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党项人逃跑线路图，是西夏留给历史的几个谜团中最吸引人之一。
康定，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这条路是党项人逃亡中最长的一条路线，也是目前被专家们关注、考证、认定最多的地方。在漫长的逃亡过程中，沿途留下了怎样的痕迹？描绘出了多少故事？那些没有归顺元朝政权而逃亡到康定的将士、王室成员、工匠、高级僧侣、皇妃宫女、高级官员们，怎么同西夏国一样集体消失，这一直困惑着中外西夏学者。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源头是古老的羌族。西夏党项人的逃亡，在经历了长途跋涉后来到龙门山一带羌族所在地域，现无法查实当时是有计划的疏散，还是长途迁移走得太累后的自由组合？一部份党项人留了下来，怀有去康定另立山头的迁移主力继续向前，留下的为了躲避蒙军的追杀而改名换姓隐藏下来，回到了先祖生活过的地方，其同族的血缘习俗关系很快融入归位，现四川汶川县西北边的桃坪羌寨较有代表性，走进寨里最引我入神的，是那里的石头砌成的古朴坚固的民居。当地有取之不尽的石材，在勤劳的羌民族手中，有棱有角的石头造型变得灵性起来。那里的理县、北川、丹巴一带林立的羌族八角碉楼，现认定为党项人逃亡路上留下的遗迹，这些高耸的石头碉楼既可以防御敌人，又可以居住生活，还可以进祭祀活动。龙门山一带，还原了羌族身份的党项人，现认定为世界上党项羌文化仅存的最后一块保护地（待考证）。
康定，已被中外西夏研究者认定为，是西夏人逃亡落地最集中的地方（待考证），原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地区分布在道孚、九龙、雅江一带，人口约有一万多的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起源西夏灭国后迁移来的党项族遗民。但我阅读到一些文字，2006年10月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一篇由路夫写的《康定，繁华的幽僻山谷》文章里，就这样写道：“在吐蕃势力的压迫下，（木雅）中的一部份曾经北迁，其中的党项部成为西夏国奠基者。木雅血脉不断……。”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等曾深入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调查报告《西夏遗民调查记》称：“发现了西夏灭亡后南徒的木雅人”。有史文献记载，党项羌在唐朝初期向北迁徙过的经历，那么，可以合理的推测，木雅人在康定地区早已承在，西夏原本就是融合了多个民族新的民族共同体，曾有木雅人随党项羌迁徙北上，并成为了西夏国建设者之一，西夏灭国后，已和党项人融合了的木雅人在战火中逃了出来，依然是靠血缘关系寻找可靠安全的新领地，还受着魂牵梦扰故乡的召唤，和党项遗民一起，横穿松潘草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今天被称为木雅的地方。他们到此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地方性政权，持续了20多年，至今在当地的民间中留下传说，他们把这个新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实际就是‘西夏王’的称号。公元1252年，元世祖忽必烈遵从成吉思汗要把西夏人彻底灭绝的誓言，亲自统军10万一路追杀，导致康定地区的西夏遗民再次向南或向西迁徙，稻城成了西夏人在蒙古人追杀的最南边的地方。往西逃到西藏的党项人，有一部分移居到了中亚地区。至此，西夏逃亡的主力从康巴藏区悄然遁迹。
蒙军在追杀中还有这样一些情节。《甘孜州志》记载：“忽必烈到达康定地区时，木雅色巫戎和岩州大头人率先迎降”。其木雅人的迎降，很可能就是原籍的木雅人，决不会是被逼得无路可逃的西夏人，因为，远从千里外逃亡来到康定有血性的党项人，不会纠结再换个地方生存。另有文献记载，党项人被忽必烈赶出境外后，康定原西吴（夏）王的子孙凭借这个边裔小政权，默默无闻地与蒙元王朝平行地存在一个世纪之后，于明初，曾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征讨盘据于四川重庆一带的明玉珍，立有战功。至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因嗣绝停止世袭，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有专家认为：“经历470余年才绝嗣的明正土司，就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我认为，西夏王国的延长是一个主观想象，蒙古人恨死了党项人的那支毒箭，那能让西夏势力存在呢？现在走到康定地区，只要问起木雅人，都说其是西夏党项遗民的后裔。这是无疑的，因为党项人在这地区20多年的统治，与木雅居民的融合，已产生了第二代，但是，木雅党项后裔和龙门山一带还原羌族身份的党项后裔，至今没有发现文字依据或有说服力的实物，只是传说和现实中的一些表象，可以熟识，成吉思汗和他的皇位继承人忽必烈，在种族灭绝上做得之成功，经历了470余年才绝嗣的明正土司，仅是对元朝统治无威胁的地方组织而已，西夏党项遗民的文明影响了他们制度，把西夏党项作为他们的精神向征和骄傲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史料文献的局限，考查访问的深入度或访问对象的选择，思考角度的不同，专家的结论和已形成的文字记载不一定就准确。在考证党氏起源时，我发现，由于蒙古人给党项带来灾难性的绝灭，以及元蒙时期的强权政策，导致了几百年的沉默造成历史资料的局限，使文化传承流失严重和传承中的消耗损失，再加之研究者把千年来发生的事件概括性的表述，这些都给后人造成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有些观点还得相信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能存有典型的中国式学问的通病，以讹传讹地在书堆里寻找历史的可行性。
党项人的逃亡迁移走过的地方，最养眼锐耳的故事算盛产美女的丹巴了。据说，其源流出至西夏亡国后，皇亲国戚、后宫妃嫔的迁移途经此地时，见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合宜，便定居于此，将富贵的血质注入这一方膏腴之地的结果，2001年，丹巴选出了一朵金花，二朵银花，五朵石榴花，具说还有一朵康巴之花，个个美艳群芳，赢得了“中国的美人谷”的美誉,丹巴旅游业从此直线上升，接下来就有专家出来认定了： “这些美人所以这样貌若天仙、天生丽质，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是当年彪悍英俊的西夏党项男人和逃亡到这里后，和这里生活的女性结合后的产物”。
丹巴美人谷民族寨子里的女孩，大脸大眼大高个，真的让我联想到西夏公主。她们在劳动中朴实的布衣透析出的不仅是村姑美，有种高贵的韵味从她们丰腴的体态、胯部，在扭转间婉娩的表现出来，雍容大方传递着那个消失的王室后裔的气韵。
那里还有个党岭风景区，地名来源有几个版本，我最能接受的是，“党项羌人南迁时在此境内经过，故留下‘党岭’一名沿用至今”。独特的地质、地貌与气候使党岭景区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状态，让所有人到此顿足。生为党氏人，心中更有历史风云的激荡和美丽感叹的情怀，玩得激情时，就想象当初党项人那样再来一次迁移。丹巴的县城建在山谷之间，傍依急流的大渡河，人口仅有几万人的丹巴县，就只有几条街，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也在这个边远的小城镇得到了体现，但同值化严重，步行街上伴随着广场舞看不到地域特色，仿佛全国的广场舞唱着一首歌，物流的迅速发展让在北京看到的物品这里应有尽有，不知道现任的县长，对本地民族特色的规化接下来有什么考虑？我穿过了县城的一条街，就想动身离开。
说起美女，就会联想到西夏公主和西夏才子。西夏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徙迁，是一个融合了多个民族新的民族共同体，羌、鲜卑、汉、回鹘、吐蕃、契丹、突厥、吐浑、沙陀及其他中亚西域民族均有部落融入，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多源多流的大杂烩民族，通婚是民族融合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经过几百年在一个区域的融合，党项人容貌和个性都很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有关西夏公主的故事很多，记录在案的就有元武宗(公元1281—1311年，世祖忽必烈曾孙，元朝第三位皇帝《元史。武宗本纪》)，这习惯于好女色的元武宗，就在党项贵族少女中选了一位妃子，这个妃子后来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元朝颇有点历史故事的元文宗（公元1304—1332，元朝第八位皇帝）。另外，还有西夏王朝的君主，为求得和平，将自己的一个女儿献给成吉思汗的故事。关于成吉思汗死的几个版本之一，说的就是西夏公主晚上一口搞定，其后公主跑到黄河边呼喊为民族报仇，投河自尽，这故事更多蕴涵是称赞颂扬西夏女子的特质个性，但拿着一代天骄和一小美女说事，可想800年前西夏美女和现在丹巴美女一样，响彻中国。
多民族融合的西夏，酝造出来的不仅是美女，还有才子。元朝初年忽必烈就说过:“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元史.尕儿赤传》），并下诏渴求西夏贤士入朝做官，他们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比较著名的有：元朝初期的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忠之子；西夏宰相和学者斡道冲，他的儿子斡扎箦担任凉州守将，为保全城中百姓的性命无奈出城投降，后被任用为元朝中心路管民官。他的儿子朵儿赤又被忽必烈看中，任用为云南廉访使。翰林学士高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
高智耀以科举入仕，曾向朝廷进言，要任用儒者，并强调“用之则国家治，不用则国家不治”。世祖忽必烈早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耳闻，即位后召见他并任他翰林学士。他又劝世祖提倡儒术。为了阐发他的意见，竟“反复辩论，辞累千百”，终于说服了忽必烈。他建议设御史台，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元朝有了正式的监察机关，使封建统治机构更加完善。
西夏逃亡迁移到陕西的党项遗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当时的现实状况没有给西夏人太多的选择，要么长途远征离开蒙古人统治区，到边沿的康定建立新帮，要么放下武器，选择中庸之道，不归顺蒙古人而融入蒙古统治区域隐藏。显然，迁移到陕西的党项遗民和迁往康定的党项遗民形式相同，都是投靠嫡亲来选择落地点，但目的切然不同。迁移到陕西的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西夏皇族成员和翰林儒士，他们落定陕西后，迫于蒙古人的高压政策而采取了缄口的生存策略，但他们继承着祖辈的品质，依然是“善学勤耕”，默默度过一年又一年，他们保持着“薄味养气，去怒养性，处抑养德，守清养道”的人生价值观，这是文化人的内敛和睿智。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民族，有许多民族特质、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自尊心，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辉煌的家国，他们选择了改名换姓，随族号而姓，改为“党”姓来纪念她，他们选择了狂暴风雨过后的平静，他们用智慧，逐渐的……从容崛起。
陕西的党项遗民，没有康定的军事故事和丹巴美女文化那样扣人心弦，但她的党项遗民的传说故事几百年来从来就没间断过。据《党氏族谱》记载（口述，族谱文革中遗失，待挖掘），“我们的祖先是西夏皇族的一支，西夏灭亡后，先人们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隐姓埋名，沿着党项人最初进入黄土高原的迁徒之路逃回陕北的横山、米脂一带，后又逐年南迁，定居在关中渭北地区。先人们为了让后世记住自己是党项人，改为党姓，一直沿袭至今。我们祖先由最初的一支后来繁衍成四支，组成四个自然村，称‘南党’、‘北党’、‘西党’、‘东党’。再后来，这些村子又陆续融进了别的姓氏，党项人逐渐被淹没在其他民族之中”。
这样的文字记录，包括目前各党氏支系中，祖辈传承留下的众多家谱，都是在元朝后开始记载，前族谱无存，也不知其渊源出自何处，对此现象合理的推测是，元朝时期，凡有关西夏的笔墨文字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再加之元朝时期，老百姓苦心竭力为了活着而奔波，哪会产生想法坐下来记下这苦命的日子。但是，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皇族的血统，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在我们党氏众多的家谱里，记载着我们和“李”姓是同祖，这是在告诉后人，我们党氏的来历和她的渊源，其历史原因是：（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党赤，重庆人，袓籍陕西合阳，重庆市政府外侨办在编干部，2002年到北京原国家建设部掛职锻炼留京，2005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课题至2012年结束，其后退二线，现国家科技部科技产业转形中心做地方产业服务。
——以上内容节选自党赤《陕西——西夏党项移民的集结地(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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