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也有过，便试着回忆，一个失眠的夜晚：沉陷于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绝望的处境之中，时间似乎无穷无尽的在延续下去。盲人的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夜晚，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醒来之后，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盲人醒来之后，仍旧是无边无尽的黑暗……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作为盲人的陈寅恪，更为珍视精神上的光明！
对于陈寅恪这般必成学术之源头的大师而言，以某学科的学术成就相较而论之，比之仅仅以身材之高矮或体型之胖瘦论人，有所类似。再以某一语种的语言写作能力论之，尤其荒唐，此种论法，如说司马迁或陶渊明之不能以英文写作因而算不得大师，因而是被推上神坛的类似。局限于学术的学着，历史上太多太多，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但要堪称大师，则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坚持且眼界开阔、眼光高远。大师之作，才能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大师，才能成为无数后人为之感佩的精神引领者。
精神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至关重要的自由。长期以来，精神才是真正的被禁锢的对象。
其实陈寅恪也是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和高度，针对人类这一整体，来进行研究的政治学家。史学不过是其着手处。文化学即政治学。文化才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层面。文化自身与利益是一体的，一切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文化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明此理，不足以与论政治。依赖军事、官僚体系，再强大的阴谋家，也只能谋一时，唯有文化可为谋万世。政治斗争最终还是会反应到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层面。人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秩序的活证，更是掌控文化主导权的统治阶层的创造物。从文化上控制人，才算真正的控制。毛泽东之革命，非止于军事、行政，更及于文化。反右运动和文革之用意，是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实为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大斗争。毛泽东更深的用意，是取代儒道佛，是一种新的精神价值体系的重建，这样一种精神价值体系，有着类宗教的性质，是本质上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的宗教的变种，是一种陈寅恪所不可能接受的一元主义的文化权力体系。反思毛泽东，才能理解陈寅恪。毛泽东时代的另类，文化战争中打不败的硬骨头，如陈寅恪，从肉体上消灭之，何其简单容易，可是毛泽东的用意不在于此。你可以从肉体上上消灭他，但就是无法打败他。当年的文革小将们，恼火之处也正在于此：没法从精神上打败他。
文革中的某些知识分子，与新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视为一种宗教体系与另一种宗教体系的冲突。但在陈寅恪这里，首先是一种宁死也不能接受一元主义的文化权力体系的态度。
陈寅恪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能够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待过去、今日和未来的人物之一。视野决定眼界。文化不止是意味着现在，实际也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多种未来可能性。一元文化，实际是扼杀了人类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人类史上奉行一元文化的大人物，如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等等，无不失败。人类的永久生存可能性，只能存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之中。
陈寅恪之历史研究，始终不脱离其文化视点。对其着眼点不明，则不明其意。陈寅恪表面上是在研究古代史，其实一直在研究当代史。我们对此之长期忽视，原因正在于我们仍旧处于陈寅恪所著之文化冲突史的同一时代。陈寅恪所述说的，实为延续至今的当代史。当其世，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英美文化和苏联文化侵入中国，迅速改变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几乎将原本的儒家文化挤压出去，前后有梁济和王国维为此悲愤自杀。我们至今尚且处于此文化亡国奴的时代，因而极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种悲愤。
仅仅以史学学术来论述陈寅恪，是国人之悲哀。说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可说是对他的最大误会。于陈寅恪，其实史学仅仅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已。历史不过其思想表达的方式而已。陈寅恪之史学，不过托史言志而已。陈寅恪真正的史学成就，其实在于前人所未曾详述或述之而深度不够的文化冲突史，历史倒影于人心，便可从容层层揭示。
撇开其坚持多元主义、誓死反抗一元文化霸权的自由精神不论；撇开其身残志坚，以年逾六旬之老弱病体而自强不息，惊天地、泣鬼神，盲后而仍能有如此成就，实为人类史上罕有之事实且不论；撇开其文革中大量失去的诗稿，这些诗稿的价值（以诗证史，说明他对诗的重视），以其残存的少量诗稿看来，其古诗成就远超其父陈三立，千年之后，或当与李白杜甫并列而无愧且不论；陈寅恪之艺术性、学术性、思想性，这文史哲三合一的现存精神遗产，已足以证明其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大师！对此，本人还将专文论述，不指出这一点，“后世浅薄者”终身不悟。
陈寅恪的历史著作，大多是文化冲突史，表达的是在当代的国际性的文化冲突之中，中国文化人对于中国文化应有地位的抗争态度。陈寅恪所哀悼的，是精神之死，是精神渊源和文化熏习的失落。生而无精神引领，死而无精神寄托，这才是真正的愚民，后世愚民们反思不出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的真相。我们需要的不是师夷所长而尽忘其本。我们需要一艘文化的诺亚方舟，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文化殖民时代的自由学人的真正理解。
没有陈寅恪这样的人，一个民族很容易形神俱灭。
世出伟人而遭遇误解和批判，原可理解。可是一些人批判陈寅恪，逻辑混乱而又牛头不对马嘴的，非明眼人却难以识别，似是而非的误导公众，比如译者李继宏之流。其文《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读后令人悲愤，故予以批驳。
一、“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一）世间多见以关系当官而已，至于以关系执教当时国内最为知名的学府，作为推荐者的梁启超，若无把握，岂能自损声名？岂能为其先辈之些小恩惠而冒此自辱辱人之风险？何况当时还有王国维、赵元任等众所周之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若以其比肩并列于并非真金的宵小之辈，岂能答应？当日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刘文典便对此便愤愤不平，认为此辈亦称教授实为对于自己的侮辱。对此民国往事，李继宏搬出政治背景来说事，并将陈寅恪之执教清华完全归原于政治背景，十足可笑！不但可笑，而且是对于陈寅恪学识和梁启超人格的双重侮辱！此话只能见得李继宏对于梁启超人品和陈寅恪学术全无认识。若此话言之成理，薄瓜瓜怎没当上清
（二）传说中的钱穆对于陈寅恪的批评，其实是一种误传加误解。钱穆对于陈寅恪之批评，现将原文部分引述如下：“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覆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
其实这种批评，未必确当，毕竟个人有个人之文风。后来者听闻钱穆批评陈寅恪，却未见原文，其实一见原文，往往不以为然。以学术为人生至高乐趣与幸福，而不以学术为人前显耀权威者，必有其自我沉醉之风，此为钱穆所不解处。其实以诗证史，也是一种自我沉醉的研究模式。对于陈寅恪而言，非但写作如此，讲课也是如此，任性陶醉起来，喜不自禁，眼睛也闭上了，口中却滔滔不绝。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采！钱穆之从读者易于接受的角度行文的思想，反应出来的是一种局限性，既限定了自己，更限定了他人。以此论及陈寅恪，恰恰证实其自我局限。陈寅恪显然着眼于更高的高度。其实，沉醉于自我而行文，人亦必沉醉其中而悦读之，且终必改造读者，并使之一同成长。改变和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来适应迎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与审美趣味。这种妥协是写作者之不幸。但这种道理，非见识超凡而绝不能领悟。这是一种拿商界案例来进行类比而更容易解释的思想差异。商界一味迎合消费者的话，世间永远不会出现苹果手机和汽车。其间思想差异，有一道从台式电脑到平板再到苹果手机、从马车到汽车的必须飞跃的鸿沟。二者优劣明显、高下立判！
钱穆致余英时之书简，恰恰证明，在眼光毒辣的高层精英文化圈之中，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之学术地位并列对等、处于同一层次，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共识。
（三）陈寅恪之不拿洋人的博士帽子。一则，是不能接受权威们强加的种种规则，诸如钱穆之流所谓文章的作法，就是一种关于何种作法优于何种作法的强加的规则的宣示；二则，也不能长久的将兴趣局限于一隅。“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境界岂是凡庸之辈能够理解？三则，其志不在此，陈寅恪海外所学博杂，目的只为扩大眼界，至于其专攻之术业，后来者所共见。
二、李继宏竟将陈寅恪之文化偶像地位，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
“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
李继宏此话足以证明：
（一） 李继宏孤陋寡闻，对于民国文化史毫无了解，不知陈寅恪于民国精英文化圈中众所敬服的事实，例子不用多举，如吴宓、俞大维、傅斯年、梁启超、冯友兰、金岳霖、王国维、刘文典等重量级人物，此为众所周知，公开文献中可查询，不作详述。
（二） 李继宏虽为译者，却为井底之蛙，文化认知局限于国内，而对于海外的陈寅恪研究一无所知。从一九五八年
（三）李继宏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认识水平很低，对于改革开放所必然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价值重估效应完全陌生。其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能力接近于零。改革开放在另一层面上，实际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价值体系的重估，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就如鲁迅这一类的新中国文化符号，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价值重估。
（四） 李继宏不能理解价值重估与打造偶像这两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别，是因为其思想认识水平极低所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地区被长期压制和遮蔽的重量级文化界人物如陈寅恪的价值重估，需要的只是一个引发公众文化认知之动能的契机，而非背后推手。
认真的研究，不难发现，凡是鄙薄陈寅恪的，其实都是在自我鄙薄，不过徒然彰显自身眼界的狭隘与思想的鄙陋。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物，何须被捧上神坛？只是回归其应有地位而已。成就其归位者自显其慧眼，而质疑者、贬损者，自显其浅薄、鄙陋罢了。
三、李继宏以其所沾沾自喜的外语水平来衡量民国大师，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
（一） 李继宏此话可以见得，李继宏似乎只认可一种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学术权威评判标准：以外文发表的论文数量、外语写作能力和外文质量审读能力，并将之用于民国国学大师的评判。李继宏认识不到，这一评判标准其实根本不适用于以汉语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李继宏也认识不到，在国学领域，其实语言阅读能力，对于学术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而外语写作能力和外文质量审读能力，对于学术研究本身，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提高识见、知见之层次与能力，并无助益。殊不知：陈寅恪之学术成果，自有翻译能力超凡之一代又一代翻译家代劳为翻译，又何须自己去苦苦翻译？使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固然可贵，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而言，更可贵的是原创性的研究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对于一个思想家和学术大家而言，阅读能力必要，包括多语种的阅读能力，也是必要的，翻译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次之，甚至于本国语写作能力，固然重要，但在具备表达确切的语言能力的前提下，过于苛刻以求之则为吹毛求疵。李继宏如此比法，一个美国中学生也可将大多数民国大师比下去了，我们岂不是要随意选一美国中学生作为大师？如此比法，足证其荒唐之至，极其幼稚，完全不懂学术，不能理解高层次的思想。
（二）从文化层面言之，其实陈寅恪就是中国的萨义德。他一生坚持长衫、古文。他一生坚信不移并用一生来论证与强调的，是在文化冲突的国际背景下，作为逐渐沦为国际非主流文化的东方文化，其所应有的价值。就此层面而言，陈寅恪在已经取得了供学术研究之助的多语种阅读能力之后，不愿意进一步精熟于某种外语，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四、李继宏竟以 “不会说上海话”为论据论证陈寅恪懂得多种外语只是误传。
“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
（一）“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一说，或属实。李继宏这段话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不该将此作为论据来论证陈寅恪懂得多种外语只是误传。所谓天才一说，对于陈寅恪，并不确切，也不公平。天才一语，更多的不过是失败者们强加于成功者而供以自我安慰的发明罢了。所谓语言天才，更是不当，或许陈寅恪根本没有语言天才，在上海多年却不会上海方言就是证据。试想：陈寅恪在视力方面，一则没有不利遗传因素。（这一点，不像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也读书很多，但博尔赫斯的视力不行，是因为家族遗传。）二则在陈寅恪视力受损的年代中，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更电子游戏机等等当代人沉迷于其中而导致视力受损的电子产品。所以陈寅恪的高度近视，并最终眼睛瞎掉，完全是因读书过于勤奋、刻苦所致。鲁迅此生骂人无数，包括不少昔日至交好友，甚至于亲兄弟，尤其对于文化保守人士，更是骂的狗血淋头。办刊刊载保守文章的吴宓，固不能免于鲁迅之骂，但同刊发表文章的陈寅恪，鲁迅却终身不敢置以微词。此实是出于一种对于在比较的量级和层次上压倒性的超越自己的真正的学识的敬畏之心！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和陈寅恪本为好友。读书时期陈寅恪的情况，鲁迅非常清楚，对于陈寅恪弟兄，鲁迅曾经感佩的称道：“你们兄弟都是如此，读起书不要命”。鲁迅的说法，即为陈寅恪不是天才的一个证明，他的学识是从勤奋、刻苦的学习中来的。
（二）试问：上海话对于扩大学术视野和提高识见、知见之层次与能力，有何帮助？
（三）陈寅恪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并不突出。但是阅读多语种文献的能力，当是确定无疑的，其著作就是眼界广博的明证。在那个年代，不具备阅读多语种文献的能力，便不可能具备如此广博的眼界。而其多语种阅读能力，多半由刻苦勤奋而来，并非出自所谓语言天赋。
（四）所谓提出证据云云，本质上为流氓笔法。一则陈寅恪之手稿，包括绝大部分的诗稿于文革中失去，众所周之，根本无法取证；二则语言阅读能力，原本无需证明，要求以外语写作能力去证明外语阅读能力，可谓无赖之举。
五、“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
既然李继宏如此称道，或者国内不乏如此推举陈寅恪者，仅以学术层面而论，却有拔高之嫌，但事实上，有识之辈所推重于陈寅恪的，于此方面，确当的说法是：“近代学者中，正式提出以诗证史，并取得重要成就者，当推邓之诚、陈寅恪” （卞孝萱）。为何不能说陈寅恪是文史互证或以诗证史的开创者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文史互证的学术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宋儒家对于《诗经》的研究和历朝历代的诗话著作，甚至还可往前推，而李继宏所谓“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的学术研究现象，相对汉宋儒家，也不算早。在此问题上，李继宏不无玩弄文字游戏之嫌。
六、李继宏指摘其学术成果纰漏，恰恰证明自身的浅薄。
“……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于此，不强与之辩，一切学术成果本不可能精美到无可挑剔，古往今来如是，何况陈寅恪之早期历史著作，草就于战乱年代，南北碾转，内地、香港、英美求医问药，颠沛流离，其间不乏书籍、资料、手稿甚至交付印刷之稿本遗失的情况屡屡出现，其间纰漏，必然会有。对此，真正的读者自能是非分明。
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李继宏指摘陈寅恪学术成果的底气何来？
其实对于陈寅恪之批评，倒也有一定历史渊源，最终害死陈寅恪的红卫兵当年就是批陈的先锋，李继宏不过承其渊源而已，而这一渊源也正是其底气所在。当然在这一底气的基础上，还额外添加了点可能的意内的诱惑。如果不是因为骂过鲁迅，现在谁还记得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