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 “雾霾”到人性“七宗罪”
最近，伴随着“雾霾”成为2013年热门“词汇”， 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 “七宗罪”与我国佛教的“贪嗔痴满疑”的人性“五戒”。、
大工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人性的“邪恶”面推向了有史以来的“风口浪尖”，人类面临一种从制度角度无法改观的“危机”，处于历史上难以回转曲折而狭窄的巅峰之路。它促使我对人类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历史及生活方式做个比较，比较结果令人“沮丧”！
我曾于《人为价值论纲》（2005）一书中曾将客观世界分为：物质世界、制度世界与人文世界三个层次。就从此三个角度做出比较：
物质世界角度。人类历史任何发展阶段都未象如今，使我们“百年内”看到人类生存方式的“终点”，以一至两代人可预见的速度展现：石油告罄、铁矿石告罄、煤炭告罄、有色金属告罄；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河流饮用水污染、气候问题、冰川融化、生态危机等等。。。我们生活在诸多 “告罄”与·危机“并存的阶段。“大工业化”仅百年历史， 人类“大工业化”生产方式面临物质世界“精尽人亡”的终点。
制度世界角度。在人类接受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以来，近二十年，不可抑制的大小经济危机六十余起，全球范围的，二十余起，以“蝴蝶效应”千山万水的传导他国。有的通过汇率，有的通过通货膨胀的输入，有的通过股市债券，有的以金融创新工具翘板，有的是不良债务引发，有的来自产业，不以而足；有的危机来自发达国家，有的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有的来自转型经济体，有的仅仅是人为炒作。。。，，世界制度体系下，人类生存环境每天都处于烽口浪尖上不可摆脱“魔霾”的动荡中。
这个时候，我们会深深反思，人类的生活的宁静将永远被打破，幼时古文中所讲过“意蕴幽远的古诗 “蝉噪林宜静，鸟鸣山更幽”、“故园黄叶满青苔,梦破城头晓角哀，此夜断肠人不见,起行残月影徘徊”，这种人文的宁静与人性至真的哀思的美丽已经再也不复存在，它成为历史！
这种“大美”表征的是处于我们所规范的“物质、制度、人文”三个世界顶峰的人文世界。中国的历史人文哲学讲究一种“大道”哲学，什么事“大道”呢？ “规律”也。
最近十几年我开始“读史”，空时会究研“国学”。自历史《周易》辩证哲学以来，中国百家人文哲学繁荣。读老子的“道”，“天人合一”、“返朴归真”；读儒学家的“道”，“心学“、”理学”；读老庄的“道”。 这是一种寻求“道“的艰辛的人文修炼。
二、 制度文明、经济学与大工业化“邪恶”
我不禁思考，人类“大工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作为制度文明进步进程，是否是唯一“之路”？
中国儒家有“欲、私、理”的辩证，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规范。在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欲”的管理是本源性的内容。它包括人对物质生存欲的追求，但不包括人对精神价值观的追求。基于人类原始“欲”的本源，管理研究的人性的最初设定的前提体现为“物质化”的，即，追求物质经济利益导向的。
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制度理性越来越完善，同时发展了人类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表征的人文世界的发展。这样，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与人文体系的发展使人类性质的本源中所具有的“私”与“理”之间的关系有了辩证,发展。‘理’是‘欲’发展的文化产物的综合，‘理’的认识包含了“私‘的内涵。“私”体现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度或体制文明，而‘理’体现为人文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大脑反思所接受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意义”。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人的“理”的内涵逐渐突破了以“私”来解释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化内容，并促使人文世界意象的繁荣。从而，人文世界富有价值意义的内涵成为“三大世界”体系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与人类发展愿景指导。
当前，人类所接受的制度化经济体系构建思想来源于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指导。西方哲学在16、17世纪所发生的“向认识论的转化”就主要由自然科学的进步所推动的。由于西方17世纪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绩，人们很自然地产生了：牛顿（Isaac Newton，1642— 1727）的原则和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他们运用于同样作为人类知识组成部分的其他学科领域呢？ 因为，自然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一切都获得了其科学性！
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论》的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采用了实验科学方法改造哲学的意向。
休谟的雄心就是成为精神科学中的牛顿。作为一个哲学家，休谟是从哲学的普遍性上高度民主概括牛顿实验科学的意义的。休谟在《人性论概要》中表示，他“打算以规范的方式对人性进行解剖” 。在这里休谟的意思是说，研究人性应当采取分析的方法，“象解剖家那样”，“工具化”但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来揭示人性。
亚当 斯密 (Adam Smith,1776)受到休谟思想的影响，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从而亦不折不扣的将“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分析体系在及其运行上打上了“工具化”的“社会物理学”的标签，自此，经济学分析体系吻合自然科学“真理”性的要求。从而经济学分析体系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社会物理学”。
所以，我曾提到自此以后的“大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邪恶”，谈到基督教的“七宗罪”、佛家的“贪嗔痴慢疑”五戒关于人性认识，特别是对人类制度化文明及其社会秩序构建中的“人文缺失”并有不断繁衍趋势的遗憾。当前，在 “物质、制度、人文”三个层次世界中，人类正处于大工业化所带来的工具化制度文明形成的关于“生存与毁灭”的深度质疑与生存方式的探索。历史人文哲学对宇宙的认识带来了启示，让我们将工业化“铁的躯壳”爆砸开来，露出起斑驳的“孱弱”内脏，不具“涅盘”升华引擎的“消瘦”的人文内容，不足以支撑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大工业化的邪恶躯壳留下的 不仅仅是“资本”的“工具化”，更多的是“资本”的“工具化”绑架过不留一丝残渣的人类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它“绑架”了资源，绑架了公共物品，绑架了“制度文明”，未留予世人获得人文世界引领“涅盘”图腾的平台。“人文”的“缺失”，每个人不能再感怀幼时古诗词中体悟到的生存“大美”，不能在“挚真”与“哀愁”中憧憬“生命”与未来的意义！
“大工业化”商品经济模式警示的人类危机，会否致使人类求“真”寻“大美”的本性与本源“大道”就此中断？！
三、人文“缺失”与经济体系终极救赎
历史上，自然科学科学取得巨大成就，使自然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指导所有学科研究中处于主流地位。这令我想到儒家认识论“欲、私、理”的哲学辩证。
工业文明创造了满足人类“欲”的多彩的物质世界，创造了“私”的体系，即，商品经济的制度文明。也暴露出人类可持续发展制度文明的“弊端”，即，“人文”缺失。儒家所提的“欲、私、理”序列对其作出很好的阐释。
工具化的生活与行为方式改变了人类生活，将人类生存方式带入深渊，人类为自己种植下危机。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中以自然哲学为指导的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思维模式会重新会受到当前人文社会的质疑。这时候我们会想到处于世界东方的古老而伟大的国度，她是我们中国，在五千年历史演变与无数实践提炼中它的人文哲学思想是极其浩瀚的。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如何？深刻、简朴而辩证的“天人合一”思想、“天、地、人”和谐的“三才”之说，“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人文理念，以及宇宙运行的“五行”辩证哲学思想，它对人与社会、自然界、宇宙能够和谐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指导价值。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以优秀的东方人文哲学的合理成份指导人类实践活动，指导人文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以驱动人的行为为基础的人文化的研究对人类价值创造的实践活动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王力 赵渤 ，管理学流派思想评注图鉴：历史、方法、趋势[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
赵渤 著，人为价值论纲：价值运行原理与企业价值增长机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赵渤 著,中国金融监管：风险、挑战、行动纲领[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
苏东水 苏宗伟 赵渤 等，中国管理学术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