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刚性”思维与指导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冲突，愈来愈严重。近十几年来，一些学者用其“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或风险不大，但用其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多会引来社会的围观与唏嘘。这个问题背后的“陷阱”，实际亦往往令施政者常陷于风险困境。仿佛为自己挖了个“坑”。

　　　缘何不尽人意？源于专家或学者对其所遵循的传统分析思维与原则所存在“缺陷”的忽视。事实上，稍加关注，会发现，西化学术思维的盲目遵循，亦是有风险的。如下内容摘录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人为价值论纲：价值运行原理与企业价值增长机制》中某一章节的前一小段，时间稍显久远，虽浅显并不过时。曾经的一些前瞻问题，于现实亦逐渐表现出来，亦算基本上可给予一点浅陋之见。以资讨论。

　　　　　

一、思维“刚性”——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一）传统经济学框架的“刚性”思维

　经典学说的思维“刚性”。这里所谈的思维“刚性”是指经济学家习惯顽固地把持着的传统思维分析模式，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的。经典经济学研究的思辩方式主要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并以此为经济学科学性表现的面具：

“主流经济学的保卫者们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可能说牛顿物理学尽管有其局限性，但继续作为我们日产生活的一种大致的现成指南不是很好吗？……难道它没有帮助我们避开往下掉的瓦片、没有帮助我们玩台球与乒乓球、或跳下公共汽车吗？为什么经济学，它既没有在量子一级也没有在宇宙规模上运作，就不能作为中等范围的理论在统计集成的水平上继续有效地起作用呢？”[1]。

这种思维“刚性”一直影响着经济学家以“社会物理学”的方法探讨市场价格形成如何体现价值的运行特征。这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一种顽固的分析框架。

（二）价格不能出清市场——历史与现实在迫使经济学家们重新思考

　经济学是社会物理学吗？ 社会行为人并不是无自动力的完全靠外力作用而移动的物体——他们被看作自主的有价值意识的力量似乎更为合理一些——人们又如何能让他们按物理的机械方式预测自己行动呢？如何能使无数的个体——各人在追求个人的和有时是特异的目标——信服地服从大数定律呢？实际上，早在18世纪，社会哲学家就试图以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思维抓住经济学方法，使得社会和行为现象也可以进行类似物理学与数学一样的分析与类聚。他们争辩说，大数定律可以将复杂的社会行为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在19世纪，孔德（Comte）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将新的社会科学（孔德自认为是他发展起来的）打上了“社会物理学”的标签。

 

二、市场价格不能出清收入支出根源分析：价格并非价值的全部表现形式

（一） “悖论”——价格调节收入支出的尴尬

1、价格机制出清市场的局限——经典分析框架

第一，价格机制局限的经典认识。科斯第一定理（Coase Theorem，1937）表述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产权不论如何界定，通过市场交易所达成的资源配置都是最优的。^[2]

在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中，管制通常与外部性联系在一起。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均衡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在一些给定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但这些条件没有将外部性考虑进去；而外部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导致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偏离，如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 - 1924）在论及该问题时指出：

“竞争性产业将由于外部经济的存在而导致均衡产出不能达到最优水平。人们寻找了许多理由来说明政府干预或管制的必要性，管制作为对付“市场失灵”的手段其实质也一直未得到澄清为什么市场机制失灵”。^[3]

庇古（Arthur Pigou，1907）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中在继承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之后首次对外部性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并确立了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边际社会净产品和边际私人净产品常常产生的背离现象（即帕累托最优的偏离）其实质就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只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才能消除外部性^[4]。

第二，市场价格不能出清收入支出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对市场失灵的解释继承了庇古的思想。但是它的收入支出模型也存在错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象亚当 斯密(Adam Smith,1776)所理想化的那样，主要原因在于流通领域中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使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被销售出去，从而造成过剩。既然问题的原因被认为来自流通领域，所以凯恩斯的解决办法也出自流通领域。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Y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考察；从供给角度看，国民收入等于消费C和储蓄S之和；从需求角度看，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的支出C和用于投资的支出I的总和。如果社会经济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即：C+S=Y+C+I 或者，投资等于储蓄，I=S 则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达到平衡。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思路：储蓄永远等于投资这是最理想的均衡结构。表达式如下：

这种情况下，资源获得最优配置，市场资源获得出清，充分就业实现。^[5]

第三，出清收支的人为干预  人为的手段平衡市场的方法经典经济学以来的基础是将引导收入与支出均衡的行为全部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解决，并坚信市场价格机制能够调节社会的收入与支出，并在物理平衡的基础上出清市场。例如^[6]：如果，S＞I，经济萧条，需要政府 扩张货币财政政策调节；如果，S〈I，经济高涨，政府需要采用货币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所以，它的指导思想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调节供需平衡，完成资源配置，他们认为这既能出清商品市场也能出清货币市场，同时作为资源要素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可以出清，获得完全就业。这种条件下使其分析原则建立在收入中的S必须全部转化为I的基础上，坚信一旦实现了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市场的价格机制的调节就可以出清市场。

 

2、凯氏问题未能获得很好的解释：市场缘何如何不能出清收入支出？

第一，人文社会与自然物理作用不同  收入——支出分析这一具有物理与数学均衡的分析过程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不管是物质、能量还是万有引力都可以是守衡的，但是，针对于人文社会来说如果它的运行本质上也体现自然界物理作用状态一样的话，在属于社会领域的社会行为人的收入与支出上的分析上，我们寻求均衡是没错误的。那么，这种物理均衡状态的存在，按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收入支出的调节一定会出清市场。但是，人文社会的运行规律有其独特性，与自然界的物理状态是极为不同的，这就使我们产生怀疑：收支均衡能不能有效地使市场出清与解决完全就业问题吗？

第二、市场如何不能出清收入支出？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把收入支出的均衡作为市场出清的条件，并以均衡能使市场出清为标准提出其政策主张。他分析了货币与商品市场失衡的原因在于人的心理三大规律影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理想的均衡框架不再成为现实。但我们发觉他并未能清楚地探明为什么社会行为人的收入与支出并不是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出清的。在它的有效需求的分析中，没有清楚地分析人性的社会性需求不是由价格引导的，价格不能出清社会行为人的收入。虽然他谈到人的“心理三大规律”，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其经济人动机在市场出清人性需求及企业内部激励人性需求上，却尤得简单，在大工业化劳作结构在时过变迁后，问题会逐渐突出。

第三，经典分析不能解释凯氏问题。事实上在现实逻辑上用经济人的收入支出行为解释具有精神世界价值观的社会行为人的收入支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在后来的学者中谈到过人的消费“刚性”问题时^[7]，提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下降。这是一种人性的心理偏好的倾向性。只是在当时的学者研究中并未能注意到消费行为人本身具有对生活“质量”与“品位”的精神价值需求的深刻影响，这种品位也不是因为商品廉价而容易自行降低的。这就比如对同样商品选择名牌的消费与选择有品位的咖啡馆一样。

 

（二）市场不能出清资源的原因分析：从管理学到制度经济，它们没有交叉？

 

1、市场价格不能调节人性主观价值需求

第一，人性心理分析的里程碑  西方有的学者则把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的理论比做“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8]。实际上，我认为，并不是凯恩斯的宏观均衡模型及政府相机抉择的干预带来的影响应该使其获得该荣耀，而是应该把凯恩斯把“心理三大规律”看做他开拓人性心理活动的一个“真实的思维”嵌入，它是对接现实思维并发挥了作用的根本。因为他将社会人文心理分析介入历史上一直为“社会物理学”所把持的固有的自然科学思维，对这一观念做出了突破，这从经济学的社会意义的角度上，确实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市场价格不能平衡人性主观价值需求：价格不能调节文化价值行为

凯氏未能合理解释市场失调。在现实逻辑中用经济人的经济理性的收入支出行为解释具有精神价值观的社会行为人的收入支出动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在后来的学者中谈到过人的消费“刚性”问题时，提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下降。它被解释为人性的心理惯性的倾向性[9]。在当时的学者研究中并未能注意到消费行为人本身具有对生活“质量”与“品位”的精神价值需求的深刻影响。《中国通史简编》对唐代有个描述: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裙上。每条值钱一前缗“。这一千缗相当100万，当时虢国夫人造新宅的工钱也只给二千缗（200万）。可见在当时，精神需求驱动的经济在已经上升到何种高度”。[10]

   这种文化品位不会由于商品因廉价而为社会行为人自行放弃高价商品选择来解释，实际上，价格论百年来却因如此的小的问题而不得解释，难以突破框架。小制度未解决，那么，大规则就会出问题。这类似于对于同样商品选择名牌的消费与选择有品位的咖啡馆一样，那么，为何不选择低廉的物质商品更符合经济人物质利益的追求的理性行为，更符合价格调节机制？

凯氏是有贡献的，但是亦必然存在其贡献随着时间被指责。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由于心理三大规律的存在没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经济学体系与方向的革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事实上，现实的市场本来就并不可能完成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即使由政府完成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的这一过程，那么市场选择的供给与需求却是在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下进行的。但是，市场的价格信号却如我们举例所言，它并不完全反映价值及其价值行为。所以，它并不代表价值规律的完整的表现形式！

但是由于人性价值模式的主观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社会行为人的价值行为的因素并不是经济人假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价格信号并不能引导社会行为主体的合理地利用社会资源，更不能期望社会行为人现实的购买力能够引导收入支出的出清。这时候还是会资源配置不完全，市场不能最优配置的，以及价格机制无效的矛盾。当然，如果政府的干预能够完美地替代了人文社会的需求的话，并作出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选择的调节，那么在收入——支出模型的平衡关系就相对有效，但是仅仅是相对，特定环境下的相对而言样政府的干预支出短期是有效的。

 

2、价值观引导的支出行为——价格不能作用到

第一，收入水平提高追求不同的价值意义  在成熟发展的人文社会中，市场的作用是极其局限的，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且体现出人文世界价值意义对社会行为人的收入支出行为的影响。

我们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个人收入支出图示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得到结论：价格机制作用于生力发展程度较高，文明社会结构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简而言之，当社会行为人获得了基本的生活满足后，那么多样的人性就会显示出来。人文世界给社会行为人提供了多样化的价值意义供其选择，而正因为这种价值意义对于人性行为的价值定向就显得是复杂的了。

第二，管理学的前提性认知实际前行了一步——人性的需求层次不由市场决定 。众所周知，“自我实现的人”是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43）在他的人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一级,是人的最高一级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后的沙因的“文化人”假说对人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这在特伦斯 E 迪尔（Terncedeal,1982）和阿兰 A 肯尼迪（Allan Kenedy,1982）在1982年写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得到阐述:

“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11]。

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社会学其基本问题却是非常复杂难以预测的人的问题，虽然人的行为难以预测，但人性的问题却是可以探讨。比如传统的经济学首先就对人性的假设作出了概念。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人性的概念是不再准确了，也难以指导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实践。所以从现实的人性分析入手研究经济学问题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可以说，不管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还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决定不了人处于在不同需求层次阶段的主观需求。

第三，根本原因是人性的认识错误及约束  现实生活中价格机制并没有成功地配置资源，因为虽则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行为人的需求并不是以价格为标准引导消费行为的，社会行为人的行为不是以经济人的动机驱动的。探讨市场价格悖论的内因，我们的分析思路不得不从人文世界中的社会行为人入手进行分析。社会收入的支出行为是由具有人文价值观的社会行为人的主观世界决定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必然使以来经济人基础分析市场出清的问题遇到不可解决的矛盾，也必然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了社会福利的提高。

不管是新古典还是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对人的假设都沿袭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哲学思想中对人性作出的界定，即社会中的人是“经济人”。由于这一假设错误的框架约束，那么在这一框架下的所有分析即使再科学，以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是不可能起到市场出清的作用的，当然社会资源配置无效率的弊端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愈来愈突出出来。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莎士比亚说：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2]。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用世俗的人性反对天国的神性。但是，他们所说的爱、人性等乃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感情、仍然是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心理。道德感、同情心、宗教感情以及意志、理性、爱等等，虽然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都是由于文化长期而持续的发展产生出来的，人性的特征应该在文化学中寻找。

第四，逻辑图示

 

３、从制度机制看市场机制的效果及原因：低效率的产权交易——科斯产权结构的反思

经济学家科斯（R. Coase,1937）从交易费用的概念出发，引发了以价格机制调节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革命。在其伟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成功地把企业和交易费用相联系”来说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13]。在科斯（R. Coase,1937）看来，通过一个组织，让某个权威支配生产要素，能够以较之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企业就代替市场机制的价格功能组织生产，企业就产生了，这样企业就能创造效率，从而给企业带来附加价值。

第一，反思制度经济学“契约人”的产权交易问题。20世纪30年代科斯（R. 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人性的假设条件，即契约人假设。他们认为企业的制度安排是企业组织生产活动有别于市场特有的方式，但其本质就是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下所发生的一种企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它是以产权为基础、以组织生产为内容的，而这一组织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就是企业中的人“契约化”，在契约的承诺下，以何种产权关系形式与企业主发生交易。

事实上，在企业的高效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中，其组织活动与生产安排并非以逻辑化契约人为基础进行的。既然企业以契约人为基础组织生产不能获得高效率，那么我们认为企业组织生产获得高效率的途径并不是以契约人的交易为基础进行的，或者说企业组织生产的“契约人”交易并没有体现人性特征所具有的产权交易的本质——精神内容。结论是企业没能交易人性特征的核心部分，所以不可能激发人性能动、积极的行为。

第二，人文价值观激发影响效率。阿尔钦（A. Alchain,1972）、德姆塞茨（H. Demsetz，1972）在其《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提出了“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的理论。他们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团队生产的意义在于多项投入在一起合作生产得出的产出要大于各项投入在分别生产的产出之和，即实现1+1>2的功能。但是按照契约人产权交易理论的物理分析过程。1+1为什么大于2？却没有获得很好的解释。企业文化经常成为企业励志创新、组织高效率生产创造企业价值的核心内容

　这种分析思维是在西方社会于大工业化经济阶段，满足集体化组织化与表转化生产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产生的，并于工业化劳作所覆盖的范畴内，尽量去满足这种契约化“便利化”的合作要求。那时候的经济学分析的物理方法，可以说是“无往不胜”，亦可以因此而与效率协同。这就使人们自以为能凭借自然科学理性分解所有事物，清楚把握所有事物的运行规律，事实上，这种局限仅仅在一定的阶段一定的组织与制度结构中发挥作用，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并未掌握任何知识领域的普遍规律。

　　

（三）价格并非价值的全部表现形式：价值的价格表现是有局限性的

人文化的激励、组织与管理虽然从管理科学角度虽然解释了企业效率获得的管理途径，但没有能够从价值基本理论的研究角度提供经济学基础理论——价值论，以养分，特别是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企业价值是以怎样的规律形成的。所以，虽然当代经济学对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际并未能合理的从生产力的角度解释企业在组织生产活动中影响商品价值创造、形成及运行的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以“价格”为表现形式的形态是否是价值运行规律的唯一的形态？

１、　价值的价格表现是有局限性的

市场中的所有商品都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抽象，即都包含价值，那么仅仅以价格代表价值的社会表现形式，是不足以代表价值的社会运行过程的。事实上供给与需求在诸多方面并非都是以价格引导，比如，我们说“父母打孩子”的付出，“慈善与公益”的奉献行为，身于贬黜下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皆关心等等，诸如此类，很多价值内容所具有的内涵本身是价格信号不能涵盖与捕捉的。这并不非汝经典对市场的论述，价值的唯一表现形式价格是由行为双方供需作用并可以完全覆盖的，而事实上，它的运行是由社会行为人的理性的经济追求特性推动的。

　事实上，社会行为的却不仅仅具有经济利益追逐的特性，价格能够传递的内容在经济学的概念中仅仅是价格信号而已。

“阿罗确定了今天信息现象对古典范式构成挑战的三个领域：一、非价格信号的经济相关性，即未被价格捕获的信息；二、信息获得的代价和经济价值；三、个人对信息的不同占有”[14]。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罗(Allow Kenneth Joseph,1971)通过将信息变成工业社会产生的财富的主要形式极大地增加了新古典范式在迎接这种挑战时的利害关系。实际上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社会信息的复杂与多样性，它的意义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经济学家还想要有人听他们的说教的话，他们就必须既有以能量为基础的财富概念又有人文价值意义推动的主观价值观念，而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只有前者。

   ２、价值运行规律研究片面性的根源。

研究价值运行问题，经济学家不能仅仅以价格代表价值社会运行的全部过程。经济学家应该对人文化的行为动机和社会行为人的价值模式及行为动力进行分析。

货币与商品市场不能由于价格的调节而完全出清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价格运行不能涵盖人类价值观驱动的价值的运行的全过程，体现在：市场价格不能调节以人文价值观形态构成的、以人文价值意义为动机的社会行为人的价值认知行为。所以，价格不能调节社会行为人基于精神世界价值判断基础的收入支出部分。

因为，人文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行为人不是完全经济理性的，而是受到人文化的支配。因此，关于人文化的挖掘的探索应该成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的最基本的领域。

  ３、经典框架“契约人”未能构造一个完整有效的交易市场：它忽视了市场不能以交易出清社会行为人性之全部内容。

企业在组织生产创造价值过程中，契约人的交易可以理解为对市场价格交易的替代制度化形式。但事实上，既然价格不能代表价值社会表现的全部，那么，价格机制就不可能充分配置社会资源，出清市场，包括：市场资源、文化资源、公共性资源及人性资源等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企业内有着正值成本的契约人交易，能否也是有效率的呢？事实上不是。根本问题还是价格能不能完全调节产权及调节市场交易的问题。事实上，即使能调节全部“契约人”产权交易，价格也不代表能调节可以创造价值的社会人性特征的全部交易。

熊彼特（Joseph Schmpeter,1883—1950）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使用了”创新（Innovation）一词^[15]，把企业家创新归结为其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精神追求的动力。企业家的能力受到天赋、人格魅力与教育的影响，而精神动力是来源于“打造一个理想的王国”，其所具有诸多人文价值观的精神追求。本质上，社会的发展与前行，则却又是有悖于以市场框架下的经济人活动、交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性假设的。“文化”是人类进步中客观存在的内生动力，不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是市场体系以外的新的变数。

 

三、怎样的发展方向可以安抚人类受伤害的心灵：丰富发展与重构“价值论”体系

１、马克斯　韦伯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早期探究

实际，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隐约中已经表现出其对“工具化”资本对人性行为与社会组织行为及社会行为秩序的担忧。所以，也许可以认为，因为在一种社会与历史使命下的洞察，马克斯 韦伯最早开始探讨人的行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价值及其动机问题。他把人的行为动机的来源划分为四种基本的理性型。

第一，目的取向的理性行为。如工程师造桥，其特征是行为的目的和手段都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价值取向的理性行为。如加尔文教徒为得救而勤勉于世俗工作，或人们为满足某种虚荣心作出的举动，其特征是以一种理性的手段追求理性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在行动者眼中具有价值。

第三，情感的行为。如父母打孩子。

第四，传统的行为。即一种传统习俗造成的行为。

韦伯认为，第一类是理性行为，第三四类是非理性的行为，第二类型介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16]

仔细观察马克斯　韦伯的划分，不同于以往任何学者，他算是一个破局者。其已经突破了经典经济学市场分析框架的边界，就是说，决定经济活动的价值行为与动机，还可以约定俗成吗？这一视角不仅代表其于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下的审视，同时亦是一种对其发展前景的一种客观的指引。

２、价值规律应寻求人类文化分析。需求问题上的人本内容在新古典经济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中曾经提级，历史上，令人遗憾的是，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以后，尽管仍有一些经济学家从他自身的研究领域中触及到“人本”，比如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90）与边际革命的大师们关注的主观效用论。这一概念基本上涉及了人性特点的某些方面，它是影响价值社会交换与价值实现的问题。另外，在价值的创造与供给方面“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也曾在经济学中提级。这一概念涉及到人的素质与能力的内涵部分的某些方面。比如，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区分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这两个概念，并强调教育、科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再如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90）曾观察到“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但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的“人力资本”思想却被大多数经济学家遗忘了。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人本价值分析的研究仅处于滥觞阶段。

虽然是把它作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复杂规律如何影响效用满足与需求问题，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价值在人文社会中的实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规律问题。

这一划分显然独具匠心。它通过对今天几乎每一个专业社会学家的影响证明了其理论上的魅力和贡献。但是我们越是思考理性、价值、目的、手段这些人类行为中的基本因素，就越是感到韦伯的这种划分的透彻、协调，感受到经典人性动机分析一以贯之的欠缺。

３、人类文化角度分析价值运行规律。人文化的挖掘已经开始在经济与管理实践中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并实际应用于实践经济考量，以及管理实战手段之中。但对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却还一直难有共性认识下的突破及新的更为客观的原则的遵循，即使经济学家们由于“刚性”思维，当然，亦包括对于西方工业化传统经验与经典思维的盲目追随观念，亦多拒绝或难以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律去分析它、去综合它。

社会行为人的价值观、价值模式直接影响社会行为人的价值认知，反映并影响到当代与人文社会息息相关的市场中的价值创造、商品交换、商品实现等问题。所以我们突破传统模式的思维框架，探寻 “人为”价值分析思维框架，是经济学家研究思维转变的中心环节。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人文世界的认识论角度来探讨人为价值的运行规律问题，借鉴人为世界运行的独特规律分析社会行为人的活动的特征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实际这也是对中国古老哲学的回归。

（如上内容来源于：赵渤　著，《人为价值论纲：价值运行原理与企业价值增长机制》，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