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近日的表态引发广泛关注。曹德旺此前还透露，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生产汽车玻璃。
一时间，“中美经营成本之争”刷屏。
这位中国富豪说“我比较了国际上，税收最高的就是中国了”，于是他把工厂迁到了美国
两个月前（10月7日），中国福建亿万富豪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6亿美元建设的汽车玻璃工厂正式竣工。
这家工厂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曹德旺的6亿美元投资，也是俄亥俄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
曹德旺对美国的投资向来已久，“我在美国投资是1995年开始，原来拿几百万美金、一千万美金去投资，对美国政治、文化、市场，观察了20年后我才下手。”。不同的是，相比较以往，这次6亿投资正逢中国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而美国政府力推制造业回归的特殊背景下，因此备受关注。
近日，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对为何看好美国发展制造业，给出了答案。
曹德旺的账本：
曹德旺从纳税、土地、运费等方面来算了笔帐，结论是在美国生产夹层玻璃成本比中国高4倍多，但总利润还是会多10%。
将其在接受采访时所透露的各项费用捋了一下：
税费：美国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美国只有所得税40%，你赚到钱，缴纳所得税35%，再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这些5个百分点就是40%，因此在美国做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我们比较了，全世界最高（税）在这里（中国）。
土地：我买这个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改造用了1500万美元，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补贴我3000多万美元，所以我购买厂房基本上没花钱。
电费：电价是中国的一半。
天然气：天然气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运费：在美国一公里还不到一块钱人民币，在中国过路费很高。
不过，在劳动力方面，美国仍然不具备中国的优势：美国蓝领工资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是中国的2倍多，福耀玻璃在美所建工厂2000多工人年纪都比较大，年轻人不愿从事制造业，而更愿从事金融、信息业的工作。
但中国人工成本涨势迅猛，依据曹德旺的说法，“今年跟四年前相比比人工工资涨了三倍。”
所以在多方比较之后，福耀玻璃决定将厂迁移至美国。“做一片夹层玻璃在中国要1块2，在美国要5块5，我们预算是6块5，差5块。差5块的时候我在美国做是5块5，顶掉了不要了。我们出口美国，出口是先征后退，在这基础上还要交4%，这样，一块玻璃出口需要交1块多钱，这就省去了1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优惠条件，总的来说，算起来他那里比这里，总利润会差10%。”曹德旺的这笔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算账的不止是福耀玻璃
同样在美国建厂的传统制造企业并非福耀玻璃一家。成立于2000年的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于2014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
根据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的数据，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为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是美国的2.4倍，配件成则是美国的3.2倍，电力/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人工成本优势也趋弱。不过，厂房建设成本约为美国的1/4。
江南化纤的中美成本对比数据最早于去年10月份开始在网上流传，但从今年下半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传播。对比项目包括土地、物流等11项，摘录其中关键几项，要看全文的可以戳这里：
1、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
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并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例如，2000年浙江省慈溪市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为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如果按照现在许多县城工业用地100万元/亩算，是美国的50倍。
……
3、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
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按每吨7000元人民币或美国1100美元资金、4个月一周转，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和美国成本年利率2.5%分别计算公司运营资金财务成本:国内是7000元*4*0.06/12=140元、折合22.58美元。美国是1100美元*4*0.025/12=9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5倍。
这还是正常的银行借款，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不堪重负。
……
7、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
在中国，各种税收不断，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广州一家物流公司，运送一批货物到海南，总收入为1.9万元，但利润仅有216元，其中上税需要1260元。
而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假设进品环节费用不含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为35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175元/吨，折合22.58美元/吨。
国内企业成品出口，假设出口环节费用不含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为16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元/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中国成本优势趋弱
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才用工180人。
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了。
与制造业相对比的是，房地产过剩、三产过剩。对此，曹德旺在采访中发问，“我们宁可继续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从来没想过救了（救市）今年，明年怎么办，救了明年后年怎么办，要知道拖一年（这些问题）严重一年。”
事实上，无论是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均将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不仅延续了奥巴马的“制造业回流”计划，更准备通过大幅降税等措施，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投资。
换句话说，对于未来经济的振兴，中美双方都选择押宝制造业，“经营成本之争”的实质是“中美制造业之争”。
对于未来中国在振兴实体经济方面的政策措施，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减税措施是兼并四档增值税税率，从而降低制造业17%的增值税税率；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将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此外还需继续大力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征缴费率，减轻低收入群体和用工企业的社保负担；企业用能及物流成本也有待进一步降低。
曹德旺之言笼罩制造业
曹德旺所言非虚，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高不高，企业体会最深。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14日在一个论坛上也表示，当前做实体经济太难、投资成本高，国家应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税费，“一个国家没有实体经济，国家想要富强，我想不可能。”
伊利董事长潘刚也撰文表示，当前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难度不小，原材料、劳动力等企业综合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除了著名企业家的表态，不少在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业企业也早已付诸行动。以全球最大的精密铜管制造商——金龙铜管为例，早在2013年，该集团就在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43号高速公路边投资建设了第一家美国工厂。
“之所以要去美国建厂，主要是美国对我们反倾销裁决的推动。”而当时在美国建厂选址的过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在奥巴马政府“制造业回归”的导引下，美国各州政府前两年开始就在为增加就业，推出各种吸引外资的政策优惠与创新。金龙在美国建厂，就获得了免费的土地、优惠的能源及税收。
金龙铜管从亚拉巴马州各级政府处争取到的优惠政策，总价值高达2亿美元，除了2000万美元的现金优惠，还包括相关税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劳工培训补贴等。
李长杰同时表示，在美国建厂需要投资约1.1亿美元，可能在国内只需要6000万美元，但在工厂建成投运后，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国内还要便宜。
此外，在美国建厂，当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国内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国内每月工资2500~3000元人民币的话，但在美国则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厂投产后，当地工会的介入，更是让公司经历了不少在中国没有遇到过的“麻烦”，比如工人要求保护自己权益，增加加班费，劳动保险等。生产效率方面也是中国更胜一筹.。
比如金龙生产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铜等原料，而位于南美洲的智利拥有世界最大的铜矿，从南美进口铜原料到美国，相比进口到中国，运费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龙生产所需的另一大成本电力等燃料费用，美国当地的电费每度也比国内便宜一半左右。
与金龙集团不同，上海高端医疗设备初创公司联影想在美国办厂的原因更直接：特朗普已表示要把美国制造业的税率从35%降到15%。
“美国的原材料也更便宜，比如液氮和液氦的采购价格要比中国低三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果在美国生产，辐射到南美和中东、欧洲等地更便宜。”联影美国方面的工作人员表示。
附录1
远在欧洲的曹德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连线专访，采访中，谈及近日网络上铺天盖地关于其“逃跑”的舆论质疑，今年70岁的曹德旺在电话里显得颇为不平，并对“逃跑论”进行了反驳。“我是中国人，我事业的重心一定在中国。”
在强调自己无心“逃跑”的同时，曹德旺对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和竞争力优劣进行了细致比较，并谈起了自己对于中国制造业现状及未来的看法。
“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曹德旺说。
谈赴美建厂
“美国电价约3毛多，中国6毛多”
新京报：此次在美国投资建厂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
曹德旺：福耀是做汽车玻璃的，我做了三十几年的汽车玻璃，国外8大汽车制造商都是我的客户，最初签约时，他们只是在中国买我的玻璃，因为我在其他国家没有工厂。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了一个厂；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们，2016年12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2017年1月必须在美国供货。这个时候福耀已经是通用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了。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
新京报：10亿美元的投资是怎样构成的？
曹德旺：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投资6亿多美元，在其他两个州建了配套的上游材料工厂和仓库，花了3亿多，总共加起来10亿美元。
新京报：建厂的资金都是福耀自己承担？
曹德旺：那当然了，作为供应商你有这个责任。不过国外这些大企业是先拿大单跟你做两三年，让你先赚到钱再出钱建工厂。像美国通用就是提前给我们签了单，我们答应人家在2016年建厂。
新京报：能不能讲讲投资建厂前实地考察的过程？
曹德旺：2013年开始，我们就在美国各地考察。各个州都知道我们福耀要来美国建厂了，几个州的招商局跑到福耀，抛出很优惠的条件，希望能吸引我们。比如，我在俄亥俄州建厂房，18万平方米，675亩地，卖给我1500万美元，俄亥俄州政府给我们各种补贴，目前第一笔补贴就有1500万美元左右。算下来等于买土地没有花钱。
新京报：实地考察和比较后你有什么感想？
曹德旺：我认为美国人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决心很大。从总统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出面为发展制造业“站台”。调研完之后我觉得，我早就应该来了，而不是一直拖在国内。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曹德旺：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谈国内办企业
“增值税是最大负担”
新京报：你最近也对外说过“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你认为在前面你提到的“贵”的东西中，什么又是最“贵”的、最大的负担？
曹德旺：增值税吧。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当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项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按照中国目前一般企业的利润水平，这样算下来，最终大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都被收走了。制造业利润非常微薄。
新京报：美国的情况呢？
曹德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35%的所得税，加上其他各项税费总共大约40%，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其中问题主要就出在增值税上。
新京报：你过去常常提到小微企业，说“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末梢神经”。增值税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德旺：小微企业就更艰难了。增值税的存在让很多小微企业长期无法发展壮大，也就难以和大企业做生意。这样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会把很多小微企业扼死在摇篮里。我们福耀自己就是小微企业出身，我相当明白其中的艰难。
新京报：作为制造业企业家，你认为国内增值税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曹德旺：像美国一样，把增值税取消，改成所得税，同时把所得税提高，赚钱了交税，没有赚钱就不用交税。
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骗税的进行从严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要从严惩处，就让他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国对这些反而管得不够严。
谈人力成本
“中国劳动力优势已经失去”
新京报：我们过去一直有个认知，中国人力成本低，廉价劳动力是一个优势。
曹德旺：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前面说的所有的成本综合加下来，即使在劳动力比美国便宜的情况下，中国也已经没有突出优势了。况且劳动力现在也只是比美国便宜，跟周边国家比，一点竞争力都没有，跟俄罗斯、波兰、中欧都差不多，甚至中国的白领工资比这些国家还要高。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制造业丧失劳动力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曹德旺：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国内基建速度太快，房地产发展过热，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民工。你知道现在房地产建筑工地都是怎么招工人的？很多都是按天招人，按天算钱，比如一天10个小时，给工人400块钱，他们也不交税。但是制造业不一样，我们要交税、买保险。劳动力价格就是这样抬高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现在学生毕业后，首选的职业他要去当公务员，公务员当不上，退而求其次，选择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高素质的工人越来越少。
新京报：跟美国的劳动力状况相比呢？
曹德旺：美国蓝领劳动力价格大约是中国的8倍，这是美国之前施行的“去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持续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大概50年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时，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去工厂了。去哪儿呢？大量跑到华尔街、硅谷这些地方。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服务业占国家GDP在65%左右。
这导致现在美国要恢复制造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年轻工人没有，都是老工人。
新京报：这个“去工业化”的后果，跟中国现在的劳动力状况有可比性吗？
曹德旺：不是，美国是去工业化，而我们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工业化，从美国学到的直接就是现在的“去工业化”。不过现在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大力恢复制造业。
新京报：你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国内制造业的环境是否还具备吸引和留住投资的优势？
曹德旺：我就说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好的企业搬到欧美去了，中小企业呢，有的搬到越南，有的搬到柬埔寨。以纺织业企业为例，在越南、柬埔寨，棉花一吨比国内便宜40%；电价、水价、气价比国内便宜四五十，工人工资又比国内低。
谈实体经济
“从不做金融、IT、房地产”
新京报：鉴于你前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我希望政府继续支持提倡发展实体经济，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解决制造业的增值税问题。
新京报：其实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资金要“脱虚就实”，你认为关键在哪？
曹德旺：政府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利益群体层面比较广。你（政府）把这个窗户关掉，他从那个窗户跳进来，你把那个窗户关掉，他又从天窗跳进来，防不胜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企业家自律，能够懂得大义，因为这不光是政府的责任。
我以前老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觉得在国土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以国家为重，树立一种报国为民的心态。
新京报：“报国为民的心态”，这个话怎么理解？
曹德旺：就好比金融、IT、房地产，这些赚钱快，赚钱也多，我为什么不做？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事除了自己赚两个钱，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多少人找我搞私募基金，我从来不答应做，我宁可捐给慈善机构，我也不愿意做这些。
新京报：这种取舍是完全出于你个人的价值评判吗？还是说商业考量？
曹德旺：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谈事业重心
“我没打算跑”
新京报：现在福耀在国内和国外投资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
曹德旺：大概5年的时间，福耀在国外投了大约有70亿人民币，在国内也有七八十亿，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基本持平。投资形式主要都是建厂，建生产线。
新京报：下一步福耀还会加大在国外的投资吗？
曹德旺：这个不好说，看具体情况。
新京报：很多人想知道，玻璃大王接下来还会把发展重心放在国内吗？
曹德旺：毫无疑问是放在国内，因为我的总部在中国。我在中国拥有一家最好的上市公司，每年我有两位数的增长，去年我才在香港挂牌。福耀现在净资产300个亿，我在国外才投了这些，能算什么？
当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我是要塑造一个跨国集团。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把嘴巴闭起来，我就是太直率了，最近遭了不少骂。
新京报：你认为你的做法（去国外投资）会不会引发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或者说跟风？
曹德旺：做得好的人应该走出去。但是我也警告大家，你出去干什么、你能拿什么东西出去，这些最好想清楚。
我在美国投资已经20年了，1995年进美国投资，到1998年，四年时间亏了接近1000万美元。福耀现在不一样，我有了跨国集团的规模，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本，有稳定的订单，有美国市场的认可度。像我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你就可以出去。
新京报：有些人像当年说李嘉诚那样，说“不要让曹德旺跑了”，你想怎么回应这种声音？
曹德旺：我觉得可以有这么一层理解：我们应该思考，为啥曹德旺要“跑”?把我前面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不就不跑了吗？
另外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跟你现实一点讲，我在中国是政协委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获奖无数，慈善捐款金额达到80亿，大多数国人很尊重我。我要是考虑到钱，那我的股票很坚挺，我把股票卖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自己儿子又不接班，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他的主流社会，我去干吗？
新京报：美国大选后形成新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影响？
曹德旺：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记者采访时问我，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很严厉，你怕不怕他制裁你。我跟他讲，我是企业家，我在美国做生意，我做的事第一就是研究美国人需要什么东西；第二，我能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做出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如果我都能做到，质量也能达到他的要求，他什么TPP都没关系。为什么呢？你美国人自己需要，你又不会做，那你当然要去买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我们跟美国的政策：你好我也好，我不好你也不好。
附录2
30%~40% 的“死亡税率”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虽然围绕企业税负轻重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企业家的感受最为真实，现在企业税负仍然较重。
今年上半年，李炜光率领课题组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进行了调研，其间与100多位企业家座谈。调研初步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
李炜光表示，目前30%~40%宏观税负对企业来说过高，甚至可以称作“死亡税率”。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会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为减少重复征税，国务院5月1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下称“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9月，营改增累计减税达3267亿元。四大行业26个细分行业实现了税负只减不增。财政部预计营改增全年能够达到5000亿元的减税目标。
为降低企业社保费用负担，同样在5月1日，国务院降低了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初步测算，这些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1000多亿元。
另外，政府还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两次下调电价来降低企业成本负担。
这些减税降费改革举措也让一批企业受惠，不少企业切实收到了营改增减税大红包。
尽管减税规模不少，但是相比巨额纳税仍属杯水车薪。
财政部副部长刘昆今年6月在国新办就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有关情况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企业认为税费负担仍然较重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认为当前税费规则体系比较复杂，制度履行成本比较高；二是行政性收费需要进一步清理，税收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地；三是一些优惠政策的可达性不是很高，有些政策不能直接让企业有比较好的获得感，还需要对政策做一些调整；四是“营改增”等改革确实对国家、企业的管理水平要求比较高，有些企业因为自身管理没有跟上，抵扣链条又不完整。
中国也要降制造业税率
面对特朗普针对制造业的“张良计”，中国也有“过墙梯”。
今年7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有别于此前稳定宏观税负的表述。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这是财税战略的重大调整。
上周五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2017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李克强总理近期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2017年继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通过增值税税率简并，来降低制造业17%的增值税税率，是2017年降成本可期待的举措。
目前增值税税率有17%、13%、11%和6%4档，税率档次过多，实际操作中企业类似业务适用不同税率，不利于公平竞争。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近日表示，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税改革，现有的4档增值税率需要简并。17%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虽然高，但同时进项抵扣也较多，因此并不意味着税负一定高，未来是否降低还需要统筹研究。
目前学界对简化增值税税率有不同声音。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可以设定10%的增值税基本税率和5%的低税率两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表示，增值税税率可以由17%降至9%。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曾对本报分析，现阶段减税空间有限，最大的减税招数营改增已经全面推开，未来降低企业成本应该把降费作为主要抓手，这包括政府繁多的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社会保险费用。
附录3：
李迅雷：不来一场次贷危机那样的挤泡沫风暴，中国经济难以脱虚向实
中国经济将脱虚向实吗？看到对中央经济会议铺天盖地的解读和点评，都非常正面，足见这次会议给明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且切合实际，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其中，有一个颇为主流的解读是今后中国经济要改变脱实向虚的不正常现象，实现脱虚向实。我觉得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对此提些不同看法。
从实业层面看经济脱实向虚现象
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营成本上升，则盈利就得下降。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以来中国低收入群体的薪资增幅要高于中高收入群体，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的减少（2010年达到峰值），另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2011年达到峰值）。此外，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上升，也使得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企业为了应对盈利下降，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转行，脱实向虚，投资房地产或金融；二是加杠杆，扩大生产规模，薄利多销。民企一般多选择前者，因为民企的融资成本高，难以加杠杆，且船小好调头；国企则多选择后者，因为融资成本相对低，且又要担负起稳增长的任务；另外一个原因是国企中的僵死企业多，靠银行贷款才能存活。
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16年1-10月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利润总额19197亿元，同比仅增长0.4%，负债总额86.5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可见负债的增长幅度要远超利润的增幅，资产负债率水平仍在上升。
例如，仅国企的杠杆率（负债/GDP）就达到114%，若加上民企的负债规模，中国企业的总体杠杆率水平是美国的两倍左右，应该是全球最高了。按中财办杨伟民副主任的说法，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超过4万亿，相当于2015年中国的GDP增量部分。
那么，有什么办法来降低企业债务水平呢？现在提到的办法之一是债转股，但国企86.5万亿债务中，究竟能转出去多少呢？此外，还要考虑到债务的增长迄今仍超过两位数。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的初步结论是今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还会继续上升，不过，上升的幅度会有所下降。
这也说明，只要经济增速仍在回落，实体企业的盈利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那么，投资实业的意愿也难有提升空间，脱实向虚的基本趋向很难改变。
只要经济增速仍在回落，实体企业的盈利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那么，投资实业的意愿也难有提升空间，脱实向虚的基本趋向很难改变。地方政府层面看脱实向虚现象
从今年前三季度GDP初步核算结果来看，金融业的增加值要占GDP总量的8.8%，而美国不足7%，日本只有5%。这也是中央政府对脱实向虚的担忧所在，如银行的利润总额要占到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还不包括其他金融企业的利润。既然金融的占比如此之高，金融资产的泡沫如此明显，为何不去抑制金融的发展呢？
从地方政府的行为看，不仅不去抑制金融业的发展，还制定多种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企业，通过给地给楼、退税、给户口等手段竞相吸引金融企业落地，这显然不像是脱虚向实的做法。这些年来，我国号称要建成国际、国内金融中心或中部、西部金融中心的城市数不胜数，且城市内的各区也要竞相发展金融，这或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有关，因为金融业来钱快，不仅可以拉动当地的GDP，而且还能增加税收，何况发展金融业还有利于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
这些年来，凡是税收增长快的城市，绝大多数靠金融和房地产，如上海的GDP增速与全国同步，但财政收入增长大约是全国的四倍左右。既然要考核地方政府在稳增长方面的政绩，地方政府势必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GDP，金融业相对不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尽管金融业很具有地域性），且地方政府投入不大，这也是各地竞相要建金融中心的原因。
从全国层面看，这两年来证券与房地产交易都非常活跃，去年股票加杠杆，导致中国股市的交易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今年买房加杠杆，居民新增房贷规模几乎是去年的两倍。股市和楼市不仅交易异常活跃，泡沫化程度也很高，早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高杠杆、泡沫化现象，如今两年过去，泡沫化程度更高了。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推出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呢？
80年代末的时候，台湾的股票交易异常活跃，一天的最高成交量记录为76亿美元，是当时纽约交易所和东京交易所交易量的总和，1988年台湾当局试图推出资本利得税，导致股市暴跌，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只得取消征税计划。如今，台湾的资本利得税还是推出了，交易就变得很清淡，当地券商苦不堪言。
而中国当前无论准备推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守住稳增长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两条底线，按本人愚见，这也是稳中求进的内涵。如果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的推出不会导致股价和房价的悬崖式下跌，那就早应该推出了，但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但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像物理或化学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室来解决。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越是不敢出台，资产泡沫就越大，脱实向虚的趋势就越难逆转。
从金融层面看经济脱实向虚现象
1996年中国的M2规模才7.5万亿左右，股市的规模也很小，即便股市换手率全球第一，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都不大。但如今M2达到153万亿，是20年前的20倍，股票总市值也成为全球第二，但实体经济的增幅并没有那么大，这是导致货币泛滥的根本原因。
货币泛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银行的负债，对应的是银行的资产，但银行的资产又对应着对储户的负债，简言之，总负债越大，总资产也越大，理财和资产管理的需求也越大。政府和企业除了对银行负债外，还通过发债的方式对全社会负债，当前债券余额已经超过62万亿，估计全社会的总负债占GDP比重大约在250-270%之间，故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大。
对中国的居民部门而言，估计有理财需求的资产也超过100万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银行储蓄，今后居民部门还需要改变资产配置的结构，即要减少房地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尤其是海外金融资产配置过低、权益类资产配置过低，这与中国作为货币规模第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产品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实物产品的产能过剩，虚拟产品的供给不足。
在稳增长的既定条件约束下，估计今后几年M2的增速和信贷增速仍需维持在10%以上，也就是实体经济的规模扩张要远低于虚拟经济，因为实体经济的繁荣要靠需求来推动，目前是供给过剩。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供给，但由于货币的超发并没有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故总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问题。M2的增长部分大多落到了高收入群体中，这也是脱实向虚趋势难以改变的主要逻辑，即货币泛滥不仅带来“虚”的需求大增、供给不足，而且还导致“实”的需求不足而供给过剩。
总之，如果不来一场类似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去杠杆、挤泡沫风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恐怕仍将延续下去，尽管我真心希望中国在今后几年可以通过改革来逐步化解金融风险，让资产泡沫渐渐消退。（来源：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