十年代高达23.6%，七十年代又加速至每年平均29.6%，1980年的出口值竟达到1954年的20多倍。
除汇率改革和贸易自由化之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奖励储蓄、鼓励投资亦是蒋硕杰关注的一个重点。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蒋硕杰认识到企图用通货膨胀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只会适得其反。在他看来，通货膨胀政策首先无助于经济增长，政府人为压低利率，其结果是人们自然不愿将其储蓄存入银行，而是直接拿去投资于诸如房地产、黄金、外汇等远离消费的高级生产领域了，人民手中的货币不能转化为储蓄和投资。这时，银行为了维持其对企业的融资，将不得不日益依赖于货币供给这一手段。结果是，随着时间推移，通胀必然恶化。
为此，他认为只有克服通货膨胀，台湾才会有真正的出路。根据当时台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实际情况，他主张大大提高存款利息率，将存款利息率提高至通货膨胀率之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令人民恢复对存款能保值的信心，而将其储蓄重新存入银行，使银行不必依赖“赤字金融”来对实体经济放款，从而使货币供给的增加率大为降低，那么就能立竿见影地取得稳定物价的效果。
关于这点，蒋硕杰不仅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一文中做了详细的分析，其后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一文中，蒋又将香港、新加坡、韩国一起纳入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总而言之，过去二十或三十年来，台湾、韩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快速经济发展，并非使用奇诡的经济策略所达成的。他们只是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所指示的合理政策而成就的。”蒋硕杰所指的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就是指利用新古典成长理论的数学模式得出的经济起飞的条件模型，这个模型就是“平均储蓄倾向必须大于资本产出比例和人口成长率的乘积”。这个模型的重点就在于“储蓄”，这也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重视的，与凯恩斯学派所重视的反对“储蓄”强调“消费”完全不同。
1992年哈耶克去世，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前瞻》做了一期“海耶克（哈耶克之台湾译名）专辑”，在该期特刊中，蒋硕杰撰写了一篇题为《海耶克与凯因斯（凯恩斯之台湾译名）的货币理论》的文章，文章写道“……不景气的原因，据凯因斯说：是由于储蓄过多，投资对资金的需求不足以将其充分吸收利用的缘故。但是据海耶克说：那是由于储蓄所提供的资金不足，以致企业家计划中的投资都必须缩短其生产期间，提前使产品上市。结果一方面是投资总额减少，一方面是快速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拥塞难销。讲到储蓄对社会的效果，凯因斯说：它对社会可说一无功效，它只会将商品的需求减低，使它们难以出售，而它表面上提供的可投资的资金﹙investible funds﹚则会落空；因为储蓄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销售减少，因之售货商人他们自己的储蓄，必将减少。总结起来，整个社会的储蓄，未必因一部份人的储蓄意愿的增加而增加。凯因斯还利用国民所得会计来辩论说：因为国民所得一定等于消费加投资；而消费又依定义等于所得减储蓄；以之代入国民所得会计之公式，则吾人即可获得‘储蓄与投资必然相等’的惊人结论。”蒋认为凯恩斯之观点乃为诡辩，所以他继续说：“难道我们真的不必费吹灰之力，不经由储蓄就可以有了巨额资本，使任何国家富强起来吗？”蒋之所以极力反对低利率政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就是站在重视“储蓄”的立场而出发的。
当然，除了出于鼓励“储蓄”、形成资本、扩大投资之立场的考虑外，基于公平和谋求社会之稳定，也是蒋硕杰极力反对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包括人为压低利率在内的通货膨胀政策，往往会导致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均，以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他看来，通货膨胀政策其实就是“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的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场上来购置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窃盗行为，他将通货膨胀政策称之为“五鬼搬运”，认为是政府对人民所实施的窃盗。此外，随着物价的上涨，债务人债务的实际负担就会随之减少，形同“金蝉脱壳”，而广大的存款人却都成为“金蝉脱壳法”的受害者。在“五鬼搬运”和“金蝉脱壳”下，社会财富只可能向政府和富人集中，结果是政府自己为自己制造出庞大的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在大陆时所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
于“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具体内容可见，他的这一观点亦为台湾当局所采纳。正如他自己所说：“物价的稳定和适当利率水平的订定，再度唤回中国人传统的节俭美德，再加上其他刺激储蓄和投资的租税办法，诱使储蓄大量流入银行体系，正好成为国内投资的非膨胀性的融资来源。生产性的资本增加再使每位工人的生产力快速成长，因而自1960年开始，每人实质所得飞快成长。另一方面，实质所得的快速成长又使储蓄相对容易。台湾就以此种方式，由低储蓄倾向的地区快速变为甚高储蓄倾向的地区。”在他看来，“由于台湾有能力产生足够的内部储蓄，其经济也因而得以起飞[44]。”
结论
正如前所述，就台湾经济崛起的原因，目前主流的解释多集中于包括日本殖民统治、美国援助等外在因素和条件。对于上述观点，我们的看法是，正确但不充分。无可否认上述外在条件的确给台湾经济的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这二者之间仅仅只是存在着某种可能性，而并不存在着必然性，即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这些条件必然会自动的帮你实现经济的繁荣，这种必然性是不可抗拒的。
也正是这种可塑性，在相似的外在条件下，有的国家（地区）可能因此而走向繁荣，有的国家（地区）却可能走向衰败，最好的活样本就是今日的韩国和朝鲜。有时，甚至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地区），它即可能走向繁荣，也可能走向衰败。著名经济学家邢慕寰就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假设，他说“如果尹先生（尹仲容）当初没有经过蒋硕杰对他的那次成功‘洗脑’，台湾经济很可能在一批技术官僚的设计中长久停滞于落后的陷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这些技术官僚才领悟外贸改革的迫切必要，而台湾经济在民国50年代初期以后的二十余年的辉煌表现，也是遥不可及的梦想[45]。”
从这里就可见，观念这一内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巨大的。因为只有以观念为重要内容的内因，才能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性质。正是因此，我们认为，在台湾经济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与包括日本殖民统治、美国援助等在内的外在因素和条件相比，蒋硕杰和他所传播的经济自由化这一观念，明显的居于一个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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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非、胡少东. 台湾经济发展规律探析——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变及对外贸易为视角「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2]孙震.“务实”不“务虚”才叫爱台湾「N」.中国新闻网，2010.05.14.
http：//www.chinanews.com/tw/tw-twyw/news/2010/05-14/2281975.shtml
[3]钟安西.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J」.近代史研究，1995.
[4]吴聪敏.台湾经济发展史.台大经济系，2003a.http：//ccms.ntu.edu.tw/~ntut019/ltes/ltes.html.
[5]吴聪敏.台湾经济发展史.台大经济系，2003a.http：//ccms.ntu.edu.tw/~ntut019/ltes/ltes.html.
[6]吴冰清. 20世纪50至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简论「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8，第10卷第2期.
[7]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经济的改造「J」. 美国研究，2002（03）.
[8]相关内容详见《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第27章“蒋中正总统”。王作荣.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M」.台北：天下远见，1999.
[9]相关具体论述参阅：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M」.台北：人间出版社，1991.
[10]同样的道理，英国殖民者也曾帮印度、巴基斯坦和香港建立起了产权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也建立起了各种现代化的制度与组织，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为什么经济真正实现崛起的只有香港呢？！
[11]更为重要的是，当年韩国其经济基础要比朝鲜薄弱的多。在日据时期，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半岛光复后，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北半岛占有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的92%；南半岛则占有纺织工业的84.9%、印刷业的 89%、食品工业的65.1%和农林水产业的82.6%。相关信息参见：赵月华、李志英.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14.
[12]转引自：周洋.美国对南越的援助1954-1975「D」.郑州大学，2011.
[13]同上
[14]瞿宛文.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景──超克分断体制经济史的盲点「J」.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9（3）.
[15]吴聪敏.台湾经济发展史.台大经济系，2003a.http：//ccms.ntu.edu.tw/~ntut019/ltes/ltes.html.
[16]相关内容参见《物种起源》第一章第一节之论述。「英」达尔文.物种起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79.
[17]韩和元.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56.
[18]瞿宛文.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景──超克分断体制经济史的盲点「J」.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9（3）.
[19]同上.
[20]「美」彼得.德鲁克.变动中的管理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6.
[21]转引自「英」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41.
[22]转引自「英」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42.
[23]转引自「英」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41.
[24]转引自「英」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42.
[25]吴聪敏.台湾经济发展史.台湾大学经济系，2003a.http：//ccms.ntu.edu.tw/~ntut019/ltes/ltes.html.
[26]蒋硕杰.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01）.
[27]蒋硕杰.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01）.
[28]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C」.蒋硕杰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论文集，1999.
[29]Sho-chieh Tsiang，陈慈玉，莫寄屏编.蒋硕杰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0]Sho-chieh Tsiang，陈慈玉，莫寄屏编.蒋硕杰先生建言录「M」.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31]相关论述可参见：王建新. 翁文灏战时工业化思想探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32]蒋硕杰曾回忆道：我们知道捷克斯拉夫的自由主义派领袖Masaryk总统的儿子做外交部长，……后来不知怎么却被人从楼上窗户推下摔死。我想自由主义派与新政权，恐怕不太容易相处，他们讲武力，没有容纳异己的传统。见：Sho-chieh Tsiang，陈慈玉，莫寄屏编.蒋硕杰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3]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N」.南方都市报，2010.08.22.TM04。
[34]Sho-chieh Tsiang，陈慈玉，莫寄屏编.蒋硕杰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5]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N」.南方都市报，2010.08.22.TM04。
[36]郭岱君也持有这一看法，她说“没有想到就是看了这么一本小书，尹仲容的脑袋变了。尹仲容是国民党财经领导人中最早开始换脑袋的。”见：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N」.南方都市报，2010.08.22.TM04。
[37]邢慕寰.一本书改造了尹仲容—追怀蒋硕杰先生「N」.台湾经济日报，1993.12.04.后收录于《蒋硕杰先生悼年录》。
[38]蒋硕杰.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01）.
[39]同上
[40]相关内容可参见李国鼎、陈木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策略总论（上）》所做之回顾。李国鼎，陈木在.我国经济发展策略总论（上）「 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41]蒋硕杰.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01）.
[42]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黄春兴的解释是，蒋硕杰之所以使用外汇证不是为了管制市场，而是为了防止当时的台湾政府高官拿了外汇逃去美国。见燕山大讲堂109期《黄春兴：台湾所得分配之演变》文字版：http：//view.news.qq.com/a/20110517/000046_2.htm
[43]蒋硕杰.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01）.
[44]同上
[45]邢慕寰.一本书改造了尹仲容—追怀蒋硕杰先生「N」.台湾经济日报，1993.12.04.后收录于《蒋硕杰先生悼年录》。
来源：广州公共管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