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前一段时间，在复旦同门的倡议下，所写的一篇感师恩的文章。记录与导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接触中的点滴，包括：学术体悟，以及人生与生活感悟，等等话题。

　　　虽然本人学问水平有限，不过，“问学”之旅中获得诸多体悟，受益终生。所以，奉上一篇”求师与问道——论‘问学’中的‘悟’”，记录“求道之旅”，回忆点滴，感谢师恩。该文拟采用于《东水泽惠》一书。

 

                       一、“问学”中的“悟”

 

学术研究的“悟”，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为佛家的“觉悟”之意。它是在到达对某种事物获得豁然开朗的“洞观”性体验下，获得的一种理解，佛语曰“觉悟”。一直以来，社会将学术生命理解为：因获得了客观环境、研究条件与机遇，赢得了社会地位，或获得了某些挥发才能的机会等等。虽然没错，但，在我看来，其并未体现学术求道的本质。学术求道的本质是“觉悟”，它是在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对事物“洞观”的体验。那么，学术生命的本质则应该是“觉悟”以后的“人为为人”的过程。其客观效果则会正确引导学术研究目的达成，使其能够指导社会与人类文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这是学术研究所应该承担的最本质的“职责”。有的学者说这是学人的“使命”，是读书人的“良知”。

 

二、求师与问道——东水先生惠泽启示录

 

近期，一则“通识”教育理念文章广为流传，颇得青睐。记得复旦大学BBS上有则名言流传：为谁盛放花满路，旦复旦兮心如故。这是一种胸怀，其背后，实质则是一种“人为为人”的教育理念，而“学术自由，政教罗网无羁绊”本质上提供了便利于通识教育的先进平台。这种文化曾在复旦的历史上一直保持很好，希望这种具有便利于“通识”性教育内涵的理念，能够长久保存下去。

 

1、 “通识”启迪与“觉悟”

2001-2004年间我于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当时，已经初步体会到这种富有“通识”教育内涵的文化传统。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遇到良师，对我来说，则是遇到博士阶段导师苏东水先生。“时有良师”，是复旦各学科领域沿袭保存的一种实力，一个亮点。并非每位学子都会遇到，幸运的是，我成为直接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充分承接来自复旦大学开放的人文理念与传承的养分。我将其称为“觉悟”或启发“悟道”式的必备的两项教育状态。

上帝青睐的话，你可能两项同时中的，那么，无疑，你很可能会走上一种“觉悟”学术生命之路，体现为：

其一，这种具有哲学思维高度的通识性与启发引领性的教育理念，是打开求学者学术生命的一把 “钥匙”，它为每一位追求学术升华的虔诚的求知者，打开了学术研究的“觉悟”之门。

其二，这把钥匙亦会让一位求知若渴的朝拜者，完成从一个“思考者”向一个拥有学人职责的“担当者（实践者）”转变的重要一步。

实际，复旦的人文传承的连续性，确实在很多领域存在，并被很好的保存下来。它不仅保护了正宗做学问的方式，亦确实保有并培养了一些有学问的大师级学者，这确是很多高校所不具备的。可谓百年盛誉非徒有虚名矣。

 

2、带着“问题”问学：一个前提性问题

进入复旦苏门以前，我一直主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但是，一直存有疑问：对于应用于分析经济现象的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程式化方法，在指导社会现实应用等方面，却一直存有自然哲学指导框架的约束，是经济分析一种掣肘的困境。也许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言“经济学价值更多体现在解释经济现象”。问题主要体现在：纯粹经济学研究中，不管是分析条件、约束框架、运行机制，分析规则与方法手段等等方面，都不能与社会现实经济情况很多对接，更多体现为解释能力的正确与否的视角。而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硕士毕业分至上海某高校任教，疑惑终不能解。又开始了求师问道之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于高校任教，在硕士阶段曾授业过的良师指引下，我即有幸以旁听者身份参加了苏东水先生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因为带着问题而来，从苏先生的研究视角中感受到一种令疑问形成回应的内心共鸣，这是一种以东西方哲学思维为研究方法的全新的视野。隐隐感知到的是“一种来自‘问题’面临释惑的灵魂波动”，它是一种思想深处的感应。

作为曾于我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开放不久时，即参加对外经济贸易实践活动的我，是一位带着实践“问题”与“解惑期望”的求道者，很难接受将经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悬之高阁”，而仅仅作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纯粹理论性探讨的做法。

而在历史形成轨迹上，西方经典纯粹经济学分析体系，在条件、原则、框架与机制以及研究路径上，受到自然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与约束，并在西方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特别是大工业化发展阶段获得极大的丰富与发展。而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 被贴上“社会物理学”标签的科学，受到自然哲学所秉持原则与规则的约束，研究分析方法上，即采取：以实验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及进化论哲学等方法检验其存在与结论的科学性。虽然，由此经济学家使其获得了可以用自然科学或用手术刀来解剖的科学性，打上了等同于自然科学体系一样精确的科学性标签，但是，在具有人文特质与多重元素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却越来越失去了解释、指导与预测社会现实经济运行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以其自然哲学发展指导研究的视角以及方法所获得的结论，越来越脱离于现实中的人文社会体系，悖论于人文社会体系规则域规律，从而逐渐失去对接社会与指导社会未来经济发展的能力。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治理中，其所显示出的不足，是不可忽视的。

苏先生所提倡的东西方人文哲学理念在研究思维角度，似乎从本源上开启了重新对学术研究框架体系，作出思考与修正的一种启迪。这个问题，我曾于2001-2004年间攻读博士时期，在博士毕业论文中有段总结（于2005年以《人为价值论纲---价值运行原理与企业价值增长机制》为题，为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过，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改变了一个历史事实，其中一个最重大的错误在于以自然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约束并指导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亚当 斯密接受休谟的“人性可以如自然科学一般做出物理解剖”的思想，《国富论》打造了市场均衡体系，并以当时的物理定律规则获得了科学性。而于此后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轨迹中，这个向量无限放大，指导了以后人类文明的方向。事实上，科学与人文的探索方法上的差异被忽视，并以自然科学原理方式割裂了人类灵躯两分。

我们的社会科学亦被锁定入狭隘的范围内。闭在黑匣子中的道路，在摆脱了“什么可达宇宙，精神可达无限的宇宙”的宇宙观的基础上，使人类文明沿着这个条件下的矢量，走向了不归之路。

是我们锁住了我们的视野、精神与灵魂的空间。我们把灵魂锁进了黑箱。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科学，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遵循“牛顿物理学”定律。”[i]

 

3、求道中的两件幸事：新的社会环境下弥足珍贵

 

第一，求道与遗留问题：第一件幸事

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的研究与学习，包括上世纪90年代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攻读硕士时期，虽然试图不分昼夜遍览国内外经济学主流经典（当时亦有很多国内还未取得版权的油印原版的英文原版册子），求知状态可以“终夜抱清月”“日日累卷轴”描绘之，但“疑问”终觉未解。

当然，踏踏实实渡过了苦行僧般的硕士三年苦修，亦甚感欣慰，收获颇丰。众多良师指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学功底，亦为以后带着“疑问”与“问题”继续求道，做了准备。在当时，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宋则行（师从英国著名经济学罗纳德 凯恩斯与琼 罗宾逊夫人）还健在，金明善、冯舜华等国际经济学领域的老一代经济学家还身体力行，作为有幸成为这类老先生的关门弟子，能够在老先生所建立的正宗经典的经济学科，其授业的正宗传承与研究传统下，聆听老先生教诲，实乃是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件幸事。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阶段的学习感悟，使我能够深刻思考，致使问题与疑惑愈来愈有感到压身的反应，压身则代表不足，不足则需要继续求道。因为，中国有句话叫做：艺不压身，压身则艺不精也。

学习与研究工作最可怕的结果是没有问题，因为，没问题代表着时光虚度。所以，即使获得如此优厚的学习条件，愈进步，疑惑却愈重！

如果让具有“求真”本性与人文思想教化的读书人，在认识论思维上轻易接受这种“疑惑”，显然是有困难的。特别是，一个失去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对于一个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求道者，无疑求道的最终目的没有达成。

    所以，就需要进一步的求道。

 

第二，文化传承与求道：第二件幸事

 

求道之路上，所遇到的第二件幸事，无疑是博士阶段考入复旦苏门，并受到苏东水先生的指导。

苏先生时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当时属于权威大师级人物。第一次见苏先生，我带去了自己的一篇题目为《东方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框架再探讨》论文，并精心准备的几个问题求教，苏先生一一解答。离开时我留下了论文。

第二次见到老先生，有些意外。先生已经能够因论文记住我的名字，谈及论文的内容，并给予充分肯定。老先生不仅认真阅读，还清晰地记住了我这个人。

这在时下社会环境中，有些难以想象。享有如此盛誉的大师级学者，在面对只身前往，求学问道的穷学子的登门拜访，能够静下心仔细阅读所带去的文章，并不多见。治学态度，亦可算做学问上的一处圣境。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社会，因官识人，因富识人，因名识人，因利识人，因关系识人，等等，铺就社会的大街小巷，庙宇市井。2000年前后的社会风气，这种待人待学的人文传承，已经陷于“此物只有天上有”的窘困之境。唯教育之本职多已失矣。

实际上，一位宗师之“道”，不在善于割裂事物，求细节上的窘长，而在于“通识”性的沟通、融汇与提炼，擅长于哲学大方向的把握与指引发展，触类旁通，为学术创新提供思想与灵魂，亦就是铺就能够发挥才能的“铺满鲜花之路”了。

由于苏先生的邀请，在参加了第一次“世界管理大会暨东方管理论坛”会议的旁听，瞬间的感觉告诉我，苏先生所辨析的东西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一条有效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而令我兴奋不已的是，由于家庭的耳濡目染，此路径的思维形式，我不仅有兴趣，且并不陌生。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以东西方人文哲学本源的角度，尝试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这种闭锁于现实人性本源与复杂人文社会体系多重基本特征之外的诸多特点，或许它确实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纯粹物理学分析方法。实际上，亦就是这时，我开始有意识称呼这种解决路径的研究应为“人为经济分析学”。循道而行，思路开始进入清明。发现这个疑惑不仅可能迎刃而解，或许亦代表苏先生所倡导的更为科学的，融古鉴今、东西贯融的一个新的思想学派的崛起。它不仅对于学术与学科的变革的创新意义是战略性的，同时，对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意义亦是极为重大的。

作为一个“求道者”，如果说最初考虑报考苏先生所负责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博士，是慕名而来，那么，自最初的会议旁听与后来几次的积极参与，赢得一些理性认识。开始充分认识到一直酷掣本心的经济分析的“问题瓶颈”，应该有释疑的解决机会，而它的逻辑起点应该在认识论与方法论视角的重构。

经过两次报名考试，经历了一次失败，终于 2001年如愿以偿被复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录取，成为正式的苏门弟子。当然，很遗憾，我是最不成器的弟子之一。苏先生第一次的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启自东西方人文哲学思想关于“人性”的文化解读，而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经济学作为前提条件确定的“经济人”与西方管理学的“工具人”的工业化或市场化解读。那么，这个条件的变化，亦预示着经典经济学的条件与框架已经开始形成突破，分析视角开始把握了一个全新的路径。这样，我尝试关注经典分析框架的修正性的一些分析上来，确实是“无知者无畏”的尝试。随着学习的深入，更为丰富而浩瀚的东西方人文哲学思想与方法，逐一呈现在我的面前，竟然一扫多年来找不到门径之苦。从此开始了复旦辛苦并快乐的求道之旅。

 

第三，“通识”思维与新学科的开启： 东西方人文哲学与学科的创新与发展

苏先生当时负责应用经济与工商管理两个博士与博士后学科点，所以，众弟子的研究范畴基本覆盖了应用经济与管理学两个领域的学习，当然多数同门专修管理学方向，而我则试图将多年的疑惑与问题通过结合管理学做出思维交叉的研究，加以解决，以释放多年来一直困扰压身的疑惑。作为一个多年抱着“问题“不能释怀的求道者，极为珍惜人生中几个难得的问道机遇——特别是，能够有幸侍奉先生与诸师长左右，把握这个机会，获得生命的启迪。

能够突破一直受到经典经济学研究侵染的束缚，在东西方人文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研究以比较思维，重新认识经典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性框架、分析路径、方法，探究经典框架约束下的分析条件、原则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实属幸事。通过研究，充分认识到不同条件、框架与机制下所诠释的规律运行的结论等方面所存在客观的差异性。从东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认识这个差异性的存在，不仅可以摆脱迷信西方固有思维范式与机械化程式化的错误，亦会观察到西方经典经济分析体系在未来研究趋势上，存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上的巨大的不足。

 

4、未来之路：撑起了一篙云帆，仰望无垠宇宙

一个真实的体悟，实际在表达上，有时会很简单：东西方人文哲学思维，提供了人类在认识方法（认识论与方法论）角度，通过审视任何事物的本源性，探讨其发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修正西方固有的经典分析体系，或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体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它又回到一个源头性的问题上来，从教育角度，开启它的无疑是“通识性”教育思维，哲学源头上无疑是一个重新审定学科发展方向的问题，一个创新问题。

事实上，东西方人文哲学的发展与丰富，已经开始变革东西方学术界对管理学及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的认识，将指引未来研究变革的方向。

 

“觉悟”来自良师的启迪，亦来自人文大环境的传承，它为学子们的学术修道撑起了一篙云帆，提供了我可远望无垠宇宙，探索璀璨星空之窗。

 

三 、结语

 

中国历史儒家经典曾为读书人提出了学习理念：“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有“觉悟”后而“洞观”的内涵；而其提出的行为序列“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作为学尔的目的与拟达成的效果；佛家亦有“开慧”与“觉悟”，以达“济世”与“利众生” 之示。这应该就是学术求道的根本吧。

古今哲学思想，磅礴而浩瀚，为我们更好服务于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事实上，一直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一直跟在西方的身后，亦步亦趋，难言创新。历史的原因，我国高校探索以东西方人文哲学指导研究的尝试与创新不够。不过，可以预言，在以后，东西方人文哲学的结合，会为人类社会未来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