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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上周五(23日)在宣布降准降息的同时,还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对此,有专家表示,受负利率时代的影响,央行正努力把钱从银行里赶出来,让大家去消费、投资,这对于促进经济稳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一直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世行在2013年的统计显示,中国总储蓄在GDP中的比例在2013年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科威特和百慕大群岛地区。从纵向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
中国总储蓄率如此之高,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增加了国民和政府财富。而受央行的六次降息,以及步入负利率时代的影响,存款利率变动或将会使储蓄意愿发生改变。有海外专家曾惊呼,中国居民家庭财富配置已经从90年代的存款时代、2000年的地产时代步入到如今的金融时代。那么我国为何一直保持着如此高的储蓄率呢?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这就造成了富裕阶层有钱花不完,只能把钱存在银行,而低收入群体的则消费意愿不强。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是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其税后基尼系数大都在30%以下;而收入分配最为悬殊的多是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其税后基尼系数普遍在50%—60%。
我国总体属于收入差距偏大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47.3%,虽然已连续5年下降,但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收入分配警戒线。因此,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是导致我国储蓄率总体偏高的重要原因。
其二,社保体系不健全,每个家庭因此需要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我国社保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目前还有大量城乡居民被排除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二是已被纳入社保体系的居民在福利分享方面还存在明显的肥瘦不均现象,保障过度和保障不足的问题并存;三是全社会还未积累起一块看得见的、规模足够大的、能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四是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以及公平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其三,政府和国有部门财产占总储蓄的很大比重,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在西方国家,由于国有经济占比小,且政府基本不参与投资活动,因此,其国内储蓄大致等于居民储蓄。
在我国,由于国有经济占比大,土地和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且两级政府(中央和地方)都大量参与投资活动,因此,国内储蓄通常等于居民储蓄与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储蓄之和。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居民储蓄率是一个内生变量,其大小由家庭部门的最优消费决策(对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权衡)决定。在西方国家,由于国内储蓄大致等于居民储蓄,因此,政府通常对国内储蓄率的影响力较小。而在我国,虽然政府不能左右家庭部门的储蓄决策,却可以通过调控国有部门的收入和储蓄占比来影响国内总储蓄率:国有部门和政府机构可支配收入占比越高,居民和政府消费占比越低,则国内总储蓄率越高。
其四,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推高储蓄率。自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而我国政府又是通过“结售汇”方式来强制国民将其他货币换成人民币,并且存放在银行。然后又以国家的名义借给美国等国际货币发行国,供它们进行国内投资或消费,而中国只能获得一纸外汇储备和很低的利息回报。我国之所以在2000—2008年储蓄率大幅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期间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出现了快速增长。
客观地讲,高储蓄是我国经济在过去20年之所以能长期保持高增长的重要基础。如果将国内储蓄率和经济增速做对比,你会发现,除个别年份外,两者存在很高的“拟合性”。不过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环境下,过高的储蓄率对于国内经济帮助是弊大于利。因为中国经济正由政府投资和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逐步向民间消费和投资结构转变。
所以,央行自今年8月双降以来,连续两个月,让中国的CPI低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通俗地说,存款利息不足以弥补物价上涨的损失,存款实际价值的缩水。这样则更有利于启动国内的民间消费和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与高储蓄率密不可分,但是靠高投资、宽货币拉动经济增速的后遗症就是隐性高通胀、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高筑。而中国经济现在正要进行结构转型,由民间消费和投资来拉动增长,那么政府部门就只能通过负利率的方式,引导部分银行资金出来投资和消费。现在,中国的高储蓄率已非经济之幸,会阻碍经济的转型进程,确有适当降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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