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傻子（原名“准发小”，记传体小说连载）
文/潘国尧
八
我爹抽我的那个大耳刮子看来是起了点作用。高二一开学，公社中学把高一年级成绩最好的那些尖子生，以及与老师有些瓜葛的少数几个照顾生集中到快班后，其余三个班的垃圾们就被分散组合。二傻子被组合到了2班，同班的全公社十几个村的人都有。这样分散也充分体现了这些民办老师的良苦用心，因为一个村里的人太集中，一定会结伙结帮。
前文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经历血雨腥风，但是我们的上两辈人总是拼命地想把他们的经历灌输给我们，让我们看《地雷战》、《地道战》、《侦察兵》、《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电影，一年能看上好几回，因为都是露天电影，免费的。一是让我们明白，现在的江山得来不易，二是告诉我们仗是怎么打的，怎么耍心眼戏弄鬼子或国民党的，怎么把敌人往死里揍的，以及怎么防止混入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搞破坏等。
所以在那个精神洪荒的年代，在有限的娱乐空间中，我们这些处于对知识和精神极度渴望年龄段的混混们，就这样被培养成了好战的、好结帮的、好幻想战争岁月的一帮怪物。这样的怪物在城市表现为无休无止的巷战，比如以陈佩斯为代表的胡同串子和以王朔为代表的大院子弟，这两个分别代表两个阶级的混混，在特定的空间里上演着类似大震过后那种连续不断的余震一样的小规模战争。虽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这两种人其实都属于一种人，这就是工农兵子弟，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自己要分出级别来，那也是没办法的。这是他们的祖上硬塞给他们的，是战争基因的延续，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也属于正常的行为。
而表现在江南农村，则是结帮结伙的村际战斗。这种战斗几乎在每个不是下雨天的日子里都在按时上演，参战的都是我们这一代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丧失了几千万人口后疯狂生产出来的60后。一般的战场选择在村与村接壤的某条小路，江南人叫“田塍”。双方在田塍两则各退100步左右，然后拿事先准备好的小砖块碎石子疯狂地往对方阵地上扔，如果有一方的“子弹”打光了，或者有几个人被砸中了，出血了，另一方就会乘机全线压上，疯狂地追杀过去。另一方则且战且退，保护好伤员退向自己的村庄。一般的战况是后撤的一方退到村口，追赶的一方就适可而止了，因为再追过去，他们村里的的大人们就要出手了。
这样的场面不需要预演，不需要组织，不需要动员，几乎我们看过的每部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演绎，我们只需要按着脑海里的电影镜头忘我地投入战斗就成。至于为什么要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打胜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复杂的事，我们不去想，总之，不可能有井冈山，也不可能有水泊梁山，且打且回味吧。
二傻子记忆中打得最凶的一次就是我们和东村隔江对打，那次东村因为屡次战败，特意纠集了超过年龄段的几个“老革命”参战，我们村这帮好战的混混被压制到了村口的石桥。如果守不住石桥，退回到村里去，就会被大人们嘲笑，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天二傻子的傻劲上来了，把割猪草的竹篓子套在脖子上，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攥着石块，吼了一声“跟他们拼了”就直接追过桥去，同伴们一时没反应过来，没紧紧跟上。
因为是孤军深入，被人多势众的对手给按到了，脸上身上被一阵乱打，有一个家伙还把二傻子的嘴角都撕裂了，鲜血直流。若不是同伴们及时赶到，可能会伤得更厉害。但是二傻子轻伤不下火线，从田塍上站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挥起镰刀追了上去......那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不但把对手追回到他们村里，回来的路上，还顺便在他们村里的一块红薯地里搞了一批“战利品”。
只是，二傻子的嘴角在村医疗站缝了好几针，因为是斗殴负伤的，老娘并没按惯例给煎俩荷包蛋压惊，倒是被数落了许久，大意是说，书不好好读，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架，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小学快毕业或者初中时的事了，现在，这些过去的“敌人”要坐在一个教室里，变成同学了，大家多少有些尴尬，因为彼此老早就在“战场”上认识了，现在还能准确地回忆起那场战斗的确切时间，以及一些远比电影生动的“战场”细节。不过，聊天归聊天，同学归同学，真要是有个小摩擦，“新仇旧恨”一上来，大规模的殴斗就会从教室一直追打到操场外。这样的事几乎每个年级每个学期都要发生几次，因为正处在长身体的关键期，青春期的荷尔蒙特别容易骚动，打起来就不是小时候那个受点小伤的结果了。
为了防止我们这些垃圾扎堆打架，老师煞费苦心，既要照顾到各村人数均衡，还要把几个有号召力的好战分子都分散，总之分到2班的这帮渣滓都不是善茬，就是连女生也都是身高马大的一帮体育尖子生。而二傻子因为体育好，理所当然地在这个渣滓班里成了体育委员。
高二第一学期的秋天，要开运动会，这将是我们在公社中学里最后一次的运动会。学校的操场太小，就连画个200米跑道都够呛。但是学校在海涂里有一块农场，那块地是杭州湾潮水把上游带来的泥沙顶到一起的一块台地，深秋季节，潮水顶不上来，太阳一晒，就平展如镜。那块台地足有几十亩，有十来个足球场那么大，400米的标准跑道随便画。甚至连跳高跳远的沙坑都单独弄一个场地，标枪、手榴弹投掷的场地则选择在江边，随便投都不会伤到人，扔再远也扔不到江对岸去。
那个运动会是嵌入二傻子一生记忆深处的一场盛会，这不仅因为自己在这个运动会上拿了三个年级第一，分别是400米、1500米和4X100米接力，而且作为体育委员，圆满地完成了老师交给的任务：确保年级团体总分第一名。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过，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在最好的年华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把身体的机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战胜对手，战胜自己，实在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特别是在架再也打不起来的年代，这种代入式的竞技活动能很好地稀释灵魂深处被上一辈人浓墨重彩刻画过的战争元素。而对于二傻子来说，这场刻骨铭心的运动会也成了自己扬眉吐气的表演场。虽然这不是奥运会、亚运会，甚至都不是全县运动会，但是，这种参赛的感觉跟专业运动员是一样的。如果说整个高中阶段还有什么值得记忆和留恋的东西，那就是海滩上的那个巨大的田径场了。
当然，书还是要读的，毕竟是要参加高考的，毕竟还记得老爹那个始终悬在半空中的巴掌。那一年，用于准备高考的资料奇缺，有一套高考丛书，就是老师都是要从教育局去借，借来后赶紧刻印。那会也没复印啥的，每个字都得老师用铁笔把铺在钢板上的蜡纸一个字一个字刻满，然后用油墨刷子一张一张地推印出来。因为要保证快班的教学质量，也为了节省油墨，每次刻印的资料，最干净的都给了快班，留给慢班的总是些残缺不全的或者字迹模糊的。但是好歹有了些资料可以准备，这比初中那会每天朗读报纸强多了。
慢班生如果还有希望，那就只能考文科了，因为数理化差，所以才被编入慢班的。但是数学还得学，因为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数学都要考。好在2班的数学跟1班的是同一个老师教的，这个老师是上一届高二的数学老师，他们那一届有两个或者三个考上了高中中专（相当于大专），记不清了，据说这个老师教的数学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数学老师是一年前从外地调回老家的，跟国龙一个村，就是首善之村。这个老师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他明白给我们这些根本没有基础的混混们讲高中教材，基本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就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给我们补初中教材。这个非常关键，高一时，“姐夫”的课虽然头头是道，但是二傻子根本听不懂。而高二的这个数学老师从代数和几何的最基础知识讲起，这让二傻子之前隐隐约约学过的那些东西又都活了过来，居然每次作业差不多都能独立完成了。之前二傻子一直是抄小舅子的作业，而在高二（2）班，二傻子的数学作业本则常被同学拿去抄了，二傻子的成就感有一点点的复苏。
政史地是由校长和副校长两个人包下的，两人都很忙，没法保证每节课都来上，但是他们依然每次精心地刻印讲义，发了许多的资料。特别是政治老师，原先在公社里做过文书，政治水平确实很高，虽然之前是那个什么帮的人，但是他脑子好使，转型很及时。那会儿全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老师说，明年的高考，政治试卷有一百分，但是其中关于这句话的概念、论述题可能会占到60分，“你们把这些概念和论述题背熟了，我能保证你能考到60分以上。”
二傻子虽说糙人一个，但是听得进那些有道理的话，也辨得清讲道理的人，虽说政治老师皮肤比较黑，但这并不影响二傻子对他的好感。特别是油印的资料，别的老师总是把最差的发给我们，而政治老师总是一视同仁，这让糙人二傻子隐隐地有一点感动，觉得如果不好好学，有点对不起这样的好老师。
但是环境确实太差，除了上课时间，别的自修时间整个教室都处在躁动之中，大家都明白，顶多再混几个月，就要去海涂里种地或者去上海工地上做小工，或者一毕业直接就嫁掉了，成为小媳妇了。高考？见你个大头鬼！我们是那料吗？
没办法，老衲没法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背诵政治老师的那些资料，只好在周围的声浪中一遍又一遍地抄写那些资料。日怪，这些用心抄过的资料，还真是特别容易记住。二傻子就依样画葫芦，把几本初中的历史和地理课本都翻出来，按照校长来上课时关照过的那些要点，又都一遍又一遍的抄写，也记住了好些东西。
只是语文有点惨，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身体不太好，上课不怎么当回事，资料也几乎不刻印，似乎水平也比高一那位更差一些。好在文言文还有些基础，就把几本教材翻来覆去地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关注的，想着就那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不是说一篇文章要占到三分之一的分数吗，也许，自己到时作文能发挥好。
就这样，也不去想能不能考上这样的破事了，总之，每天自己在找些事做，以对得起已经提前在地里干活的小二傻子两岁的胞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