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借鉴供给学派理论观点的必要性
1.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所面临的特殊时空背景，需要运用供给学派的理论来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如前所述，作为近年来拉动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房地产产业出现供过于求，是导致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最终爆发的导火索。有鉴于此，与亚洲金融危机系由国际投机资本跨国流动及国际贸易不均衡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同，解决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全球实体经济领域必须出现一个取代美国房地产业、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通过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通过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的重新调整，达到全球供给和需求的新均衡，才能使全球经济真正地走出危机，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复苏。而全球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供给，因此，可以预计，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特殊环境，需要运用供给学派的理论来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的观点。虽然多年来，我国一直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但从实践中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继续延续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运行格局，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屡禁不止，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导致上述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于经济干预过多、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多年来侧重于以“需求”作为主要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控偏向等因素有关。而根据供给学派的相关理论，该学派强调政府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强调政府减税，给予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实现企业经营的完全市场化；在宏观调控领域强调供给，即通过调整供给来调整需求，最终实现供需均衡。从我国具体国情来看，供求学派上述理论对于调整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第二、我国贸易结构不合理及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不均衡，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的理论来加以调节，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在我国贸易总量已实现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应对人民币升值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不确定因素的冲击，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提高我国出口贸易技术含量，是增强我国出口贸易全球竞争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个目标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调整供给，为此，供给学派的观点将在实现我国贸易结构调整、升级和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凯恩斯侧重于“需求”调控所表现出的种种弊端，需要我们借鉴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相比，凯恩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理论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决定了凯恩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面临诸多因素制约，很难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从中美运用凯恩斯投资理论刺激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差别：首先，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运用凯恩斯理论刺激经济所消耗的钢铁、水泥属于全球朝阳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而目前在信息化所主导的科技创新时代，钢铁、水泥已属于夕阳产业。这种差别要求我国在投资项目选择上要更多偏重于科技创新型项目,偏重于由新技术带动的一批新兴产业；其次，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源并不缺乏，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资源瓶颈制约。这种差别要求我国在投资项目选择上要偏重于能耗少的新兴产业如服务业等；再次，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有一套科学的项目论证体系，由此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新投资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目前中国在投资项目决策上的科学化程度仍然不足，“跑部钱进”依然成为地方政府争取项目的主要方式，其很难保证新投资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很难杜绝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现象。这种差别要求我们在投资项目立项上要进行科学论证，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最后，上世纪美国已经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项目建设投资核算体系，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理论边际消费倾向下的政府投资发挥乘数效应，而目前中国投资项目核算仍不科学，如果在项目建设中不能最大限度地运用投资资金、加强投资项目监管，其一方面会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投资资金向个人转移也会使投资乘数效应达不到理想的调控状态。上述差异决定了运用凯恩斯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能完全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适当借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
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运用供给学派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可行性
1。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预示，供给领域爆发的产业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力是决定人类进步的最终力量。从世界工业化发展进程来看，人类每一次进步、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终推动力都在于供给领域所爆发的产业革命。迄今为止，世界工业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世界工业化以蒸汽机的使用即机械化为主要标志，推动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第二个阶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电气化成为世界工业化的最新标志，人类从此进入电力时代，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第三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自动化和电子化为标志，人类进入第三次产业革命阶段；第四个阶段，即在20世纪末期，以信息技革命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将人类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信息产业技术革命对于全球经济拉动作用的逐渐削弱，在供给领域出现新兴产业，是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动力。
2。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运用供给学派理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不确定因素的冲击提供了理论支持。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名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明确指出，“随着物质装备的增加、文化变为更加复杂、常规束缚削弱以及新产品的知识逐步扩散，欲望的扩张也随之增加。而新产品知识的扩散很自然是欲望扩张的关键所在，因为正是这种知识的扩散推动了那些破坏常规与改变物质环境的势力。要了解欲望如何更富于伸缩性，我们必须了解新产品的知识是怎样扩散来的。”[1]。刘易斯这种表述在很大程度上预示需求扩张的前提在于出现新的供给产品。刘易斯同时指出“不发达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进行技术研究，对它们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状况的一切事情都要进行技术研究。”[2]这段描述对于目前我国通过科技投入的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式赶超，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刘易斯还指出，“如果新的知识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于生产上，它必须是既新又有利可图的”。[3]在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逐渐削弱背景下，全球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的关键在于开展新一轮技术革命，而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供给密切相关，因此，运用供给学派的观点在供给领域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是可取的。
根据熊彼特（J.A.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也就是创新。创新包括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第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第三、开辟一个新市场；第四、控制或掠取了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第五、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 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 [4]熊彼特关于创新推动发展的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在供给领域发生新技术产业革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人类生产力发展现状为运用供给学派理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不确定因素的冲击提供了可能条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爆发的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步削弱的背景下，全球经济要再次实现快速增长，其主要解决路径在于两点：一是在物质形态经济领域爆发新一轮科技产业技术革命，二是在非物质形态经济领域，实现人类由物质形态生产和消费向非物质形态-精神产业生产和消费的过渡升级。就物质形态的科技产业革命而言，理论上而言，当前在科技领域爆发一轮新的产业技术革命，通过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推动生产要素的重组，形成新的市场需求，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是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全面复苏的重要动力。从实践中来看，目前人类在新能源领域和基因工程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极有可能在上述领爆发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的爆发必将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因此，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由于缺乏引擎而增长乏力的现实，全球各国应运用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或科研机构加大对新能源和基因工程的研究力度，力争使这些研究成果早日产业化，使全球经济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就非物质形态的精神生产和消费而言，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物质生产完全可以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需求，其一方面为人类由物质生产和消费向精神生产和消费升级过渡提供了可能条件；另一面，在生存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追求非物质形态的精神生产和消费，也将成为人类自身不断发展进步和克服自然资源瓶颈约束的必然选择。可以预计，未来以文化、艺术、娱乐、道德情操等为表现形式的精神产业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