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经济决定财政”是我们常讲的规律，但我国财政税务部门一般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不完全是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设计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更没有形成经济社会与财政税收的关系学说，把政府部门置身于政府首长的工具性地位，只做行政事务，不做经济研究，这恐怕是中国政府管理相对落后的关键因素。本文提出财政应把握国家宏观、长远经济发展大势与大局，把财税法制置身于中国经济大潮中研究财税改革。如当前重点是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10大陷阱问题，由此得到财税改革的根据，以及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依赖，进而从中找到大规模、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财政、税收理论与规律，为人类做出“诺奖级”的贡献。
【关键词】中等收入 十大陷阱 财税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税收政策设计与调整，始终停留在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认识范围以内，财政税务部门没有主动去认识社会，把控财政、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和税收理论，中国大学里的“财政学”和“税收学”都是摘引自西方经济学（实际是叫市场经济学）的名词概念和术语。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理论，往往在东方发展中国家，存在不适应、不对应、不适用的问题。
而中国的财税部门不研究中国经济和经济社会，不把中国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不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财政、税收就不能主动、科学地协调、促进经济发展，除了减税没有更多手段，是我们的财政、税务部门一般工作状态。所以，中国财政和税收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独创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学术地位。
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把财政体制改革、税收制度的优化与调整放在中国经济社会框架内，协调大势、服务大局，从财政改革、税制改革跟进与促进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以改变原来那种上面推着走，催着改，碎步微调式的被动局面，是本文的动机与出发点，并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10大陷阱问题做出初步解释性认识，以利财政与税制改革顺利开展，把握长期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进而找到大规模、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财政、税收改革的理论与规律。
一、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系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5年了，2014年第一季度统计数据是GDP增长7.4%，低7.5%的底线，引起比较大的争议，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不刺激”。其深层原因是：中国经济大势不是减速问题，而是潜在10大陷阱问题，即减速是表象，本质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1]。这应该也是我国财政税务部门对当今中国宏观与长远经济发展大局的判断，并根据这一判断设计新的财税改革路线图，而不应该对网民的一些随意说法与反对设新税的声音过于敏感。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现象与矛盾更加明显。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世界公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较大规模的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升级。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如果中国经济能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十三五”末或“十四五”初中期即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未来5-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中心就经济转型升级，重中之重是大经济体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世界难题。人类社会，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更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集体，如果能够绕过陷阱、避开陷阱、冲破陷阱的宿命，带领近14亿人民顺利抵达高收入国家行列，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我们只知道有陷阱意义不大，关键是要知道有哪些陷阱？其表现是什么？研究如何绕过、避开、冲破陷阱，“我”能做些什么？才是智者的理性选择。围绕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这个普遍存在的核心问题，中国实际上还存在其他许多不可忽视的陷阱，所有的陷阱集中起来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系统一样，它实际也是一个系统，如果国民经济整体实现了转型升级，冲破其他陷阱的难度相对要小（注： 由于字数限制，关于10大陷阱，这里只作简介，分析与破解另文专述）。
二、中国经济社会有10大陷阱
中国目前到底有哪些陷阱，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与定论，《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陷阱清单，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作者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是给与公共经济密切相关的10大陷阱。
1、 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陷阱，也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陷阱。在10大陷阱中，转型陷阱是核心、是主体的，如何避开转型陷阱，是最关键的核心内容，其他陷阱是依赖主体陷阱问题的解决而程度下降，即使是“未富先老”这样的中国特有的陷阱，只要转型成功，“未富先老”陷阱，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甚至认为：“转型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层次的重大问题[2]。
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静态考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包括下列10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二是由粗放、加工向集约、自主制造转变；三是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创造发展转变；四是由结构失衡向结构均衡转变；五是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六是由投资拉动向技术进步转变；七是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八是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发展转变；九是由忽略环境向环境友好转变；十是由少数人、沿海先富向共同、全国全民富裕转变。
这10个方面基本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和优化预期的发展方向。怎么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课题。
2、 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或称差距陷阱[3]。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但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大，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是城市化畸形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中国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拉美各国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也有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城市病，高房价、高地价已经不可持续了，农村、农业问题比过去更加让人端心，土地大面积荒芜，特大城市人口生活品质下降，空气污染、水资源不足、交通拥堵、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整个城市陷入棘手的危机之中。
中国还有一个特有的历史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并与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挂钩的户籍制度。有人认为正是户籍制度制约了城市混乱与动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试设想：如果偶发事件引发大规模区域或全国性群体事件，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其破坏力是惊人的。
3、 福利陷阱。
福利陷阱是指二战后的福利国家通过创办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高福利政策，以调节缓和矛盾，保证经济生活平等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制度。瑞典作为社会福利的橱窗号称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高福利的弊病不可忽视。如希腊政府一遇经济危机，政府靠借债度日，维持不下去。2008年危机爆发前，由于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希腊人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在发达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每年还有多达6个星期的休假。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焦点话题，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如果政府通过福利政策来缩减贫富差距，目前实行的福利政策和制度本身有问题，先要改革福利制度，用正确的福利制度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现象。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0.8%。而2008年美国仅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就为29.5%、德国为54.3%、加拿大为45.4%。
马骏、张晓蓉等撰写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国家福利制度的成熟运行和社会的稳定有一个过程，福利陷阱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它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平衡关系。中国的福利制度过去仅存在极少数人口中，绝大多数民众的社会福利才刚刚起步，但也存在差距、标准与普及的矛盾和问题。
4、城市化陷阱。
城市化，就是经济中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的过程，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大多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一般受教育年限短，劳动技能单一，就业渠道狭窄，大多是城市弱势群体，甚至成为新难民，一有偶发事件就会引发城市暴乱。这种暴乱与交通拥堵、自然资源紧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不足等，带来城市原有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 ，称为城市化陷阱[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迅猛。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称：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由于户籍限制，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27日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从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不可忽视的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35%左右。
目前，有一种谬论：城市高房价是阻止人口流入的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还要提高水价、房租、公共交通费等，要让低收入者在大城市生存不下去，提高最低工资，让中小企业生存不下去。太可怕了，城市、政府到底是谁的城市？谁的政府？现在已经有了房子限购、轿车限购，核心城区限进，只有限的办法，没有疏解的思路，把政府放在民众的对立面，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城市大量征地，人为制造楼市，导致支撑国家经济的不是工业，而是房地产经济，“土地财政”是城市政府的真实写照。
而且有一个农民转成市民，需要多少投资的说法。城市化陷阱不仅有经济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安邦咨询研究员陈功指出：城市化率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发生政变，军政府当道的时期，城市化率也是50%。北非的动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虽然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率高于50%，但这些国家和城市问题的积累期，恰恰也是城市化率50%以后。
5、资产泡沫陷阱。
资产泡沫陷阱是指超发货币导致经济失衡的经济现象带来的灾难式经济停滞。日本近20多年的经济停滞就是陷入了资产泡沫陷阱，这是我国必须清醒认识并要大力防止的。因为我们从2002年M2 18.5万亿増加到2013年一季度103万亿，上涨5.5倍仅花了10年时间，是2012年GDP总额的1.98倍。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中国错误总结了日本教训。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是日本政府为了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陷入了长期萧条。然而，中国主流学界，多数人认为日本陷入长期萧条是因为日元升值，因此，反对人民币升值就成了国内的主流声音。但是，只要人民币不升值，就必然会多发货币，从而引起资产泡沫，而这恰恰跌入了日本陷阱。日本陷阱的真相---不是日元升值，而是资产泡沫。
只要货币滥发，就必然有地方要体现出来，什么产业最赚钱，哪个产业就有可能成为经济泡沫，如近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就是典型的泡沫经济。资产泡沫只是货币滥发的体现之一，人民币升值也是资产泡沫的结果。中国房地产、钢铁、煤炭、汽车等过剩产能行业的泡沫最终必然破灭，泡沫破灭后中国将陷入通缩，中国经济日本化，是或然而非必然，目前应极力避免泡沫断崖式下跌，一旦房地产泡沫被捅破，房价下跌将导致中国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乃至地方财政出现系统性危机乃至瘫痪局面。所以，如果中国政府再刺激，泡沫非破不可，就掉进了资产泡沫陷阱[5]。今年“五一”李克强总理在《求是》杂志撰文“若采取短期刺激，今后几年会更难过”的道理就在这里。
6、 老龄化陷阱。
老龄化陷阱是指新增劳动力供给不足，养老金缺口大等问题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经济现象。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是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96%，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发达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先富后老，我国则是未富先老，是世界仅有的特例。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1年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了345万，这一重要信号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它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效应，很难预知。人口红利消失，人才红利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7、 金融陷阱。
金融陷阱包括美元霸权掠夺行为和流动陷阱两种。美元霸权这个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实际上是美国借助各国央行统治全球经济、获取全球资源财富的主要手段。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美国经济学J•托宾在其论文中，曾运用若干资料证明了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并明确得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的结论。
美国从全球获取美元霸权红利的主要途径是：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中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如果开放，美国金融大恶就会兴风作浪。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4月29日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加大中国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可能引起市场波动。
破解金融市场的运行之谜，长久以来都是人们的追求和理想。俯瞰国际金融体系，对国内外一系列金融大事件进行剖析，我国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中国参与制定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政策和金融手段很不成熟，甚至金融理论没自己独到的见解，如遇金融危机、金融陷阱，只有吃亏的份。而金融陷阱的恶果最终都必然转化国家财力的危机，财政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最后必然是政治危机。
8、 美元陷阱。
美元陷阱是我国3.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带来的增值困难与贬值风险难题。1996年，麦肯锡发表的《无疆界市场》就明确指出：“美国拥有独特的储备货币地位，可以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轻易解决其严重的债务问题。美国所有债务皆以美元计价，美元本身就是世界储备货币，它随时可以制造通胀摆脱债务。”
解决中国外储困境的根本办法是减少外储。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外汇集中起来，本身就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做法。外汇储备投资中的效率损失是惊人的，而且当外汇储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可投资的资产选择就变得非常少。
9、 捧杀陷阱。
捧杀陷阱是指国际上各种针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种“吹棒”与“唱衰”中国，“中国超美成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威胁论”等多种多样的世界舆论，以及美国为首的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与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各种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钓岛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发展环境。
已经有人在国际场合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跃入发达国家之列，全球传媒广告巨头WPP集团总裁马丁·索雷尔甚至说：“我们应当除去中国‘发展中’和‘新兴’这样的字眼”。发达国家此种论调到底是何用心？韩国人均GDP早就超过1万美元，还被称作“新兴国家”，中国只占世界经济总量8.5%，人均收入更是排到世界第100名左右，怎么就被觊觎摘去“新兴经济体”的帽子，值得我们警惕。
成长中的中国，经济规模总量越大，面临的内外矛盾就越多，治理起来也更复杂。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期和阵痛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个时候，我们万万不可落入西方国家“捧杀”的陷阱。
10、民主陷阱。
民主陷阱是指国民的民主政治诉求导致社会政治动荡，直接影响国家富强与人民生活改善进程止步或出现倒退现象。西方的民主道路经历了漫长过程，其社会建设大体先于民主进程，其民主进程又继续推进社会建设。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民主进程，则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即首先依靠一个权威的“发展型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政府再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建设，为政治宽容和民主化创造条件。
民主的根本不等于选票，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能否向全体国民开放，领导人不是家族控制和血缘世袭。其对立面也不是所谓专制，而是世袭制。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目标也是民主，但是什么样的民主需要讨论和社会实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示范”，民主的呼声都会日趋强烈，无可非议。但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能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民主陷阱”。发展中国家不但要避免“经济陷阱”，更要注意“政治陷阱”。中国的台湾省,实际上已经掉入民主陷阱，政治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全失，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负作用。
苏联解体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埃及、乌克兰因民主政治纷争，反而使族群分裂。任何国家和地区政治纷争是永远存在的，采用什么手段让最好的政治实体或政治人物执政，是人类社会管理科学、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一有政治纷争就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用政治代替发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政治与经济，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发展，政治民主还不是我们的第一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来自外力的干预与围堵情况下。战争、社会动乱、族群分裂都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之。
三、财税部门对陷阱的研究要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财政，虽然在民生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但本质上仍然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生产消费型”财政，中央明确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已经20多年了，可政府财政的核心理念还没有转向公共财政上来，政府财政没有首先实现转型升级，肯定不可能为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保驾护航，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助推作用。如国务院决定采用“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按照这一思路，对非国有医院和高校，财政应一视同仁，按服务的质和量提供运营费用补助，在现有体制与理念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
成思危说：“有些拉美国家没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重要原因是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要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财政必须加大教育与科研、创新投入；高校招生就要选拔“高变商”[6]人才；养老金不足，推迟退休年龄，就要扩大医疗卫生保障支出等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企业的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首先是政府的管理理念要转型升级，其次才是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最后才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升级，从政府官员到民众要从“土豪”升级为“贵族”。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现有财政体制下，除增量预算可加大投入外，从任何支出项目中减掉一块，都有很大的难度。没有财政理论改进，没有系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指导，财政体制改革与税制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财税部门是政府公共经济的主体机关之一，必须明晰、明确地提出政府只能管理公共经济，而不管经济的整体，“私人经济部门”不是政府管理的范围。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分工是什么？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因此，财税改革应有一个《财政通则》和《税制通则》，把一些基本原则、基本理念规范出来。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是政治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必然也必须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但政府干预同样也存在着缺陷，诸如政府失灵，政策失效，效率低下，公权寻租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再造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即创造具有创新惯性和质量持续改进的公共组织和公共体制，而不是靠外力驱使[7]。
政府再造就是创造具有内在改进动力、自我更新、自我适应能力的公共部门，重塑政府，使整个政府部门具有高效率。高效率，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理论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可为这一“工程”提供强有力的武器，能较好地回答“政府必须做什么、政府怎样做才能更好”等一系列困惑政府部门的难题。1994年税改后遗留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如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等。理论上有进步，认识才能提高、统一，工作起来才有方向。
现在的财税体制状况，让地方上有点经济学知识的国民很难不这样认为：中央政府为了一已之利，1993年下决心税改，国地税分设，中央地方分税，丢下地方税体系不完善，达20年之久。“肥肉”中央都拿去了，教育、医卫等多种事务下放，基本上是收财权、放事权，地方政府为解燃眉之急，融入经济发展大潮，发展房地产业，现在说我们搞“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为城市、交通建设等公共产品融资，又出现“地方债务危机”。“地方”是谁？是省？是地市？是县市？是乡镇？为什么地方政府搞现代化总是出错？我们的财政到底是“经济财政还是公共经济财政”？理论上不明确，实践上中央“自肥”，必然是地方总出错。中央政府财税懒政20年，地方没有永久性稳定财源，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全部由地方政府担责……
面对“营改增”税改，最终的结果，必然减少税收入，原营业税税目的税金可以作为抵扣进项税金额了，仅广告支出一项全国有多大体量，可见一般。其实，“营改增”只是营业税税种向科学征税更进了一步，但客观上是中央税蚕食地方税，又会引发两税机关合并的议论，这是与世界潮流相悖的，地方税体系需要完善，管理体制可以调整，中央与地方税务征收机关必须分开，地方税务局可以与财政合并，国地税合并是走回头路。
2004-2008年财政收入都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时，才是中国财政税收改革的最好时机，现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税改是次优时期，但是财政体制改革却是最佳时期。中国财政在1994年以前，一直处于困难状态，从1994年税改后，中央财政开始慢慢好转，到2013年财政收入达到12.914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0174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6.6%，增长7.1%；地方财政收入68969亿元，增长12.9%。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10497亿元，比上年增长9.8%。
中国处在变革期，经济转型期，全国人均有一万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具备改革的物质条件，而且中国财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确实太落后了，社会也需要财政变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从一个层次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有如多级台阶，不同层次的经济模型，要有不同的公共经济模式与其配套，协调的、配套的公共经济模式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反之则是经济的负能量。到底中国过去60多年的经济是由什么模型逐步上升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要转型的经济模型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公共经济与其才是配套的、协调的，我们都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
李克强总理2014年5月1日在《求是》杂志发文谈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文中称：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的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不适应、不完善的问题日益凸显，必须进行改革。一是推进预算公开。二是推进税制改革。三是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财政没有理论，预算为什么要公开？向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后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都没有规范。税制改革怎么改？改哪些税种？如何改？税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其理论根据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怎么划分？划分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都没有共识。中国政府财政税收理论太过贫乏，我们过去实际上是糊里糊涂地过了65年，国家财政管理实际只是财政收支事务管理，没有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的脉搏，没有把改革实践的探索上升到学科理论层面，更没有上升到法制层面，既说服不了别人，也没有突出对财政税收理性思考。理论指导实践，指导改革，没有理论的改革，就可能乱改革、乱花钱、乱征税。
中国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更是政府财政应该专心致志研究的范畴。例如国家统局统计核算GDP，财政部应设国民收入会计核算局，每年公布新创造的国民收入总额，用于工资、国家税收、企业利润、银行利息等项目的数据，让全国人民知道我的劳动成果都做什么用途，税收负担到底是高是低，各占分额是多少。
如中国的货币发行，中央银行的M2，把1952年到2013年的M2和GDP数字排列出来，与同期经济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就能做出一个数学模型，从中探索出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货币发行率的中国定律，就是中国金融学的内容。财政、税收入也可以这样做，可以找到政府公共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找到正负效应值。如能对中国10大陷阱研究深，研究透，配以财政税收措施，不仅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重新设计了，税收政策也可以适时调整，出台新税种，淘汰老税种，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都可以自己写。中国如果只有GDP、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世界第二或第一，没有自己的财政学，税收学，最多就是一个“土豪”式的国家，成不了世界级的政府财政与税收。
世界上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关于公共经济的研究与实践总结，对他们有一定借鉴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尤其是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中，若能总结出的财政、税收理论，实际上是对人类做出“诺奖级”的贡献。
2014年5月4日
参考文献：
[1]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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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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