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持续成为人们的焦点，他在一些精英阶层的人们看来依旧缺乏担任总统的资格。在经济与贸易议题上，在大选期间就没有什么经济学家为他的政策背书，他以“商人”的风格、以一种痴迷的自私自利的观点来统帅所有的事务。他简单的认为所有没有好处的事情都不值得去做，而这与政治人物肩负的责任与道义精神背道而驰。

他的所谓将制造业回流国内的设想，与美国最近几年的一股潜流是吻合的，高科技当中也存在一些制造业，它可以通过实践对设计和创意形成反馈，这对维持高科技领域的领先水平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要将低附加值、低薪的制造业岗位回流国内，前景并不光明和美好，在代际落差之下，人们需要有尊严的工作而不单单是工作，这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更何况斯蒂格利茨分析证明，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对工人的需求都在下降，美国也是如此。

任何经济议题，都存在深入讨论的过程，这其间掺杂着远见和谬误，真知灼见并非在任何场景下都会胜出，即使人们懂得分辨正确的见解和谬见，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它感兴趣。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短见和自利都被看作是理性的行为，而且也正是这些短见和自利演绎着预期的可能，看上去与真知灼见背离的越远，其意见越有广阔的市场，这一趋势迫使政府作出必要的调整，疏导背离正确见解的理性行为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政府在一些情况下，政治考虑会优于经济上的考虑，无论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敌对态度还是对一些利益集团的现实选择，这也往往造成即使政府也并非完全做些开明宗义的事情。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如此鲜明的基于短见和自利，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言几乎是作茧自缚，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产业和国家经济越来越依靠其内生性的创造力和创新机制，革新而非走回头路才能赢得未来。时代的发展总会淘汰出弱势群体，对待弱势群体的再就业也并非出于对于夕阳产业的再造而是群体的再造，这种选择与克林顿总统整好居于两端。

国内经济的决策就是多外贸易的决策，两者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保守和封闭的产业政策就会带来更为保守和封闭的贸易政策。新贸易理论为各国开展经济提供了指路明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提高生产率，提高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开展贸易是当代的发展所向。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各国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基础上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开展贸易，获得消费品的多样性，满足人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科技和思想日益昌明的当代，不论基于何种学说和宗教，人们必须持开放的态度才能赢得机会，以向人们提供服务的方式才能获得收益。各种产品，各地都可能制造，各种产业，各地都可能发展，但是贸易的展开，让各地都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增加了消费品种类，如果与此背道而驰则将得不偿失。关起门来整修内政与闭门造车无异，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也是基于保护落后生产力造成的，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但是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注定是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