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本人“三观”修正影响最大的人是简·奥斯丁，这是一个令我自己都会感到吃惊的结论。但当我试图找出过往思想的某些时刻，却不能不长时间驻足于这位18世纪“70后”的英国女作家面前。

她让我发现了“日常光线”！盘桓在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客厅闲聊、社交聚宴、郊游野餐、乡村舞会，她的故事从身边信手拈来，发生在肉眼所及的范围之内，甚至距离更短，是在耳际之间。

“郎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阔少爷，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听说他星期一那天，乘着一辆驷马大轿车来看房子，看得非常中意，当场就和莫理斯先生谈妥了。”

这是《傲慢与偏见》的开头，班奈特太太对丈夫说。她已经得知庄园的新邻居是一位单身，班奈特夫妇有五个待嫁的女儿，一场丰富深邃的心灵戏剧就要开始。但是，它们却以如此寻常的方式来揭幕：朗格太太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呵呵。身为讲述者，她仅仅处理平常人能够掌握的信息，从她们的耳根听来或者肩膀上看过去便可。

弗吉尼亚·伍尔芙对她的这位女前辈评价甚高，多次提及她写得“具有深度、美感和复杂性，甚至庄严”。本人尤其中意伍尔夫写的这两句：她“不会让一片热情的迷雾遮住事物本身的轮廓”，以及“她描写一个美丽的夜晚，可以一字不提月亮”。

奥斯丁就近去看！只看每一位平凡人都能够看到的对象：从裙服到人脸上的气色以及家具茶具窗帘小摆设，这些物件长宽高的比例、质地或色泽、摆放的位置等等，一如它们在正常视力之下所见到的。对于她的人物也一样。伊丽莎白和达西们并不在遥远的世界中搏击，她（他）们只在自己身上横冲直撞，她要做的是让她（他）们各自回归本性。奥斯丁始终与她笔下的人物保持一种旁观的距离，不仅看到她们的弱点，而且提供她们成长转变的空间。节制让人“甜美”，任性让人刻薄。

这与我接受的教育如此不同。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被引导运用正常光线去看待事物，叫出它们的名字，描绘它们的形状，称呼它们的颜色和找出它们各自的界限。“黑暗的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再不就是“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见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年少的我有一次在阳光下行走，迷迷糊糊地想到旧社会天上也会有太阳，那太阳也会照耀在大地和树枝上，自己先吓了一跳，是不是有点“反动”？

我们的眼睛被训练成熟悉黑暗比熟悉光明更甚。许多事情都是在黑暗中发生的，在黑暗中才会冒出一点东西来，在黑暗中才有真正的存在。刘文学在辣椒地里抓到地主，是因为地主趁着黑夜的荫蔽，他与黑夜结为一体。其实这是矛盾的，一方面黑暗是坏的、罪恶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光明的母亲，从黑暗中才会升出新世界的形象。“黑咕隆咚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摩尼教的二元论在这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一种无限生长的辩证法。越是黑暗，越接近光明。黑暗有多黑，真理有多真。黑暗有多深，光明有多长。黑暗有多罪恶，光明有多纯洁。破晓时分，正是黑暗与光明搏斗的时刻，循着黑暗的步伐，就一定能够找到光明。运用黑暗的幕布，就一定能够捕捉光明。

从黑暗中诞生的过于强烈的光线，并不能让我们看清周围的世界，它本来就不是为了照亮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人们的面庞，除非背后隐藏着什么。

1966年的文化革命，对我来说，是从这样一个时刻开始的：哥哥把我拉到墙根，手上拿着一张“大前门”烟的香烟纸，说上面大前门图像里藏有一个“蒋介石万岁”的字样。十一岁和十岁的兄妹俩头靠头，在那上面研究了很久，似是而非地发现了“蒋介石”三个字，就是没有找到“万岁”。这件事情印象之深，你现在拿一张大前门的香烟盒子来，我还能给你拆开找出在当时高度忌讳的名字。

那个年代人们到处在挖掘——隐藏的敌台、委任状、金条、各种“四旧”、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五花八门，非挖到“底下”某个“罪恶”才算数。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不可信任的，也是不可停留的。日常光线下的世界，从我们面前移开了。

要么从远方来，要么到远方去。文革时期样板戏中有一个叫做《龙江颂》，关于在农田抗旱时丢卒保车的问题。其中的大队长李志田为局部考虑，党支部书记江水英引导他要视野开阔。台词是这样的：

江水英：（热情地）志田，抬起头来，看，前面是什么？

李志田：咱们的三千亩土地。

江水英（引李志田踏上水闸石阶）再往前看。

李志田：是龙江的巴掌山。

江水英：（引李志田登上闸桥）你再往前看。

李志田：看不见了。

在这出中国歌剧中，李志田是一个短视的主观主义者，江水英代表了超出自身之外遥远的和“客观”的真理。但实际上，江水英才是一个更大的主观主义者。李志田起码能够称呼眼前的事物叫什么，认出它们是“三千亩土地”或“巴掌山”山头；江水英目光所及，那些意识形态的呓语，只能由她才能释放得出来。她从远方看到的东西，是她自己刚刚放进去的。她从远方拿来的，是她自己刚刚送过去的。

认为眼前的平凡事物不足以浇心中的块垒，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不足以填补心中的那个深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会形成与周围现实之间如此凸凹不平的关系，与他人之间仇恨与蔑视关系，以及与这个世界诅咒与憎恨的关系？

他们将自己与人群隔绝了开来，自视是一群天兵天将，抵达过别人不曾到抵达的地方，看清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真相，掌握了别人没有听说过的真理。早先他们是从人们的生活中走出，现在杀了一个回马枪：当他们重返人间，便带着火眼金睛，用他们“自制的三观”来看待一切，变得与他人格格不入；用他们自我发明的热情，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如同从深渊中升起。像海子的诗里写的：“在大海的波涛滚滚中坐起”，成为“王”。阎王殿里的王。反基督的王。咒骂之王。从这个眼光看过去，每个人生活在其中的生活现实，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张有待掀翻的桌子，有待烧毁的地面，以及有待上位的坐骑。

不打算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不准备站到众人在场的世界中去，不考虑将自己的立场经受他人的评判考验，也不承受来自不同视点的压力，假装没看见。“蔑视”成了这个人的基本情感。只有找到蔑视，只有伴随着蔑视，伴随着对于他人的揭露和践踏，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证实自己的存在。将这个世界的灯芯捻断，成为黑暗。只有在黑暗中，他才可能像蟋蟀一样突然嘹亮地叫起来，仿佛先知一般。

被压迫也是一种被隔离。从被压迫的处境中，并不必然产生解放的前景，也有可能再生产隔离这种东西，认同和强化被隔离的局面，进一步制造新的隔离。从被隔离到自我隔离再到隔离他人、从被蔑视到自我蔑视再到蔑视他人，循环往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各种路径斗争，都是产生在需要隔离和自我隔离的前提之下，一定划分出不同区域，认定对方是一种“非存在”。

伍尔夫称赞奥斯丁假设人人都在场，假设人人都看见了，即使没有到场的也听说了，即使没有看见的也补上了，不分先进和后进，老少无欺，亲疏无异，“她为所有的人写作，不为某个特定的人而作”，尤其不为了她本人而写。实际上，这位“一声不响、专爱写别人的女才子”，从15岁就拿起笔写了第一本书。她是在与姊妹们共同的起居室里写的，尽可能把眼前各种（人性）嘈杂吵闹，转化为悦耳的笑声。

她创造了一个人人在场的空间。在升起来的光亮而不是黑暗中，奥斯丁让自己的思路得以舒展，让其中某个人的人性承受考验，获得修正。奥斯丁是有依托的，她依托于常识，依托于人人。“常识”并非仅仅指一望即知的东西，它尤其强调的是“common sense”，即人人都有的那种感受和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常识并不是现成的，一蹴而就的，而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不断的认同和互相认同。一个人可以自制“洞见”，他不可能自制“常识”。

常识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背景。将一生主要的精力用来思考极权主义的以赛亚·伯林，坚称自己“总是生活在表层”，就是这层含义吧。他花精力研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1965年他于华盛顿图书馆A.W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浪漫主义的系列演讲，后来扩充成书《浪漫主义的根源》，其中指出浪漫主义运动的主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不屈的意志。运用主观意志，“来创造价值，创造目标，创造目的，最终创造出自己关于世界的愿景”，即我所说的“自治的三观”。第二，世界上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不存在一个你必须适应的模式，不存在对于事物确切的知识。相反，“世界是一个永远挺身向前、永远自我创造的过程……在这里没有客体，只有主体，向前猛冲的主体。这个主体可以是世界，或可能是个人，都可能是阶级、国家、教会”。这两点其实是互相联系着的。

在中国，一度人们认为深受“客观”（历史规律）力量的束缚，于是想到要从主观（个人的）方面加以突破（比如《一个人的战争》），却没有想到国家或政党本身，也有可能是极为主观的，在释放私性方面是十分任性的。人们同样也认为饱受“政治”之苦，想到要从“艺术”的方面获得拯救，然而吊诡的是，某种政治本身正是最富“艺术性”的，强烈的“创新”和“实验”性质，令艺术家们望尘莫及。

伯林举例，马克斯·施蒂纳是一味信奉黑格尔主义的德国大学校长。校长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2乘以2总得到4？”“为什么我不能在每一个开端创造自己的世界？”1865年，校长人死在疯人院里。再过35年，尼采重蹈了他的道路。不过，在这个世界没有变得疯狂之前，死在宁静的疯人院里是一个理想结局，安静而无害。

伯林强调，但凡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就需要交流。假如不交流，难以归到人类一类。而如果需要交流，则“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共同交流以及某种程度的共同价值，否则人类绝无智性可言。一位不能理解别人所言为何的人，很难称之为人类；他被定义为反常。只要存在常规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同价值就是必需的。只要存在共同价值，就不可能说一切必须由我来创造”。（《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P145）

而如今，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共同价值的形成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正像“常识”需要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还是这位以赛亚·伯林，他本人写过一篇叫做《现实感》的文章。在进行深入讨论之前，他需要拎清一些基本的界限。文中开始部分他写道：“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我们不过承认了一些现实标准的存在——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分辨虚实、区分真正的山峰与状如山峰的云、真正的棕榈清泉和沙漠里的海市蜃楼。”这位饱学之士，这回显得孤陋寡闻了，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地方，有人已经大踏步地超越了这些标准，搅浑了看得见的事物与看不见的事物的界限。

在这篇文章中伯林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面对太多互相矛盾的消息感到手足无措，以及对待各种抽象的学说或主义感到为难和无能为力。伯林指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为人们大声谈论的对象，那是因为它们比较突出，更加显而易见，或许我还可以添加一句——它们比较容易为媒体所把握。包括我们的语言，也比较容易描绘这个世界的外部特征，这样便于交流。

因此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两个层次，他称之为“上层”和“下层”。前者指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得到公开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可以从中抽象出某些共同点及浓缩为“规律”的那些，任何主义所处理的应该都是这个层面。阶级斗争不是不存在，是在历史中比较容易辨识的那部分，这个角度并不能概括全部人类生活。生活中还有不易辨识的另一层面，可以说在“下面的”。

它们是生活的深层和潜流，那些生动、具体，较少得到描述的细节，“与情感与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部分，“无定形的人类生活的生动现实”，被所有“人类规划”的理论家们所无视、所要削足适履的部分。他认为小说家对这个领域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有更大的把握。简·奥斯丁巨细靡遗的客厅，展示了一个“细节控”的天才，她着力所描绘的，正是一个社会改革家所要忽视的。将被忽视的提升为有价值的，正是小说家的意义所在。

在尊重全部人类生活细节的方面，伯林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生活在表层”。这是一个知晓世间冷暖、体贴入微的思想家，他应该最符合中国古话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猜想瓦茨拉夫·哈维尔应该读过他的这篇《现实感》，哈维尔也称自己“来自下面”，不是来自底层的意思，而是扎根于一个广大深邃的生活范围，扎根于那些人人感受得到但没有说出的东西，或者说“外面人看不到、里面的人说不出来”的东西。气喘病的现实，在它还没有造成死亡事件之前，便应得到充分关注。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处于某种隔离的位置上，社会改革家们提取了某些社会现象，把它们改造成一些教条、规划、蓝图或药方，而构成人们生活背景的更加广阔深邃的领域，那些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走路一样常见以及掉在缝隙中晦涩和未知的东西，无法在他们的框架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因而一律被称之为“黑暗”，如果不是彻底革除，也一概忽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