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的闹剧（三）

1768年，乾隆即位已经三十多年。这一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据安格斯·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的推测，当时中国的GDP名列世界第一。历史上所说的“康乾盛世”，最繁荣的应该就是乾隆执政的这一时期。可是，在这样一个繁荣的时代，为什么会发生“叫魂”这样的危机和恐慌呢？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乾隆时期重要的经济事件。一方面，经济发展推动着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引起社会的分化和矛盾。伴随商品经济发展的人口流动，部分是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要素流动的产物，部分则是由于地区或者行业收入差距所引起。向江南地区流动的部分人口，如乞丐、流浪汉及僧道人士，对流入地的社会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引起当地平民的猜忌和忧虑。

地方平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猜忌和忧虑，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生命财产缺乏保障的担忧。在生存压力极大，生存环境极为拥挤的背景下，他们将私有财产看成是维系生命的唯一保障。孩子或者子嗣也是这种保障的形式之一。正是因为缺乏政府或者法律对财产权的充分有效的保障，他们辛苦积累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剥夺，被抢劫，被充公，被诈骗，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生命一样，总是处于缺乏保障的困境中。对财产安全性的担忧成为不断强化的忧虑，即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这种忧虑也没有因为财产的增加而减退。这种忧虑在面临外来人口的可能威胁时，发展成为焦虑，成为歇斯底里的群体行为。

吏治是个重要的因素。人们对私有财产安全性的忧虑，很大程度上与官员的贪腐、霸占和掠夺有关。西塞罗说，人们签订契约进入立宪国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自由的放弃。放弃自由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需要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没有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人们何苦接受立宪国家的约束呢？在乾隆中期那样一个时代，立国已经一个多世纪。官员的腐败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由于缺乏充分的立法和司法保障，平民在各种掠夺面前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存在环境和未来前景普遍忧虑的原因之一。

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既与吏治及其他政治制度有关，也与普遍的道德滑坡和伦理丧失有关。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深化，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利益关系的性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对传统道德和伦理造成冲击。旧的传统在消失，而新的伦理尚未建立。人与人之间因为缺乏普遍的共同的道德和伦理的沟通而相互猜忌，进而形成敌意。这种情况又被官员的腐败和法律调节的缺位所强化。

危机的深化和恐慌的扩展，从根本上来说，与封建的专制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叫魂”现象，充其量只是一种迷信活动。将叫魂与剪辫联系起来，再将剪辫归结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只是乾隆皇帝专制思维的发展。如果没有乾隆证明专制合法性的诉求，如果没有乾隆试图通过构建“政治罪”来强化专制统治的企图，叫魂不会泛滥为剪辫，剪辫也不会泛滥为恐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正是因为长期的专制，老百姓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才使“叫魂”赋予平民一种“权力的幻觉”，才有他们利用这种幻觉大肆迫害社会边缘人的歇斯底里。

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是否给历史留下什么有益的教训呢？

似乎没有。造成恐慌的那些因素没有得到改变，制度一如既往地运行着，官员一如既往地腐败者，平民一如既往的焦虑着，皇帝一如既往做着他的春秋大梦……1810年和1876年，又发生过两次叫魂的恐慌。

一切都在重复。在这种重复中，中国一步步走向更加深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