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必须要有社会力量的充分参与

　

　　贺永顺

　　

　　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持续不断的改革，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全世界绝大数国家都在实施各种类型的改革。如果没有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一定不会如此繁荣，所以义务反顾地继续推进改革，是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保证。如果中国的改革步伐停止下来，不仅无法解决自身目前存在的问题，而且也会继续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这已是全中国人的共识，人们对这一点没有疑义。也正因为如此，本届中国政府才继续高举改革的大旗，并要求人们继续以改革的精神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类问题。

　　然而对于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却不是所有人都会有正确的认识，很多改革者还是习惯于从以往的改革中来汲取经验，即希望通过各级政府中的改革者出台一批政策，就可以像30年前那样一下子让中国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而事实上这种一呼百应的状况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因为今天的改革环境与30年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30年前启动的改革，我称之为“体制松绑型改革”。当时的情况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希望改变只进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而不鼓励任何生产的现状，但是极少数上层当权者却凭借权力利用极左的意识形态阻挠整个社会进行任何改变。这就像少数极左的当权者用一个意识形态的绳索捆住了整个社会，所以当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上层，改革的难点主要是打破上层当权者的束缚，改革的主要切入点就是改变极左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以其过人的勇气和智慧，首先从上层当权者入手，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一旦高层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就像一个被剪断绳索重获自由的人一样，一下子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社会财富因此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加。

　　前30年的改革，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一个接一个地剪断体制中对人民的各类束缚。从不允许人们进行自由买卖到鼓励市场发展，从不允许发展经济到搞经济特区，从不允许使用外资到鼓励引进外资，从不允许人们致富到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从不允许人们自由耕种到允许包产到户，从不允许自主经营到允许人们承包经营，从价格管制到价格放开，从不允许民营企业到限制民营企业，再到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从不允许土地买卖到鼓励土地出让，从不允许房地产发展到鼓励发展房地产……，等等，这些改革无一不是通过打破束缚得以推进的。推进“体制松绑型改革”的难点就在于松绑，即松开那些强加的或是存在于自身意识中的体制束缚。一旦整个社会被松绑，改革就会被启动，人们的创造力就会被释放，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也都能从改革中获得好处。

　　然而30年后的今天，束缚人们进行继续改革的外在或内在绳索少了很多，改革的阻力已经不再是若干体制束缚了，而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利益关系。这种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的利益关系，就像一个个链条将千千万万个利益主体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板块。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联结板块，如果不进行改革，各个利益方的利益就有可能被长期固化，利益阶层的正常流动就会受阻，进而就会导致社会不满并引发社会动荡，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变得不可能。但如果进行改革，又会牵动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因为在相互关联的社会利益关系中，任何涉及到一个利益方的改革，都有可能引起若干利益方的利益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并导致改革受阻。

　　举例来说，如果要进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改革，涉及到的利益相关方即有：粮食消费者、粮食流通者、粮食加工者、农资生产者、农资经营者以及政府管理者，甚至还会涉及到外国生产者的利益，如果对上面的利益相关方再进行细分，又会派生出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如粮食消费者又可以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高收入群体、中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粮食流通者又有中央级的企业和省级、省级以下的企业，等等。换句话说，增加农民收入的任何改革都绝不仅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事，而是和无数个利益相关方的事，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这些无数个群体的利益。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都只能遵循市场规律，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希望增加农民收入的改革，喊了若干年也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成效。

　　由于此类改革的关键就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又将这种改革称之为“利益调整型改革”。“利益调整型改革”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打破固有的社会利益关系，如何消除不同社会群体对改革的阻力，从而改变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地位。

　　两种不同难点的改革自然要求改革者采取不同的改革略。对于“体制松绑型改革”来说，由于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社会上层，甚至就是少数几个当权者，所以改革就需要从上层来推动，改革者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抵制反对改革的少数力量就可以了，这就本能地需要改革强人的出现，而并不过多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所谓只要牵上层一发即可动社会全身。而对于“利益调整型改革”来说，由于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千千万万的利益方，所以到底改革哪里以及如何改革，仅凭上层管理者的力量和智慧就非常困难。因为上层管理者很难洞察千千万万个利益方的利益关系是否合理，更难找到合适的改革办法来调整那些不合理的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关系是否合理，只有利益相关方自身最为清楚。所以“利益调整型改革”天然地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

　　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充分参与，就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改革者就会茫然无措，不知道到底要改什么，改革的目标就会模糊不清甚至会偏离社会问题本身，如果硬要推进这样的改革，不但不会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会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如此以往，无论是改革者还是社会成员对改革的信心都会消退，整个社会的改革意愿就会下降，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会减弱。二是改革就会失去动力，改革者推动社会改革需要足够的力量，如果改革的对象只是少数几个当权者，一两个政治强人就可以推动改革进行，但如果改革涉及到了若干社会利益方，只靠一两个政治强人是肯定不行的，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懂得借助社会力量，否则改革就很难有足够的推动力，甚至根本无法启动此类改革。两种后果相互叠加的结果，就是改革停滞不前，社会矛盾逐步积累，社会发展受挫，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在这里略举一两例。一个例子是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新一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但整个社会特别是企业单位好像反响平平，各级政府似乎也并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做，为什么？因为社会或企业需要的权限上面不给，上面下放的都是一些本就可有可无的事项。道理上来说，下放什么、减少什么，要让企业提出来，如果不让企业参与，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政府即便真是在割肉，社会或企业不欢迎又有什么意义呢？！另一个是公车改革，本来人们对公车使用过程中比较反感的问题就两个，一是大量的公车私用，二是违规配备了专车，这两个问题解决起来其实很容易，谁私用公车或是违规配车就暴光，并按八项规定要求处罚，其中的关键是严格执行动真的。但我们现在的改革方法是给每个公务员按级别发一笔钱，这显然不是最好的改革方法，几乎会肯定带来新的不平等。其他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高考改革，等等，改革者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改革方案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很多的真正有用的改革措施经常是半途而废，最终导致这些改革没有一个真正成功。

　　所以说，今天中国的改革事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意愿正在丧失，即使有意愿的地方也非常难以推动，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处于一个前进不得、退也不行的困难阶段，而事实上人们希望国家继续进行改革的愿望又很强烈，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如何打破这种矛盾的改革僵局呢？笔者认为就是要动员或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推动改革，让社会改革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

　　一是要允许社会成员正常表达社会问题。问题本身是才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允许社会或是鼓励社会成员正常表达社会问题，有助于改革者了解问题所在并据此确定改革目标和方法。任何一个再聪明的改革者，都不可能代替社会成员了解社会问题所在，社会成员的问题表达甚至利益冲突，正是弥补了改革者对社会问题认知的不足，改革者才能真正地接地气，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真心拥护。

　　二是要集中社会成员的智慧提出改革方案。如何进行改革，其实社会大众是有智慧的，因为他们知道问题所在，也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是不可多得的智慧源泉。改革者由于没有直接的感知，他们即使有很善良的愿望和专业的知识，也很难找到最好的改革措施。中国改革的前30年经验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包产到户的发明人是小岗村，经济特区的发明人是蛇口人，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则是一个个的个体户……这些改革的智慧全部来自于社会。

　　三是要借助社会力量抗衡反对改革的力量。由于“利益调整型改革”肯定会减少一部分人的不合理利益，这些利益受到影响的既得利益群体就是改革的阻力，古往今来的改革过程中，这种阻力都是很大的，也是改革最终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如何抵消这种阻力，以及如何让改革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答案就在于社会力量。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需要改革的利益关系，其推动改革的力量一定会大于阻碍改革的力量，所以改革者只有借助这种力量才能推动改革，改革的车轮才不至于停止。

　　四是要积极鼓励社会成员监督改革成效。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让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更加合理公平，改革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成效，当然需要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评判。没有人民评判的改革，只会是一场改革者的改革闹剧。前一段时间争论不休的一些地方的车改、医改、房改、高考改革、金融改革……等等，似乎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改革的成败的标准应当是清晰而准确的，不可能出现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改革的成效没有社会监督，只让所谓的改革者把持了话语权。

　　关于改革需要社会参与的理由有很多，上面只举了一些最为主要的理由来说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改革需要鼓励社会参与，如果还是认为少数有正义感的社会精英就可以继续推动改革，那就一定会葬送中国的改革，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就不可能实现。

　　当然我们也明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改革需要理性的制度设计，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大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需要逐步地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但这种渐近的过程要能尽量缩短，因为过于长期缓慢的推进，会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管怎样，现在有志改革的改革者都应当相信，社会参与对于中国目前的改革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一点对于中国改革的持续生死攸关。