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城市经营理念

文/袁成达

在中国，对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有过争论，而对城市经营也有两种不同说法，即“城市经营”和“经营城市”。

城市化和城镇化虽一字之差，却大有不同。城镇化的概念更广泛一些，既包括了城市也包括了城镇，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而城市化更代表着城市发展进程的状态的描绘。

对于当前中国的国情来说，主攻的方向是城市化，城市化代表我们主要的方向，并且提供主要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很多发展动力都来自于城市、大城市、城市群等。

城市经营与经营城市这两种不同提法，叫法不同，其实质是相通的。城市经营，简言之就是把城市的资源和延伸资源作为资产，通过市场运作，获取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促进城市发展。经营城市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民关心”。

 城市经营既有政府行为，又有市场机制，“两只手”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城市经营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建设方式的深刻变革。

城市经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城市经营是城市整体的经营，包括城市经营的所有构成要素和资源。其不是独立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之外单独运作的一种手段和程序，而是一种思想观念。其渗透、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其精细管理将体现在“信息化”、“智能化”。换言之，智慧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在计划时代，城市建设是非生产性建设，过去强调城市基础设施的福利性、公益性。长期以来偏重于城市建设，而忽略了城市经营，政府只把自己看作是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而不是城市的经营主体。在唯GDP观念下，把城市作为单纯的投入对象，没有当作可供开发利用的巨大资源。在新型城镇化下，对于城市经营而言，是对城市的各类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和市场运营，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诚然，城市经营回避不了要提高城市化率，但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如“沙中建塔”。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其“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方式，将成为城市经营新模式。

我国的城市经营者（即城市政府管理者），为了推进城镇化早有探索和实践。如，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大郊区发展）、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广东模式（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和江浙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及温州模式（以个体经济和专业化市场为主导）。再如“百强县”中的：昆山模式、双流模式、邹平模式、海城模式、宁国模式、迁安模式、开原模式等等。在我国如此众多的推进城镇化模式中，不乏其可借鉴的经验和价值。当然，新型城镇化建设除了我们自身的探索与实践，也应借鉴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少走弯路。

英国可说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时代城市化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英国城市化经验看，其适时、有效的政策法规是城市化有序进行的保证，其住房政策实现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较好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在吸收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美国、日本和西欧也得到佐证。说起美国的城市化，应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其城镇化特点是：以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为动力，以大城市群建设为主体，以中小城镇建设为重点，实现城镇的均衡发展。其城市小而多、城市集聚度高、交通十分发达。与美国不同，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日本采取了以大城市主导，高度集中型城镇化模式。另外，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其城市化的特点是“七个注重”，即：注重规划先行，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注重特色产业支撑，注重保护文化遗产，注重环境保护，注重人口社会融合。同时，德国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而是形成若干功能互补的多极城市群。

对于国外的城市化经验，笔者认为，德国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与思考。然，世界各国城镇化道路都无统一的固定模式，皆是根据本国国情抉择的。我国的城市经营者发展新型城镇化，应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因地制宜，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以政府为督导，市场为主导，以城市群为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城乡一体，多样化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合理的生态型城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