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州的笔架山下，竖立着一座巨大的汉白玉牌坊，上面镂刻着“昌黎旧治”四个大字。李嘉诚少年时期常常一个人来到那高大的牌坊下面，驻足翘望着牌楼上的四字，不过他那时还无法理解这四字的含意。直到若干年后，李嘉诚一人在香港支撑起“长实集团”的巨厦，才渐渐悟出家乡那幢刻竖于宋代的石坊，还有那建在城外半山间的孔庙，原来都表明故乡人对治学的崇敬和对经商的轻视。

李起英的长子李云章（李嘉诚父亲的堂兄），在民国年间就进入正式官办的学校读书。他进的是潮州当时唯一的一所公办小学，后来到广州读中学，也是公办的学校。这在李家书香门第中无疑是开天辟地的改变，特别让李起英无法接受的是，爱子李云章所学的再也不是晚清时代的八股文，而是当时在中国南方刚刚流行的日语。他还振振有词地对父亲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再不是从前的晚清时代。日本虽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却是东亚的先进国家。我们中国人如果想振兴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学习外国人的先进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学习日语的原因。”

李起英听说儿子要到日本学习经商，顿时气得下巴上的胡须乱抖，“真是世道变了，我就不明白，云章你怎么会如此堕落？你要知道咱们李氏家族几辈子在潮州始终都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人家，你懂吗？从咱们世祖来潮州时就极力反对经商。因为商乃奸术呀。一个有才学的人家，怎么可以与那些奸商们为伍呢？你这不是要败坏咱李氏家族多年形成的治学家风吗？不成器的不肖子弟，将来怎么面对李家的祖先呢？”

李云章为什么要学习日本商道？是因为一个叫涩泽荣一的日本人提出了“《论语》加算盘”式的经营理念。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他一生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500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

涩泽荣一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二样俱全。涩泽市郎善于家计，擅长经营，头脑灵活，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在村子里，涩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这样的家庭，有条件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

涩泽荣一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大约7岁时，又让涩泽荣一拜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亲戚为师，接受正式教育。10岁时，他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他儿童时养成的下意识习惯。

14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帮助自己操持家务，时常带他一起出去收购蓝叶。蓝叶是制作蓝靛的原料，决定着他们家生意的好坏。耳闻目染加上个人的悉心钻研，涩泽荣一很快就掌握了鉴定蓝叶的本领，因此没过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独挡一面做生意。现代心理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格外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儿童时期奠定的。凡是“早当家”的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少年时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人的性格是幼儿在牙牙学语之前的形成的，这似乎与中国的俗语“三岁看老”相印证。涩泽这样的家庭，从父辈的勤劳持家，潜移默化，到文化培养，再到现实磨炼，“成才”的因素几乎占全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并不仅仅是靠运气。靠的是大任降临之前的准备。涩泽的少年经历，为他日后的“大任”积累了资本。而日本的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传统，与缺乏这种流动渠道紧密相关。对于像涩泽荣一这样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在他们“出人头地”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涩泽在家里是顶梁柱，在村里面对的是人们羡慕和信任的目光，而到社会上则遇到的是难以忍受的鄙夷和歧视。

17岁那年，他替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因为他是农家子弟，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也许，涩泽改造社会的想法，就是在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和日常经历中萌发的。

22岁的那一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东京）会师结友。当时的日本，在欧美的侵略扩张面前，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不久，涩泽由熟人介绍,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这位一桥庆喜非同一般，任职京都守备，很快一桥又被任命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即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说起来，德川庆喜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而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原来支持他的法国翻脸，倒幕运动势力猛增，德川幕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还大政，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涩泽在德川家为臣时，谨守臣道，办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财才能，很快就被将军看中，深受信任。当德川庆喜于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时，涩泽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

赴欧洲游历的2年时间里，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涩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为了探索西方工业高度发达的奥秘，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懂得了西方为何强大和日本为何贫穷落后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国之路，从而彻底抛弃了以前盘踞在头脑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结束了多年来的苦恼和徘徊，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

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如果涩泽当时在国内，那他的处境就很难预料。而涩泽回国后，幕府政治已经终结，然而涩泽不管是经商还是当官，始终对德川庆喜保持着谦恭的臣子本色。德川庆喜十分聪明，交出大政后远离政治，热衷于摄影、狩猎和民俗研究。为了避嫌，他连旧家臣面都不见。松下幸之助曾在《用人之道》里写道：“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

涩泽荣一从欧洲回到日本的时间是1868年11月。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新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富兵强、殖产兴业三大治国方针，由此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变革和工业化的序幕。让涩泽没有想到，正在他满怀信心准备从事实业时，却接到了新政府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的邀请，请他出任大藏省的官僚，担任租税正。涩泽荣一不负众望，工作得十分出色。到了1871年，涩泽已升至大藏大丞，后又兼任造币头和大藏少辅等职。但此后没过多久，涩泽同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发生了冲突。

他决定辞官为民，从事他内心一直向往的工商业。从此他“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弃官从商之后迈出的第一步是创办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机构——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虽然名为“国立”，实际并非国营，政府没有投资，资本全部来自民间，按照股份制企业的原则来运作，在性质上属于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民营银行。涩泽荣一出资4万圆，按出资数量排列，他在71名原始股东中位居第12位，并出任总监一职。总监虽然不是第一国立银行在法律上的责任人，但按照涩泽同第一国立银行签订的契约规定，总监为董事会的议长，对董事会讨论的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并对董事长及董事拥有告诫和教育的权力，而被告诫者必须服从，不得抗拒。可见这份契约实际上等于把第一国立银行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全都交给了涩泽。不言而喻，这对涩泽来说既是一个极大的信任。

又过了10年，第一国立银行的经营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之后，效仿这一组织形式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大量增加，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必要性日显突出。在这一背景下，明治政府于1874年10月正式制定颁布了《股票交易条例》，开始着手培育资本市场。股份公司制度对于日本来说是“舶来品”，然而日本后来居上，股份制的普及过程比西方国家快得多。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合名公司为345家，占7.5%；合资公司为1668家，占36.3%；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可见，股份公司在日本由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普及，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没有这一奇迹的出现，近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将是难以想象的。而创造这一奇迹的人正是涩泽荣一。第一国立银行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他感到欣喜，但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行一业的成功，而是放眼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企业创办活动。

1877年涩泽荣一发起成立择善会。择善会，取自《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语，以表达“同业者共同的行动理念”。组织择善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促进银行之间的联系交流。

涩泽荣一之所以将自己的经营思想著述起名为《〈论语〉与算盘》，是受到一位名叫福岛甲子三的儒学企业家给涩泽7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刀、一个礼帽、一个算盘和一本《论语》。很明显，“刀”象征武士，“礼帽”象征商人，“算盘”代表经济，《论语》代表道德。

涩泽荣一的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士魂商才”的人格

他说：“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简单地说，士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为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虽然为人敬仰为民族的骄傲，可是一些工商业者却认为，如果以此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这种态度乃是只趋眼前之利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日本将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誉。所以，“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第二，道德与经济合一

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

那么，2000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

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与此相同，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的解释也是如此。例如他列举了一般人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解，说：“由此就认为孔子一味厌恶富贵，是荒谬的”，并举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孔子的言论，说明孔子重视富贵的价值取向。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第三，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涩泽把“利”区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他对于公益的定义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时候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涩泽认为，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

他首先强调树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他明确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涩泽认为：“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他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涩泽对“公与私”的关系这样论道：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为公益之私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之私利。商业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

在涩泽自己的解释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点是导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这一点在涩泽的思想中最为闪光。涩泽的“公私关系论”，主旨是伸张商业经营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价值伦理，树立了企业家作为近代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伦理精神，这也是涩泽经营思想的本质目的。

第四，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

涩泽还补充道：“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在这里，涩泽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同时，他指出这种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涩泽经营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轻商”的传统，很多青年人投身于实业界，推动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涩泽荣一的救国主张显然已经深深打动了李云章。数年以后，李云章获得了商学博士学位，再次回到潮州。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挂起了经商的旗帜，为书香门第的李氏家族打造出一方商海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