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月份外贸数据延续“外暖内冷”的格局，海外市场持续回暖令出口同比增幅基本符合预期，而萎靡不振的内需却让进口降幅进一步放大，导致贸易顺差在7月创出单月历史新高后，8月继续刷新这一纪录并接近500亿美元。

数据显示，8月出口2,084.6亿美元；进口1,586.3亿美元，贸易顺差498.3亿美元，扩大77.8%，改写7月创下的473亿美元的单月历史纪录新高。持续刷新的巨额贸易顺差带来外汇占款加大和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也反映中国内需疲弱背后经济增长动力的严重不足。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靠投资和出口在拉动，内需一直增长乏力，即使是腐败最泛滥的时期，畸形消费奢侈消费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对拉动内需作用并不大。

中国究竟靠谁才能拉动内需？这是政府和经济学家吵得头疼的问题。权贵们该有的都有了，豪宅、豪车、情人、二奶应有尽有，没钱人仍然什么都没有，辛辛苦苦挣点血汗钱只能放在银行，眼睁睁看着纸币一天天贬值。

很明显，要拉动内需，必须首先增加全体国民的收入，而增加收入并不是单纯的涨工资，而是要加大对全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居民，而且也要覆盖农村居民，这样就等于实实在在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如果13亿中国人，大家都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日有所食，谁都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用不着政府和专家操心发愁。

在提高全民收入方面，中国最应该放下身段向日本学习，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76亿美元，这一经济规模，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3%，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GNP总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后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GNP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那以后，日本一直保持第二的位置，直到去年被中国超越。

这期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率340%，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1倍。各个阶层普遍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基尼系数显著降低，从1964年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位，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

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将近1亿人口的“中产阶层”，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国强”方面，1955~1970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增长了约8倍。“民富”方面，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大幅提高，教育普及率迅速提高，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高，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普及率达到90%以上。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把这一核心要点作为这场新经济运动的名称、口号和旗帜高高举起。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发展就会井然有序；如果仅以GDP增长为目标，没有提高全民收入，财富分配混乱，经济发展必然是畸形的。

中国官员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国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而不只是让极少数人过好日子。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催生了极少数富豪，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使全体国民增收。两相对比，他们对待国民的态度，泾渭何等分明。提高全民收入，让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常把GDP作为第一目标，把金钱看得比人重要。当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提高，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时，他们漠不关心。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牺牲一代人，制造虚假的繁荣，能够保持社会和谐政权稳定。而日本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只有大幅度增加全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稳定的中产阶级，从而拉动内需，使社会变得更和谐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