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东南亚所处的基本情势如何？一方面它是当地最小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处于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之中。新加坡领导人长久以来可谓朝兢夕惕，每每以此提醒本国人民要有忧患意识。

　　开国之初，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团体就不讳言新加坡最大的安全担心是马来西亚重新控制新加坡——尽管新加坡的独立本是被迫为之，算是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另外一个心腹大患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攻击。1963年，在新加坡尚是个自治区的时候，印尼外交部长就当面对李光耀表示，新加坡的高楼大厦，全是用“通过走私从印尼人那里偷来的钱”盖的，“不过无所谓，总有一天印尼会回来照顾这个国家”。印尼这种立志要接管新加坡的态度，让李光耀觉得不可掉以轻心。

　　1965年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是新印（尼）关系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当年3月10日下午3时，两名印尼海军军官在位于新加坡繁华商业地带乌节路的汇丰银行大厦（现称为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造成3死23伤。这件事其实名义上并不是针对新加坡，其大背景是当时的马印对抗，即印度尼西亚反对正从英国独立出来的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当时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对其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从1963年到66年，仅新加坡就受到42起此类恐怖攻击。

　　影响新印关系的不在于爆炸本身，而是对凶徒的处理。两名涉案印尼军人在新加坡法院被判处死刑，后到马拉西亚和英国枢密院上诉未成功，1968年7月，英国枢密院维持原判，这两人等待被处决。这时候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事情成为新加坡与印尼之间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两国关系如何定位平衡如何维持，要从这件事情开始做起。

　　印尼当时刚经历过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强烈反共的陆军总参谋长苏哈托，利用政变篡夺了魅力型领袖苏加诺的权力，于1968年成为第二人印尼总统。苏哈托以肃清左翼为名，在全国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几十万华裔遭到强暴和屠杀。虽然新加坡不是共产主义当家，但作为华人国家，天然地遭到排斥，这也是新印之间的另一个阻碍。苏哈托初夺大位，气势如虹，也不能任由本国军人因为承担作战任务而在外国被法庭判处死刑后处决。李光耀如何处理与印尼关系，成为弹丸小国新加坡建国之初外交上最大的考验之一。

　　总的来说，李光耀在处理与印尼关系上展现了很强的个人色彩，其中有些风格他终生奉行。李光耀风格的第一要义是坚定地坚持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新加坡此前已经释放过43个袭击新加坡的印尼军人，但那些人都是在有机会行凶杀人之前就被擒获。这次苏哈托派出一名将军来新加坡，照例请求特赦两名军人。但李光耀认为，“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但是新加坡本身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终究没有同意特赦，这两名军人也在1968年10月17日被处以绞刑。

　　这件事立刻在新印两国关系中引发破坏性后果。死刑当天，400多名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还闯入新加坡驻印尼大使馆和大使官邸打砸抢。第二天，印尼军队在靠近新加坡海域举行军演，高级将领表示要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同时，印尼政府宣布对新加坡进行出口限制和贸易制裁。在印尼各地都掀起了反华暴乱，印尼朝野纷纷要求全面抵制与新加坡的船运和贸易活动。

　　但新加坡未做任何让步，事后也未道歉，反倒是印尼自己主动开始平息激烈事态。印尼外交部长警告本国人说切断与新加坡的贸易联系有害无益，一个多月后印尼又解除了对新加坡的贸易制裁。但是，两国关系还是进入冷冻状态。

　　为了本国的长远利益，新加坡力争在不失尊严的状态下改善与印尼关系。李光耀派遣善于交际并了解印尼文化的李炳才出使印尼，后者与印尼军政界要人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在1973年李光耀正式访问印尼时，他根据李炳才的建议做出了两个安抚印尼人的姿态。一是穿上被印尼人视为国服的峇迪衬衣，二是特地到那两名被新加坡处死的两名印尼军人墓前撒花。根据爪哇人的信仰，死者为大，墓前撒花能够安抚亡魂。此举使整个印尼军政界满意，苏哈托也高兴异常，被认为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1974年苏哈托到新加坡正式访问，和李光耀成为好朋友，新印两国也变成友好国家。

　　与苏哈托的交往也反映李光耀外交风格的另一个特色，即异常重视与重要国家领袖的个人关系，力争在不卑不亢基础上成为后者可以信赖的朋友。李光耀第一次与苏哈托见面是在1970年的不结盟峰会上，会后特地到苏哈托下榻的别墅拜访求结交，以本人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精到见解给后者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这也是李光耀在结交其他国家领导人所使用的“惯技”。他并不期待以个人魅力或者金钱礼物来打动别国领袖，而是力争自己在分析见解上对他们有用，成为他们可持之以恒信赖的“诤友”。以这种方式，李光耀和印尼、中国及欧美诸多国家的领袖都建立了特殊的个人友谊。

　　李和苏哈托的关系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第一次见面后，苏哈托就发现和这个他本不待见的小国总理在关系本地区的危机和发展上，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当然，这建立在他们都强烈反共的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此后他屡遣高官来新加坡咨询李光耀。1973年访印时李光耀在两名军人目前撒花的姿态，让苏哈托大为感动。但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在苏哈托最担心的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输出革命”问题上表现出毫不含糊的立场。李向苏哈托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要通过他们的代理人马来西亚共产党摧毁新加坡。我誓言不让他们得逞，更无意让中国势力深入东南亚”。李光耀认为，这是他和苏哈托“双方取得的关键性共识”。从此后李光耀和苏哈托成为互相信任的政治好友，开始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历程，这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友好水平。

　　李光耀外交风格的第三点是，始终以新加坡本身的实力和价值作为后盾。由于建国之初就同马来西亚和印尼处于对抗状态，且这几个国家频频爆发反华暴乱，新加坡政府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支在区域最先进的装甲部队，并秘密延请以色列教官来训练新加坡武装力量。李光耀称，“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种种努力之下，新加坡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一支以华人为主（这符合新加坡的人口种族比例）的军队，有着地区最先进的武器。1969年新加坡国庆阅兵，新加坡装甲部队的精良装备在马来西亚引起很大震动，以至于部分马来西亚人开始倒过来担心新加坡会入侵马来西亚，让人一时有天地颠倒之感。

　　在对印尼关系上，从实力角度，李光耀打的更多的是经济牌，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实力能够对双边关系有用。1968年处决两名印尼军人后，印尼很多人要求重新检讨与新加坡关系，但是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则针对印尼本身港口的劣质设施提醒印尼人务实考虑自己的“有限能力”，足以说明当时印尼对新加坡更高水平的海港的依赖。苏哈托上位以后，总体上并未对外采取扩张姿态，而是致力于印尼自身的经济发展，在1972年曾派遣最资深部长见李光耀，请求新加坡支援印尼经济建设。1974年苏哈托第一次正式访问新加坡时，也公开提出印尼需要新加坡的技术和资金。新加坡的经济实力，无疑是新印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撑。

　　上述李光耀在早期处理新加坡与印尼外交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三个特点，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些特点一直体现在李光耀政治和外交生涯的始终，一以贯之而又灵活多变。实事求是地讲，它们是坚定的信念、直率有担当的个性、务实求利的精神、善于权谋的才能和不计虚荣和面子等诸多品性集于一身的结果，在别人身上很难复制。但话说回来，这其中的务实有原则有担当同时有分寸的成分，确是任何国家的外交工作都需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