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汉江流域情有独“钟”的楚人

     中国上古音乐中，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成为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八音之中，金石为先。”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鎛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

  编钟是古代盛行宫廷乐器，也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故古代常以钟鼎并称。

“堂下之乐，以钟为重”，每逢征战、宴享、朝聘、祭祀，都要演奏编钟。编钟最早出现在商代（三枚一组），兴于西周（五枚或八枚一组），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九枚或十三枚一组），自宋后渐渐衰退。

先秦时期楚国的音乐已很发达，并且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特别是春秋中晚期的几代楚王非常喜欢音乐。《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左传·成公十二年》中还记载楚国宫廷中建有“地下乐宫”（地下音乐厅），晋国使者登堂时，突闻地下室金鼓齐鸣，惊得晋使撒退就跑。可见楚国的音乐素养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中已居领先地位。

楚国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是钟。这一切源于楚人有铸钟的传统，这与周及中原各国以鼎为礼乐标志的做法明显有别，故“八音之中，以钟为最。尚钟之风，于楚为烈”。以至于楚之王公贵族逝去，常以编钟来随葬，因为楚人认同编钟同青铜礼器鼎一样是王权的象征。

楚国的编钟制度据说形成于西周中晚期。迄今为止，已知的西周楚国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钟。包括熊渠时代的楚公家钟4件；熊咢名下的楚公逆编钟8件，楚公逆钟1件；楚季宝钟1件。此举显示了楚人与诸夏分庭抗礼的决心与气魄。

事实上楚文化实源于殷商文化。据清华简《楚居》言楚始祖季连艳遇商王盘庚后裔妣隹（一说为盘庚之女），并结为夫妻，生浧伯、远仲二子。故楚国宗法制度有别于姬周就容易令人理解了。

楚人尚钟到了十分狂热的地步，即让司乐之官都以“钟”为姓氏。其中的缘故，想必是楚人尚钟，以钟为群乐之首，因而让司钟之官以钟为氏。古文献所记载楚国三位司乐之官即钟仪、钟建、钟子期均以钟为姓氏。从一个侧面说明楚人尚钟非同一般。

其中钟仪为春秋时楚国郧尹（古郧国行政长官，今京山、安陆间）。公元前584年(楚共王七年)，楚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钟仪随军出征，晋组织齐、宋、卫、鲁、曹、莒、邾、杞等九国联军援郑，郑乘机围攻楚军，俘获了楚郧公钟仪献于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为了与楚国和好，主动释放了他，“使归求成”（《左传·成公九年》)。据《淮南子·秦族训》载，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师入郢（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破钟，则象征着灭亡楚国的标志。可见钟在楚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楚昭王返郢都，时楚昭王妹季芈主动要求嫁给钟建，以报答逃亡途中背负之恩，楚昭王任钟建为乐尹。至于伯牙摔琴谢知音（钟子期）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据《吕氏春秋·精通篇》高诱注云：“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楚国钟氏世袭，很可能与楚国视钟为重器有关。

楚人尚钟，直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从随州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的集楚钟之大成的编钟（共65件，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镈钟一件），被世人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

更有可能，楚人尚钟或许与楚地巫风盛行，乐舞发达，楚人好淫祀（指祭祀了不该祭祀的神灵）有关。据《汉书?地理志下》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为《楚辞章句?九歌》所作序中也说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歌舞以乐诸神。”楚人迷信鬼神，笃信巫觋之道，进而渗透在丧葬习俗中，因钟与终谐音，送钟实为“送终”之意。

知识链接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鼎、簋、敦、盏、壶缶等。鼎居青铜礼器之首。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