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美国经济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乏力，欧洲经济陷于主权债务危机，无法自拔，日本经济也长期低迷，主要发达国家也将面临高失业率、大量财政赤字、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无法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一些国家经济快速下滑风险加大，我国也面临高通胀、出口放缓、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面对问题，结合十八大报告的研究，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入世”红利、90年代改革红利。如今，这些因素都出现了显著衰减，我国劳动力成本增加、外贸出口潜力有限，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如何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显而易见，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式制造向创新驱动转型。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滞后已经严重制约我国企业的创新和转型。长期以来，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审批权和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加之对国企偏爱，并通过政策和垄断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料，也挤占着庞大的银行贷款，反而使民企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支持，还有政府大量的基建工程，使政府的权力无序扩张，这样就为“权力寻租”产生机会，使民企和中小企业的日子举步维艰，在夹缝中生存，哪有创新的动力和魄力。所以，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政放权，限制政府过度行为，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成为市场的“看门人”，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为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改革来完成，只有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做强做大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关键。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引导大型风险投资企业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当然，做强做大实体经济，离不开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合理健全的税收体制机制，通过降低税率、免税，或给予财政补贴，并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定向培养人才，鼓励企业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它的健康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脉，它吸纳了全社会90%以上的就业，创造了80%以上的社会财富，负担了八成以上的税收负担。近几年，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电子商务的繁荣，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必须支持和关注中小企业发展，降低税率或免税，规范各种乱收费，下大力气为中小企业降低租金，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双十一，淘宝和天猫日营业额突破191亿，标志着电商时代的到来，但也预示着无数中小企业寒冬的到来，当然，寒冬之后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
防通胀、控物价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低迷的首要目标。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物价水平也在不断上涨，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防通胀，首先必须遏制央行货币的过量发行，据专家统计，目前我国广义货币（M2）流通量超过90万亿，而我国的GDP规模才47万亿，M2/CDP的比值达到了180%，而美国只有80%，况且美元是国际储币，早已国际化了。过多的人民币超发，一方面必然导致物价升高，从而使人民币在国内贬值，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值钱了，这实际上是对老百姓财富的无形剥夺，也必将促使劳动力的价格上涨（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是劳动型密集企业，利润微薄），这样，大部分的制造业企业将大量破产，无数产业工人将失业。另一方面，过多的货币进入楼市、股市、期货市场，必将导致房价疯涨、股市波动、大宗商品价格虚高，这又将刺激物价的进一步上涨，给国家经济带来风险，同时大量资金被占用，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必将破产倒闭，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因此，遏制货币超发是防通胀、控物价的根本，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政府投资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是关键。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工业强国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只注重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偏重全面、专业、学术，培养的人才千篇一律，缺乏创新，学用严重脱节，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又找不到实用的高级技术人才，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的创新。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创新职业人才培养模式，把更多的资金花在职业教育上，培养更多世界级的高级技工，我想，未来的中国应该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两分天下的局面，只要制造业变得强大了，才能制造出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实现工业强国。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多年来，我国一直以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经济建设，这导致了我国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以大规模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公司化”，急功近利，陷入CDP崇拜综合症。这些大规模基建投资大都效率低下，甚至是无效率的，盲目的重复建设，挤占了大量的资金，使大量中小企业长期无法得到贷款而濒临破产，不仅滋生了很多工程腐败，也使地方政府欠下了几万亿的银行债务，据统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为16万亿，约占GDP的35%，约占财政收入的150%，而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又为我国金融行业带来了风险，大量的政府债务和银行坏账只能靠发行大量的货币来支撑，让广大老百姓来为政府的低效率行为买单，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发生，使内需萎缩，抑制经济增长，陷入“中等收入陷进”。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限制政府扩张，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下大力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关注养老，就是关注我们的明天。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据统计我国的老年人口约1.9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4.6%，而且逐年在增加，一方面比重在不断升高，另一方面，基数也不断增大，未富先老，如何解决好数亿人的养老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社区养老四种，而主要以社会保险养老模式为主，这种模式是以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共同出钱，建立养老保险金，实行储备积累的模式，并根据积累的资金总额和预期的平均领取年限领取养老金。但由于个人出资少，集体出资有限，国家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费用，产生养老资金严重短缺，在加之无法使养老金保值增值，使这种养老模式存在巨大的隐患。另外，我国的养老体制不合理，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资源严重短缺，养老产业发展滞后等，这些都制约着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高房价绑架中产阶层，阻碍了社会阶层流动，成为新时期最大的不公。中产阶层，在中国指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车子，能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娶的起媳妇，每年有旅游的时间，还有一定的存款。按照这个标准统计，我国的中产阶层大约为1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7.7%，从这一点看出，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偏少，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不公。一个标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产阶层占70%-80%，低收入者占10%左右，高收入者占10%左右，才能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因为中产阶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然而，被高房价的绑架下，很多有能力或想进入中产阶层的人，被排挤在中产大门之外。在北上广这些大都市，每平米20000-30000元的天价房价，严重阻碍了阶层流动，使大量优秀高端人才流失国外，据网上调查，这里人们普遍不幸福，最主要的是对高房价的恐惧，他们对中产的认识是赚不少于2000万元，才敢去消费、旅游。二三线城市的白领也努力为自己的房子奋斗，大量的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只能望“房”心叹，他们都是城市的建设者，然而，在高房价下，他们又无法融入城市。可以说高房价不仅绑架了他们的住房梦，也阻止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
如何使我国的高房价合理回归，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好试金石。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建更多的保障房，至少确保50%以上的保障房，剩下的由市场提供。这部分保障房以低租金或低价提供给中低收入者入住，但不得流通。关于保障房的建设，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保障房的建设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一步到位，要设置10-20年的建设规划。二是要切切实实分好保障房，确保所有中低收入者有房可住。三是要加强监督，使保障房的入住者有进有退。这样不仅不会抑制中低收入者的积极性，还会刺激他们努力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
缩小贫富差距，永远逃不掉的话题。据权威杂志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52，已严重偏离正常水平，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于国家和大型国企，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我国10%的人占有了80%的社会财富），最富有的一部分人比最低收入的人收入差距上千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次分配以公平为主，“限高、提低、规范灰色收入”等，笔者认为，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打破财富过于向资本、权力集中，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笔者设想，国有企业应该努力提高效率，精简机构人员，规范其过高收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让全民参与其利益分享，这种分享应该是把钱用在全民养老或直接分红。再者，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压缩机构，精简人员，减少“三公消费”，限制政府盲目扩张，大搞基建，把更多的钱用在全民福利上。
公务员热的思考。当前，公务员越来越受大学生追捧，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公务员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福利好、社会保障健全，且考试公平透明，没有任何风险，这都是吸引“公考”热的原因。这背后说明，我们的就业形势依然很严峻，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我们的大学生急功近利，很浮躁，“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也意味着我国阶层流动的封闭和单一，因为只有公务员这一条通道能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因而，政府部门应当下决心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更要改革公务员体制，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公务员机制，譬如聘任制，规范公务员隐形收入，加强全方位监督，把不合格、贪污、懒散的公务员清理出去，树立为政就是服务、当公务员就是奉献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支持企业加快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政府也要创造更多致富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经济、法治政府，增强法治意识，用法治思维办事，这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奋斗的最终目标。当今中国，如果有人问我发展最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最缺“法治”，即全民法治、政府法治，必须广开民智，让全社会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而最重要的是用法，用法治思维处事，以法治思想引领社会思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经济，通过法律、法规调节经济关系，规范经济行为，指导经济运行，维护经济秩序，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经济参与者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严格规范政府行为，约束领导干部乱作为、不作为，大力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逐步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接受人民监督。最后，全社会要增强法治意识，用法治思维想问题、办事情，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课题。 反腐，关乎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近年来，腐败愈演愈烈，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郑莜萸、康日新、许宗衡等腐败分子贪赃枉法、滥用权力，导致国家财富大量流失，致使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下降，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次，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第一，必须严格规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防止被滥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人情浓烈的熟人社会，比较重视亲情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个人际网络经常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就。一旦这种资源被滥用，将产生大面积腐败，影响资源公平分配，阻碍社会发展。第二，限制权力寻租，加强社会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然，反腐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不懈、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2012.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