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国不提高退休年龄，到2050年，年轻一代必须拿出自己收入的41%用来供养老年人。在当前现收现付的制度之下，养老保险成为两代人之间“跷跷板”的游戏。（4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

　　延迟退休讨论，近年来成为喋喋不休的公共话题。这一话题的由头，源于人们对养老社会来临的恐惧，对养老金缺口的焦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信任感。网络时代，这些“恐惧”、“焦虑”和“不信任感”等诸多程序，在网络高度发酵，并溢出到现实世界，经过主流或非主流的舆论场再次加工，从而吸引了更多精英和专业人士的加入讨论，并引起公共行政部门的关注。

　　从相关职能部门或主管人士的多次公开宣示看，延迟退休似已提上日程，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将可能实施推展。至于各种方案的优劣和选择，只有到政策出台那天才有答案。

　　至少在目前，延迟退休还处于公共讨论的初级阶段。坊间有各种讨论，也很正常。但延迟退休多元化讨论至今，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已经有初步的设计草案之时，相关人士并不那么专业的偏颇论点，就难免有哗众取宠意味。

　　以这位赵姓北京大学教授的观点为例，他的逻辑就有庸俗经济学论断之嫌，甚至有些危言耸听。所谓“如果中国不提高退休年龄，年轻一代必须拿出自己收入的41%用来供养老年人”云云，若非媒体“夸大其（北大教授）词”，此论显然站不住脚。

　　其一，41%的数据如何得来？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数据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还受到社保体制逐渐完善的影响。无论是北大教授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以现在中国的经济现状和民生现实，推出未来近半个世纪的养老情况，还精确到具体的百分比。如此推论不科学也不严谨，媒体标题党可以以此聚集眼球效应，但对严谨的学者来说，不可以如此轻率。

　　其二，延迟退休之所以经过充分酝酿而未能变成现实的公共政策，就是这一命题充满正负两重辩证效应。若只考虑到延迟退休，或能解决老有所养以及填补养老金缺口之漏洞。但副作用是，退休年龄延迟也使得年轻人就业压力增加，且凝滞了人才更新换代的速度。这一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因而才让政策设计者相当谨慎。作为严谨学者，讨论延迟退休应该深思熟虑而不能偏执一词虚掷一论。

　　其三，在全社会都深涉公共话题的情境下，底层民意的诉求处于信息爆炸的紊乱状态，但最接地气，其利益诉求最值得关注。以公众深忧的养老为例，最根本的救济手段是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保制度。然后辅以社会、家庭和商业养老作为补充。这才是“道”层面的命题。至于延迟退休，不过是“术”或者“器”层面的解决所谓养老金亏空的一个选项。

　　所谓养老金亏空，也不过是一种观点，亏空数据至今都有许多版本。讽刺的是，接地气的民意诉求人们关注的少，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完善，反而变成了庸常的命题。一些不安于书斋的学者们和不安分的舆论前者呼后者应，凭借其掌握的话语权，制造一些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的新闻效应。窃以为，延迟退休，多少就充溢了专家和舆论强加的浮躁要素。一些看似凿凿的数据，也引无出处，只是制造庸俗经济学游戏的素材。

　　近年来，因为专家学者和舆论联合制造舆论影响决策的乌龙事件不少，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联合扼杀了“五一黄金周”，现在又调转风向希望恢复五一长假。

　　延迟退休也是一锅充满沸腾讨论的煲不熟的粥，学者和舆论拼着命填材加料，搞成了酱缸效应。对此，不管北大教授还是什么权威舆论，不必管他（它），不妨视为舆论喧嚣时代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