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政绩与领导的个人才智无关？

-----某大型医院一位退休干部对自己医院两任领导的对比而发出的感叹！

汪华斌

昨天碰到某大型医院一位退休干部，就聊起了现在医院的效益红火；谁知这位退休干部当年是这医院组织部门的，所以感触很深。她说当年的院长很强势，所以每事都必须请示报告；因而当年自己还迷信这领导的能力。可这领导唯一自己做出的决策是不与社保挂钩，结果医院效益快速下滑；后来是政府帮忙补上这一课，才使得医院又与别的医院齐头并进了。再后来这强势院长不得不退休，于是原来的副院长自动成为了院长；可这院长大概是长期担任副院长的原因，当了院长也不管具体事；而医院照样效益翻番。她说她现在才明白，原来中国政绩与领导的个人聪明才智无关；只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已，而政绩只不过是宣传部门总结出来的；因为根本不需要领导个人的任何聪明才智。

是啊！首先我们社会的体制是上级领导指示的文化，因而任何领导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理解与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正因为如此，这履行领导职能的领导实际也就根本不需要任何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如当年武钢的腐败分子孙文东，每天的工作就是亲自聆听邓崎琳的指示；因而与邓崎琳在一起成为了孙文东的主要工作。正因为如此，孙文东在任何单位工作丝毫看不出聪明才智在哪里；因为履行职能根本不需要他的聪明才智。然而他的确具有聪明才智，那就是紧跟上级领导而且明白上级领导的心意；如邓崎琳的儿子成立了贸易公司，孙文东马上就从澳大利亚订购一批矿石；然而这些矿石他并不是直接进武钢，而是入邓崎琳儿子的公司；然后再以武钢的名义从邓崎琳儿子的公司这里采购。最后是邓崎琳的儿子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出一份力；却白白的几百万到账了。正因为如此，在武钢的政绩上看不出孙文东的任何聪明才智；然而在为上级领导服务方面却是不断出现创新，这也是孙文东不仅能从实习生中破格提拔的原因；而且还是当年冶金系统最年轻领导的重要原因。

按照国际惯例标准化只能循环，而提高则需要创新；所以任何领导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实际还是需要聪明才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定义政绩是一个干部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这就是人才原则，因为聪明才智不仅需要知识的沉淀；而且还需要能合理发挥，这样才能创造绩效。正因为如此，管理学上的业绩首先是尊重人才；就是说要充分地动员和发挥所有知识分子和员工的力量，使其学有所用、有职有权，各尽其才。然而当我们处在一个‘上级领导指示’的极端时代，任何人只能是听命于上级领导。正因为如此，武大郎开店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规则；人才首先应该是上级领导，然后才是下级领导；因而受到尊重、得到使用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因为这是衡量一个单位是不是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任何单位或地区；最高收入水平的是各级领导干部，最高职称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而放到实践中、置身岗位上的依然还是各级领导干部。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发现其价值、贡献其价值、实现其价值的也都是各级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的尊重人才体现在指示上，因为各级领导干部发布指示是充分挖掘这些人才聪明才智的途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各单位或地区的政绩与本单位负责人或地区负责人的聪明才智无关，因为它主要来源于上级领导的指示；实际政绩是上级领导的聪明才智在这里的体现。所以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最强音不是找问题，而是挖掘政绩；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事业发展的最大呼唤。在听取上级领导指示时，要注意避免下级人才的干扰；这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我提出的傻瓜企业家的再现。

在中国特色的政绩下，各级领导只重视与‘政绩’有关的人才的引进；这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与‘政绩’有关的人才不断出现，这也是我们今天竟然‘官大于民’的原因。看今天的中国，“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成为了特色；如当年武钢有效益时总结报告是‘创造财富多少亿’，而遇到投资失误没有效益时则是‘增加固定资产多少亿’；因为任何时候全部只见到政绩，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管理或决策失误的总结报告。正因为如此，武钢垮了竟然还是只有政绩而没有失误；因为我们只见到腐败分子贪污腐化多少，而从来没有见到说腐败分子管理无能与决策失误而使企业损失多少的总结报告。正因为如此，全社会都知道中国政绩实际是领导干部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通过动“手脚”与玩“猫腻”而总结出来的；因为这样的政绩与老百姓的生活或国民经济无关，但却是领导干部贡献价值和要收入的法码；因为我们的上级领导是按照有多大的贡献就应该有多大的收入来按照分配的，同时还按照这政绩大小而进行先后提拔；这就是我们的政绩虽然与领导的聪明才智无关，但背后却隐蔽着巨大的潜规则的聪明才智；所以中国的官不是没有聪明才智，而是与知识水平没有关系的聪明才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