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千年来，农村精神信仰的基础，往往是由掌权人在建立政权的时候的某种许诺，而这种精神信仰是极为复杂和多变的。例如农民一方面听从于盛世时代如唐太宗、宋太宗以及康乾盛世等开明时代的政权政策，跟着朝廷一起发展和享有成果。另一方面也会听从于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追求人人平等、分田分地的精神鼓励，反对朝廷。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赖以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而吸引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向往等等。农民的这种精神信仰特点就是：没有太长远的思考，当前谁的想法对自己有利，就听谁的。
解放后，新中国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出现了高度的失误，硬生生改变农民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识，例如大跃进，例如上山下乡，例如文革等。农民凭着对解放前的信任，继续相信并努力执行。但结果是，农民受到了精神冲突的伤害，也受到了物质需求冲突的痛苦。而国家也因此一度陷入危机。
改革开放扭过这一切，从以精神为主到物质为主。强调容许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共同富裕。只不过富裕的目标实在太远，那就奔小康。在奔小康的同时，追求贫富在这个社会的包容与和谐。
可以说，这是当前引领农民奔向新前途的正确策略。而政府在这方面似乎一招鲜吃遍天，处处都强调物质建设的首要性，也过于以物质建设的成就来评定和选拔农村的基层干部。而在过去受到挫折的集体主义、集体精神，一直不敢过于去触碰了。集体生活，集体信仰和集体主义等精神文明于是逐渐遥远、缺失了。而这个时候物质又得到过度的丰富，于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失衡也就产生。
于是现在农村的精神生态环境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精神的贫乏支撑不起物质的富有。城市人压力大，抑郁的人多，自杀的人多，但毕竟城市还有丰富的文化娱乐和发达的媒体来疏导。农村竟然也开始变得跟城里人一样压抑和浮躁，而农村缺乏城市的疏导工具，因此，农民的精神健康受到了极大的煎熬，容易冲突和采取过激手段是一个后果，精神病和自杀的案例增多也是一个后果。
农村的精神生态文明失衡，后果很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往往由此产生。所以，重新对农村精神生态文明的重视，显得迫在眉睫。这也应该是农村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