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策划了“联合国被忽悠”的新闻？

四川西充8岁艾滋病儿童遭200村民联名“驱离”的新闻一出，媒体、防艾机构以及社会人士不断赶到这个离县城28公里的偏远村子。19日，联合国驻华系统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十分关注坤坤遭到村民歧视的情况，称羞辱和歧视是阻碍艾滋病防治进展和终结艾滋病的最大障碍。但事情在持续发酵中反转，来了个急转弯。坤坤爷爷罗生(化名)告诉凤凰网，村民写联名信“驱离”坤坤一事是媒体让这样做的，“联名信的内容都是他们写好的”。（法制晚报2014年12月20日）

此消息一出，《联合国被忽悠 艾滋男童遭驱离竟是“策划”》的标题新闻几乎占满了各大媒体网站的头版，而网民也骤然反戈大呼“上当”，并迅速从对村民歧视艾滋男童的指责与声讨中跳了出来，再次对媒体“策划者”的职业道德开始了声讨：

 “我理解村民的做法，因为看到这个病谁也会害怕，但我不理解的事，作为一个媒体，你让更多人关注，同时，自己该想如何能帮助他，我也是传媒人，作为媒体，应该是有底线，更应该弘扬真善美。”“这个孩子那么小，这样对他真的忍心吗？你们换位思考过吗？”“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得到的利益，就过度消费公众的同情心，这是建立在踩踏其他村民道德上、以踩踏别人的道德来博关注的可恶行为。”“这种新闻策划违背了真实原则，希望真相快点查出。”“透支社会道德！制造负面情绪！让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善良产生质疑！这种蔑视中国人自身善良的炒作应该判刑！”……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不作就不会死”。或许，网民这宏大的声讨，就是对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新闻的宣战，更是对无良新闻工作者的警告和批判吧。马克思曾说：“人民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P233）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新闻的底线，如果说新闻媒体人连这条底线都守不住，那么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也就只是一句空话而已了。

然而在愤懑之余，笔者突然想起一句话来，“过度的批判就是脑残。”因为在还没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一味地批判就会混淆人们正常的思维和判断。事实的真相是：坤坤是由患有白内障的爷爷罗文辉仅靠着种一亩田、养三头猪和政府补助养活的，因为坤坤患有艾滋病并且非常调皮，因而爷爷深感无力照管，就“希望有能力的社会机构能够收留我的孙娃子，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但结果是他的求助并没有太大效果。直到12月7日有两名自称是“成都记者”的人找到他，罗文辉向两人提及希望坤坤能获得收养的意愿，于是就有了一个“想办法让坤坤得到外界关注”的“策划”。

另据新京报报道，两位“策划”的记者也表示：“他爷爷想把他送走的愿望非常强烈，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没有如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言语上或许暗示过他爷爷写联名信。”虽然他们承认在方式上欠妥当，但觉得也是“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希望坤坤能引起关注。”而那些在“策划”中按手印的村民，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希望坤坤有更好的去处。”

随着真相的逐步明晰，网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声音。比如“这件事情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它是一件值得我们关注并且发现其中的问题的事情，只要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得到帮助，策划也没有什么不可。”“没有足够的关注，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是现实。虽然作法不当，但也是出于无奈，所以还是可以接受的。”

直到现在为止，诸多媒体的报道也未爆出这两位记者的真实姓名，而当凤凰网多次问视频拍摄者“当晚写联名信的想法是谁提出的”问题时，对方也没有正面回应。于是，笔者再次查看了“四川8岁患艾滋病男童遭200村民写联名信驱离”的新闻，文后显示的是“记者郭洪兴、陈永斌”。——笔者在想，设若没有这两位记者的这场“策划”，设若这件事情没能引起网民乃至卫计委、联合国的关注，坤坤能得到有效治疗、能有学上、能有一个好的归属吗？坤坤爷爷罗生的愿望能够得到实现么？

正所谓“人有好坏之分，事有正反两面。”从新闻职业的基本规范上来说，这两位记者的“策划”的确有点“出格”；但从事发的动机和所得到效果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亦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毕竟，要真想把一件好事做好，也不是十分简单和容易的事情。

（李吉明2014年12月21日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