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长城脚下，渭水向北、陇山以东。这就是陕甘一带。80年前，这里曾吹响红军集结号。于是，分布在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的红军将士、英雄儿女，冲破围追堵截、踏平万水千山，向这里集结。长征而来的数万红军中，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心情与大多数人不同。

他们是谁?

长征离出发地愈远，他们离故土家乡愈近；

长征越是接近胜利，他们越是靠近家门口；

长征对红军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是离家远走，对他们却是返乡回家。

他们是谁？

如果把开辟陕甘根据地的红军叫做北方红军的话，那么，开辟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的红军就是南方红军。假如南方红军在开辟南方根据地的过程中，有成百上千的陕甘子弟参与其中的话，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吗？再假如这些陕甘子弟，他们在开辟和保卫南方根据地的历次斗争中并没有全部地战死，而是有一部分人作为幸存者，从而有缘长征的话，这不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吗？更进一步说，有缘长征的这些陕甘子弟假如他们并没有全部地牺牲在长征路上，而是有一少部分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终于亲眼看见长征的胜利并且是在家乡的土地上……

如果长征真有这样一个故事的话，那是一个多么温暖的故事！

如果长征真有这样一个故事的话，那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故事！

如果长征真有这样一个故事的话，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

以上所有的如果、所有的假如，都不是如果、不是假如；而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们——走过长征的陕甘子弟。

他们怎么那么傻？

不是说陕甘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吗？他们何苦大老远跑到南方去当红军、结果费那么大劲才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在家乡不是照样能革命、同样能当红军，他们为什么要舍近而求远？他们直接去陕甘根据地干革命、当红军不是更好吗？如果在陕甘、在家门口当红军的话，尽管他们将无缘长征，但是他们将会少跑多少路、少受多少苦，最重要的是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应该能存活下来，这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不去这样做？

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谁都不是事前诸葛亮。

世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革命，亦没有无缘无故的红军。革命自有革命的道理，红军自有红军的历程，这是革命的洪流当中历史的合力起作用的结果。历史的逻辑是：谁在哪里参加革命、谁在何处加入红军，根本不是个人在选择，而是历史在选择。

什么样的历史缘由

让他们去南方、当红军？

他们中几个人——具体而言就是不足10个人——是党派遣到南方从事革命工作的。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去南方、当红军的历史缘由，都与那个著名的“宁都起义”有关。曾在陕甘征兵10万、驻扎5年、总兵力30万的冯玉祥西北军第二路军，1930年，因军阀混战被投入“中原大战”，战败之后被蒋介石收编，经山东济宁整编，更名为“国民革命第26路军”。然后，乘火车到浦口、坐船到南昌、一路南下到宁都。蒋的如意算盘是“一石二鸟”：让这个“杂牌军”与红军互相残杀。1931年12月14日的黄昏时分，宁都城里的一声枪响，把老蒋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碎。宁都起义为中央苏区输送了17000人的有生力量、职业军人和电台军医方面的专业人员，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

因为这次起义，5000余名陕甘子弟，从此告别了为反动军阀卖命的旧军队，加入到为人民打天下的新军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红5军团当中。宁都起义是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这些陕甘子弟是这个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是无上光荣的“陕甘宁”。

请注意，这里的“陕甘宁”不是地理学上的含义，而是与宁都起义有关的一个形象化的概念，专指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陕甘子弟。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

序列中大约有多少陕甘子弟？

这一个问题，与另外的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陕甘子弟战死沙场、血染南国？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陕甘子弟没有随军转移、而是被留在南方？老实说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难搞清楚的问题。既然这两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序列中有多少陕甘子弟，同样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虽然很难搞清楚，但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凭，总有一些蛛丝马迹带着历史信息。

战死南国的陕甘子弟，据甘肃和陕西两省的党史专家研究，其总数不少于3000，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正所谓：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所幸有10位英烈，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被岁月带走：

胡景玉，陕西蓝田人，秋收起义时期的英烈，1927年与他的战友卢德铭一同战死在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

何挺颖，陕西南郑人，井冈山时期著名的红军英雄，1929年战死在江西大庾；

王铭五，甘肃高台人，26路军里面中共特别支部三成员之一，宁都起义著名的有功人员，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团参谋长，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战死在江西黎川；

王树亚，甘肃甘谷人，宁都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师长，1933年黄陂战役战死；

孙步霞，陕西富平人，宁都起义有功人员，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团长，1933年水口战役战死；

王鸿章，陕西延安人，宁都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团级指挥员，1933年水口战役战死；

李  华，甘肃临洮人，宁都起义后在红1军团卫生部任军医，1933年从闽西前线往后方运送缴获的药品时牺牲；

陈德胜，甘肃临夏人，宁都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连长，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死；

刘保全，甘肃临夏人，宁都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连长，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死；

景印发，甘肃岷县人，宁都起义后在红军中担任连长，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死。

第一个问题有了基本结论。

第二个问题：有多少陕甘子弟没有随军转移、被留在南方？据甘肃和陕西两省的党史专家估计，其总数不多于10人。郭如岳，甘肃临潭人，老牌师范毕业生，起义之前已是党员，宁都起义著名的有功人员，不知何故长征时被留在南方。

把以上这几个方面的信息综合起来，结论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序列中有大约2000名陕甘子弟，并且，其三分之二集中在著名的“长征铁后卫”——红5军团里。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序列中，关于陕甘子弟，有名可寻的是以下27人：

陕西子长人马兆祥（建国时任湖北工业厅厅长）；

陕西长安人肖应棠（建国时任宁夏军区副司令）；

陕西丹凤人陈正峰（建国时任四野工兵副司令）；

陕西扶风人杨清秀（建国时任一野卫生部部长）；

甘肃东乡人杨清峰（建国时任陇东军区卫生部部长）；

甘肃渭源人陈佃园（建国时任师长，1953年率全师为一汽奠基）；

甘肃东乡人唐万成（建国时任15军45师副师长，《亮剑》第7集中那个唐连长的原型）；

甘肃榆中人徐承俊（建国时任甘肃省军区卫生部部长）；

甘肃临洮人赵安泰（建国后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

甘肃古浪人杨春芳（建国时任西北军区炮兵副参谋长）；

甘肃天水人董  邦（建国时任中共天水地委副书记）；

甘肃景泰人郑宗贤（建国时任景泰县寺滩乡卫生院院长）。

还有：

陕西兴平人杜宗美（长征路上的红军团长，血战湘江的著名英烈）；

甘肃海源人霍海元（红军骑兵团副团长，长征胜利后东征时牺牲在陕北靖边）；

注：海原县1958年从甘肃划入宁夏

甘肃临洮人李彩云（红军骑兵师参谋长，长征胜利后牺牲在河西走廊）；

甘肃临夏人马金福（红5军团警卫连的排长，长征胜利后牺牲在抗日战场）；

甘肃灵台人高永祥（长征时干部团副营长，抗战时晋绥分区副司令，著名英烈）。

还有：

张松平  张明远  鲁瑞林   黄德魁  

李化民  徐国珍  侯世奎   靳  虎。

还有陕西神木人贾拓夫。

还有陕西渭南人张宗逊。

把上述史实综合起来，使得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序列中，关于陕甘子弟，有了一个基本轮廓。

那么，其他序列中呢？

红2、6军团长征开始的序列中是否有陕甘子弟？红6军团有个李达；

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的序列中是否有陕甘子弟？有4个，他们是：

陕西榆林人张德生；

陕西华县人潘自力；

陕西西乡人余洪远；

陕西镇巴人符先辉。

红25军长征的序列中是否有陕甘子弟？现在仅知道：半路上陕西蓝田人汪锋以十分奇特的方式加入其中。

三个方面军加上红25军，长征的总序列中，走过长征的陕甘子弟有名可寻的仅33人，其中陕籍14甘籍19。

他们是英雄

他们是走过长征的陕甘子弟；

他们是受党派遣到南方从事革命工作、从而有缘长征的陕甘子弟；

他们是经由宁都起义成为红军、经历两次反围剿而幸存、进而有缘长征的陕甘子弟。

英雄有故事

1

于都桥上，2000余名陕甘子弟汇入西进序列的所在，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2

湘江水流红，那红色的江水中流淌过1000多名陕甘子弟的热血。湘江东岸，有一个叫新圩的地方，是长征的铁后卫红5军团和它著名的红34师打阻击战的所在。“陕甘宁”的三分之二集中在这个军团里。34师的师长、政委、和100团的团长，这些高层指挥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的老红军，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它的排长、班长和士兵全部是入伍不久的闽西子弟，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所不知的一个事实是：它的参谋长、101团和102团的团长都是由宁都起义而来的，特别是它的上百个营、连级中层骨干清一色全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陕甘子弟，他们是光荣的“陕甘宁”。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红5军团损失三分之二，红34师近6000人几乎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的故事惊天动地，该师100团韩伟团长的故事家喻户晓，该团二营侯世奎营长的故事尽管鲜为人知，却也同样铁血,同样悲壮!侯世奎，甘肃皋兰人，是红34师中那些陕甘子弟的代表，是他们中唯一的幸存者。红34师的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和士兵，没有一个不是英雄，没有一个不是好汉！这是湘江东岸上的事情。湘江西岸上有一个叫光华铺的所在，是红3军团红4师打阻击战的地方。这里有一位临危受命的师长，是陕西人；这里还有一位临危受命的团长，也是陕西人。

长眠这里的著名英雄中，有一个陕西子弟，他的名字叫杜宗美。

3

转兵贵州渡乌江，工兵连长陕西丹凤人陈正峰，架桥立功。其实，湘江上的那座桥,于都河上的那座桥都有他的功劳。

4

二打遵义，铁血师长、陕西渭南人张宗逊右腿负伤；两次进遵义，陕西神木人贾拓夫都住在老城杨柳街。

5

金沙江边，陕西长安人肖应棠和甘肃岷县人张明远因为找到7条船而立下赫赫战功。

6

大渡河上铁索空悬，军医出身、以党员身份带头下连队的甘肃东乡人杨清峰，领命带人铺设门板。

7

夹金山才爬到半山腰，身份是副营长的甘肃榆中人靳虎，旧伤复发行动困难，他的战友咬牙横心，硬是用担架抬着他走完余下的路程。

8

懋功会师，中央红军队列中的两个陕西人贾拓夫和张宗逊，与红四方面军队列中的两个陕西人张德生和潘自力，这四个陕西人也许见过面认过老乡，也许没见过面，或者是见了面却只能装作不认识……

9

草地边上，红一方面军红5军团卫生队甘肃籍军医郑宗贤与红四方面军川籍女红军吴兰英见过一面，短暂的一面在各自的心里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于是，一个与长征有关、伴随着战火硝烟的爱情故事从这里开始、感动过陇原大地……

10

北上南下，四个陕西人两上两下，北上的队列中落下了张宗逊带走了张德生，南下的队列中与潘自力作伴的不再是张德生却变成了张宗逊；

南下的队列中还包括红5军团中此时依然幸存的那些陕甘子弟，身后的草地雪山要把他们磨过去再磨过来。

11

迭部麻牙寺里，红1军团中的7个甘肃子弟为陕甘支队进入甘肃建言献策。长征胜利60周年时，据老红军杨清峰回忆，全军团找遍就7个人，但他只记得有他，有徐国珍，其他5个人他记不得名字了。经过党史专家查对相关史料对此予以研究，在此将这7个人的名字补齐：杨清峰，徐国珍，高永祥，霍海元，李化民，徐承俊，唐万成。

翻过岷山，陕甘支队中的陕甘子弟终于看见熟悉的村舍，熟悉的炊烟，并且空气中弥漫着家乡的味道。

12

从甘肃到陕西，陕甘支队里的陕甘子弟是最快乐的人，从甘肃环县的河连湾前往陕西保安的吴旗镇，骑着毛驴的陕西人杨清秀与同样骑着毛驴的甘肃人杨清峰，这一对儿患难与共的陕甘兄弟，肩并肩愉快地走在长征的最后一段路上……

终于翻过最后一座山，红军马兆祥看见了瓦窑堡，看见了那个叫马家坪的村庄，一口气狂奔过去，他的老母亲贺氏正在家门口等他……

13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增加了原属中央红军序列的红5、红9军团，又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损失，终于在甘孜与北上的红二方面军（红2与红6军团合编）会师，那些被迫南下的“陕甘宁”有幸见到他们的老战友——在红二方面军担任参谋长的李达。

然后，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协同北上，陕南子弟余洪远、符先辉领命为全军筹办粮草；             

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陕甘子弟看见一年前牺牲的乡党、战友，尸身被风吹得干干的，衣服被雨水冲洗得白白的……

14

1936年8月，红二和红四两个方面军分别进入陇南和甘南，甘肃子弟李彩云、张明远和鲁瑞林发挥独特优势，帮助红军在他们的家乡筹粮、筹款、建政和扩红，为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立下功勋。

15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

长征从出发点到达落脚点，陕甘子弟从他乡到故乡，历尽磨难之后，得以幸存的，其人数超过100但不到200；在数万红军中，他们为数很少；然而，他们的长征具有独特的价值，十分珍贵。

13年之后，新中国建立

走过长征的贾拓夫成为新中国西安市第一任市长；

走过长征的张德生成为新中国甘肃省第一任书记；

走过长征的潘自力成为新中国宁夏省第一任主席；

走过长征的汪锋成为新中国西北局统战工作领导人；

走过长征的张宗逊成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开国上将；

走过长征的肖应棠、余洪远、符先辉成为开国少将。

共和国由1604名开国将军构成的方阵中，有30名将军是经由宁都起义而来的；在经由宁都起义而来的这30名将军当中，有9个“陕甘宁”。

他们是：

陕西眉县人，上将李  达

陕西长安人，少将张松平

甘肃岷县人，少将张明远

甘肃临夏人，少将鲁瑞林

甘肃临夏人，少将黄德魁

甘肃临洮人，少将李化民

甘肃天水人，少将徐国珍

甘肃皋兰人，少将侯世奎

甘肃榆中人，少将靳  虎

宁都起义、两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和全国解放是这9个人共同的铁血经历。尽管他们只有9个人，然而，这9个人所代表的是经由宁都起义而成为红军的那5000多名陕甘子弟。

他们是陕甘两省的光荣

他们是宁都起义的光荣

他们是人民军队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