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四月的一天，清脆的上课铃响了，嘹亮的歌声也停了，语文老师还没有来。

班主任语文老师张道平拿着一张报纸急匆匆进来了，今天的课是学习《人民日报》，北京出现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这节课是张老师朗读报纸，讲解内容，张老师不时在黑板上写上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和一些关键句子，包括党中央做出的决定：

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节课后，我也只是知道了事件的大概过程，在清明节那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名发动了反革命事件，党中央果断部署，平息反革命事件，做出英明决定。但我对对什么是右倾，什么是翻案，什么是翻案风，为什么是邓小平刮风翻案等不甚了了，不过我好像懂了“撤销”、“以观后效”的意思，“撤销”和“以观后效”我立即用于和班干部同学、组长开玩笑，要"撤销"他们的职务，“以观后效”；不争气的是“撤销”的“撤”字常常和“撒谎”的“撒”字混淆，经常写错挨批。

下午，我到舅舅舅妈家去玩，锡刚、在富、天振（不记得是否有天鹏）聚在一起写批判稿，末了他们相互欣赏，好像都发现稿子不长，内容雷同，结尾都有“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商量着把结尾改成不同的：“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拥护英明党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三人的字非常的好，稿子中的字尤其是“斗争”两个字写得很特别，颇有领袖风范，酷似红旗大队办公室大门两边的主席体，这是我记忆中他们三人唯一的一次在一起做作业。

想也奇怪，那时我们一周六天上午上学下午劳动（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下午我通常是随爷爷放牛，锡刚、在富、天振他们有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有时则是搞摘五倍子、割黄荆条一类的自由劳动。但那次不知怎的就聚在了一起，或许是真的出了大事老师要求他们写批判稿呢。

至于清明节，1977年它才给我以清晰的印象，那天早上突然山冈山凹响起稀稀落落的鞭炮，还挂起了“坟飘子”，我是从这天起，知道了清明节，知道了清明节要做什么一般情况下要怎么做。1977年春节就好像有人偷偷“烧（冥）纸”，爸爸和奶奶提到过这事，还说明年要给祖先“烧纸”；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四旧”，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要批判的东西，是要破除的余孽。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锡刚、天威、在富、茂林等七八个伙伴从石菩萨洼子上山摘五倍子、割黄荆条。我们边“工作”，边聊天，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大一些的伙伴复习、谈论起课堂上学习的毛主席的“十大斗争”，从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开始一直到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我记住了“四大斗争”，原来知道毛主席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斗争，这次增加了一个右倾，陈独秀的右倾，也学到新知识不仅要反左，而且还要反右，只是后来才知道左要加引号。他们好像谈论过什么是左和左倾，什么是右和右倾的问题。

或许真的是出了大事，老妈也谈到这事：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打到刘少奇的运动声势大，刘少奇被扎成稻草人，放到操场上、大路边，路过的人都要上去踹上一脚，直到稻草人稀烂为止；爷爷和奶奶则对“打到林彪”的斗争印象更深刻，林彪推动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高潮后，家里专门请木匠做了一个小木箱，里面放《毛泽东选集》，外面挂毛主席像章；后来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我问爷爷：一至四卷哪去了？爷爷回答卷纸烟抽了。

1978年。

11月的一天刘店中学隆重集会，在写有“为人民服务”大牌子前面的两颗柏树上拉起标语，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句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我们作报告的是学区徐道全总校长，徐校长神采奕奕，均川的口音很有韵味：“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依稀记得还学了报纸。

晚自习我们大约是有讨论的或者是班主任语文老师李景荣做了解读，我们的摘抄本上增加了老师推荐的好几首诗，现在还记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在刘店中学的操场还有一场集会我印象特别，就是两个多月后的期末总结表彰大会，马宗炳校长做报告：要求我们勤奋学习、刻苦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需要人才，你们要努力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特别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亲，你是左倾，右倾，还是新时期的中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