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东方古老城市的典范之一，它具备了“封闭型城市”的一切要素。自元大都到明清的北京，直至今天，其同心圆放射状结构一直没有改变，行政结构与城市结构高度吻合，城市以紫禁城原点为核心向四周扩散，每一个由城墙、城门、护城河、大街构成的圆圈，就是一道防守的屏障。交织在其中的胡同和院落，犹如老城的筋骨，使环形层叠的防守屏障更加坚硬无比。北方漫长的冬季，使老城长期保持一种冻僵的表情。

　　20世纪90年代，“环线”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环线”是对三环以上的现代化道路而言（没有“一环”之说，“二环”也是可有可无的称呼，它有德胜门西大街、东直门北大街等其他称呼）。环线采用了与老城相同的结构方式，环绕圆心向外扩散，并依然保持单一中心的结构。但它并不完全是老城的逻辑延伸，它通过将老城变成废墟而扩展自身。“加速度”就是它的方法论。与老城缓慢的节奏和僵化的秩序相比，环线在速度的催促下，呈现一副既活跃又混乱的面容。环线喧嚣时刻，正是老城梦醒时分。环线用速度摇醒了老城。速度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它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双重围剿。作为历史，老城的确苏醒了；作为现实，老城却一直在晕眩之中。用辨证的方法对半梦半醒的老城意象（它的布局和演变所隐含的意蕴）进行识读和解析，是当代城市批评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今天，老城在环线速度的重重包围之中突然精神焕发。伴随着环线数目的增加和速度的提升，“老城股”也在不断地上涨。四合院和胡同建筑的颓败，恰恰成了它身价百倍的理由。有着收藏癖秉性的现代货币资本，钟情于剥落的老砖和发霉的墙面，仿佛是现实对历史的“救赎”。于是，在胡同的废墟上，一座座现代建筑拔地而起，到处都是资本欢娱的场所：国贸、东方新天地、新世界plaza、时代plaza、SOGO、IKEA、CARREFOUR，“环线意象”化整为零，楔子一样分布在老皇宫的四周，就像现代资本遣出的密探，以防“胡同意象”死灰复燃。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环线”的价值了。但历史的亡灵在金钱和速度中的复活，让一些人激动万分，也让另一些人沮丧不已。于是，对古老城市历史的理解，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伴随着遗忘的速度和资本，另一种是伴随着记忆的愁思和缅怀。前一种方式作为强势话语，就像古城的老砖一样坚硬。后一种方式作为弱势话语，就像胡同里的吆喝一样绵长。

　　在老城剧变的过程中，“反对派”通过童年记忆，遥想着胡同和帝国的笑容，“古老恐惧”通过回忆变成了“童年诗篇”。这是他们对“现实恐惧”一种独特而曲折的回应方式。但对记忆中的老城形象的唠叨，既不能阻止老城的变化，也不能洞察老城与环线交织的形式秘密，只不过为喧嚣的城市旋律增添一个微弱的声部而已。“赞成派”并不吱声儿，他们在实践层面上用规划、数据、钞票、技术发言。环线上震耳欲聋的打桩机就是他们的声音。就这样，老城（权力）与环线（资本）越来越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在环线的支撑下，老城原有的屏障依然存在。同时，在老城外围的环线上，一个崭新的屏障已然形成，那就是伴随着高科技、高成本、高学历、高职位的现代速度和现代资本。老城当然并不会变成环线，它必须要保持老城的派头，否则就可能被环线吃掉。零星的拆除是无法避免的，那是为了更好地建构，但维持原状却更为重要。在这里，“历史修葺学”成了关键的学问。修葺就是将老城中那些被“环线”破坏的部分，按照元大都的样子重新修复，以保持建筑中轴线与权力中轴线的高度合一。

　　在这个新的同心圆结构中，环线越是兴旺发达，老城的地租越是高涨。只要不改变行政结构与城市结构重合的状况，就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老城的“历史地租”。但也有少量的特例：同心圆外围的局部地段，在国际性事件（奥运会、CBD、尖端科技区）的刺激下，一反常态地改变了地租的现状。这些局部地段地租的反常升值，就像疹子一样突兀，它试图打破顺着同心圆和环线而形成的地租等高线的平缓趋势。因此，在当代城市批评学的视野里，老城不仅仅是一堆古建筑和一张文物清单，环线也不仅仅是数字、速度和技术。当“老城”以一种新的形式、新的姿态、新的抱负，融进了“环线”辨证意象之中的时候，它们都前程无量。21世纪的城堡固若金汤。

　　北京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乡土文化和权力文化合一的特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古老的传统建筑、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主义建筑、后现代建筑并置在一起的局势。与此相应的是四合院中保留的老贵族和老农民文化（“遛鸟文化”），社会主义大院中保留的新贵族文化和新农民文化（办公室和单位的“斗争文化”），现代建筑中孳生的商业和白领文化（现代商品社会的“消费文化”），还有出租屋里的游民文化（草寇式的“冒险文化”）。这种文化杂交状况使得北京最古老也最现代，最前卫也最保守，它既富裕又贫穷，它有文化也没文化，它最奢侈也最吝啬，它的脸上有着一种温情和冷酷交融在一起的表情，它同时具备市民和农民的双重基因。

　　在使馆区附近的秀水街，在红桥市场里，你可以听到农民商贩满嘴的英文粗话；在王府井和西单的小巷里，你可以闻到哈根达斯、卡布基诺、美国薯条中掺杂着猪下水和羊杂碎的气味，还有“夏奈尔5号”和臭脚丫混合的气味；喜怒无常的老市民，一手提着蒙上了黑布罩子的鸟笼（里面囚禁着八哥、百灵、黄雀），一手牵着纯种爱尔兰梗（反犬旁）狗、拉脱维亚狐狸狗或杂种沙皮狗；居委会治安道德联防队和裸体酒吧并存；清洁工可以在街道上同时发现洋狗的粪便和拉车驴的粪便；宝马车、电驴子、自行车、人力黄包车都自信地在大街上游移；还有舌头不听使唤的僵硬“北京话”，洋人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

　　遛鸟文化、斗争文化、消费文化、冒险文化就这样杂交在一起。

　　在这种杂乱无章、彼此冲突而又交融的城市表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结构形态，就是“外城内农”的结构，也就是“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构。它越往环线越现代越城市，越往老城越传统越农民（或者说它表面上是城市，骨子里是农民）。这种模式当然不是单一的同心圆结构，而是由无数个小环线构成的平面蛛网结构（或立体蜂窝结构）。这些小环线的边界就是网络交错的街道，街道上是城市的，街道围起来的居民区就是农民的。外部的城市结构框架之内，充填了大量的农民文化及其变种（比如享乐主义的贵族遗老文化、不事生产的农贸市场文化）。城市模式在老城农民文化和外部遥远的农民文化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这道屏障的实质，就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现代科技和商业文化。

　　城外当然还有地域更为广阔的正宗农民文化，它与城市核心部位的农民文化遥遥呼应，心有灵犀。唯有通过“空投”的方式（常常是凌晨4点就开始了），城外正宗的农民文化才越过了城市这道巨大的屏障进城了。两种农民文化在大白菜、肉夹馍、羊蝎子、臭豆腐、麻辣小龙虾面前胜利会师。这种农民文化的游兵散勇，让环线的“城市正规军”防不胜防。尽管如此，它依然无法改变“城市包围农村”的战略格局。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包围农村”，当代文化走过了一个怪诞的轮回。

　　在农村和城市的交接部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役，城乡矛盾才得到了缓解，农民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才在中心城市得到了确立。而“城市包围农村”的战略转移才经历了20多年，在“城市化”这一新的战役中，一些地区的老农民文化几乎全军覆没，被一种城市化的新农民文化所取代，比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现在，只有北京的农民文化还在城市环线之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就是说，农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矛盾冲突还在紧张地较量，这种矛盾和较量的对峙状态，才是“城市包围农村”战役成立的前提。它需要坚持下去的韧性，持之以恒的决心。

　　在“城市包围农村”的宏观局势之下，杂交文化使北京更加丰富多彩、变化莫测、喧嚣不已。它让我想起了作家奈保尔笔下的新德里和孟买。这种城乡多文化对峙的格局，有时候还充满了创造力。比如它能将“老北京一条街”装点得像巴黎圣旺的跳蚤市场一样。比如它能够将“家乐福”和“宜家”转眼变成中国的农贸市场。比如，它能够将农业文明的产品商业化，它还能够将机械复制时代的廉价物通过泥土和铁锈的涂抹而古董化，满街都是古董商，出卖的全是文化！完全城市化只能使一座城市充满了消费的狂热和欲望的喧嚣。“农村包围城市”，只能使一座城市生产化、生活化，丧失消费的兴趣。只有“城市包围农村”，才有一种生产和消费、积蓄和浪费、粗暴和文雅急剧碰撞的奇异形式，才有文化（历史、权力、对抗）和商品（消费）之间魔幻般的转换。在这一点上，北京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