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大国。边疆地域辽阔，差异性大，与中心地带的互动关系复杂。国家长治久安，要在边疆。当今中国边疆治理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之中，由历史上的“背靠背”区域分居格局走向各民族民众密切往来的“面对面”状态。这一状态反映了国家一体化的趋势，有助于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同时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碰撞。解释问题是解答问题的前提。本文结合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的案例[①]，从国家一体化的角度对当下出现的大碰撞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国家一体化：由“背靠背”到“面对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民族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18世纪以后，各种因素推动着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各民族由相互分离走向紧密联系。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在他们看来，地理大发现，商业、航海业、工业的空前高涨，特别是资本的流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由此就发生了世界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一浪潮由于20世纪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的发明而持续深入扩展。

　　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一体化。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看，最初发生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封建社会。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③]。因为战争的推动和市场经济发展，一些欧洲国家从四分五裂状态中走了出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世界一体化，更加快了国家一体化进程，“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④]。

　　概括来讲，无论是世界一体化，还是国家的一体化，都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路径。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属于早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由秦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超大国家，国家的各个部分仍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中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明国家，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有“中心—边缘”的特点。尽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但多元中有主体——汉民族主体，呈现出多元—主一体性。汉民族居住在中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很大，特别是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正是由于边疆地区的“皇权”即国家统治权薄弱，造成国家战乱不断，中心地带的民族与边疆地带的民族交往表现为和平暴力互动，特别是差异性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秦朝是介于两大民族文明之间的混合体;汉代则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因此中国主体民族为“汉族”;汉之后到唐代，是两大民族文明的混乱和混合体;唐之后的宋代，恢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宋之后的元代，则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明代建立后，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明之后的清代，又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心地带民族与边疆地带民族的互动中所形成，只是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臣服。这种互动，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同时也植入了民族之间隔阂的因子，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心理，以至于到近代辛亥革命时，还以“驱逐鞑虏”为旗帜。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各民族民众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地域之内，基本上处于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背靠背”状态。

　　自18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不仅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席卷到一个共同世界，而且推动着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没有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就无法建立起统一的主权国家，形成国家整体力量，从而在世界立足。例如，20世纪初，日本策划的“满蒙独立”，正是外部力量利用传统中国的“统而不一”和“统而不治”，图谋对中国“分而治之”。而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又必然要求结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背靠背”状态，进入到一个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交往的“面对面”(Face to face)生存状态。

　　与西方国家首先通过经济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中国首先是以军事-政治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由此实现主权与治权的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的力量进入边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派遣大量内地干部到边疆地区工作，培养当地人成为拥护执政党统一领导的干部等措施，使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政治网络贯通。从治理的思路看，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属于在国家法律高度统一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国家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央领导地方的单一体制、地方的经济体制与治理基本架构都与全国一致，由此在国家治理上达到了“既统又一”和“既统又治”。国家权力不仅下了乡，而且也“到了边”。边疆民族地方不仅政治上由中央所统辖，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一部分政治精英与边疆地区的民众也实现了“面对面”的生活。只不过，这种“面对面”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服从中央的政治精英在边疆地区生活，并且他们直接掌握着民族政策。至此，各民族之间总体上作为“一家人”相安无事。

　　1990年代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将全国所有的人都卷入开放的经济过程之中，社会处于高度流动的一体化状态。在大量内地人流动到边疆地区，直至深入到从未有外人去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同时，大量的边疆民众也流入到内地。为了缩小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差距，政府还有意识地组织边疆地区的民众到内地务工。仅2008年，新疆就有二十四万多人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在工作、生活上“面对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

　　二、“面对面”：社会大融合中的冲突

　　社会大流动形成的“面对面”，无疑大大加快了国家内部的大融合。广大的社会民众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面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由此为国家一体化提供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促使国家建构的“机械团结”向民众生活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团结”的转变。

　　但是，历史性的大转变必然相伴随着曲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国家一体化进程是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双向流动，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的成员缺少对其他民族民众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缺乏民族政策意识。而长期历史造成的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在相互不往来的“背靠背”状态下不一定构成冲突，而在“面对面”的工作和生活中则可能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突。新疆“七·五事件”的起因便是由于新疆籍的民工与内地民工的冲突引起的。

　　民族是一种集“血缘、地缘、精神”为一体的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的意志形式，具体表现为信仰，整体表现为宗教”。[⑥]在中国边疆民族中，愈是宗教信仰强的地方，共同体愈坚固。而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宗教共同体三者迭加，则会使共同体有着超级的牢固性。这也是新疆、西藏地区边疆问题更为复杂的重要原因。

　　共同体是在相互分离的格局下形成的。它的存在表明，各个共同体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互不往来时可以相安无事，人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即使偶然性相遇，也会因为主客朋友关系而友好往来;但是，在因利益纽带构成的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中，其差异性及其由此产生的冲突就会显现出来。而在冲突中，蕴藏在人们心理深处的原始情感及其信仰就会被激发出来，成为在冲突中寻求民族认同的原始力量。中国的主体民族是农耕民族，注重的是经验理性和功用主义，缺乏超经验式的宗教信仰，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成为人生的信仰。而在边疆民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游牧民族。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持续不断的战乱、极其贫困的物质生活，使他们建构起了强烈的宗教信仰，以作为人生的支撑。这种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纯粹性和不可挑战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汉族人的不敬之词，在本民族成员之间可能只会造成个体之间的冲突，而在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则会引发一场民族之间冲突的原因。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间的民族冲突又会具有国际因素。由于与国家一体化并存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是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于相互交往之中，所以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往往会藉助交际网络的扩展具有了国际因素。特别是那些分布在不同国家内的族群，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自己的族群认同，并与国家认同产生冲突

　　三、在“面对面”格局下实现“心连心”

　　正如全球化一样，国家一体化也是不可改变和规避的大趋势。尽管全球化和国家一体化有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碰撞”，但总体趋势则是大融合、大联合。由于历史进步而回归自我，甚至向极端自我回归是没有出路的。在面临有可能出现的“大碰撞”的格局下，首先需要临危不乱，相信国家一体化中的“大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相信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大融合更是不可避免的。库尔班江叙述：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里学习。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由于长期历史分居原因，不同族群之间有自己的习俗信仰。如何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特别是因利而“结合”的社会互动中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由多元到一体，在“面对面”中实现“心连心”，是一个十分困难但又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仅是某一个族群的事情，而是所有族群都要面对的工作，特别是作为国家一体化主体的国家公职人员应对这一问题有足够的理论认知。

　　现代国家是公民国家。政治共同体高于族群共同体。国家法律高于宗教习俗。每个人是公民，然后纔是某一族群成员。传统国家恰恰相反，每个人首先是族群一员，国家则是可有可无的。对于边疆民族而言，以国家为上的国家一体化仍然是未完成的任务。而伴随国家一体化进程的，是充分尊重各族群的公民地位和族群特性，不可扩大分离。政治认同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既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内心同意。特别需要处理政治与文化、共同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特质。这一特质不是同时间发生的，具有时序性。其中，由于长期历史原因，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最难形成的。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首先追求政治上平等，同时在文化上承认差异。不得因为族群身份获得政治特权，也不得因族群身份受到不公正对待。在“面对面”的时代里，需要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政治精英了解国家和民族知识及政策，成为国家共同体的守护者和族群的尊重者，强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连结，努力建构起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心连心”理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